巴黎和会“公理战胜强权”理想的破灭，还使陈独秀得出“公理需要强权维护”的观念。这一观念的产生使陈独秀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在1920年9月《谈政治》一文中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斗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握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就已经向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发展了。
第二，如果说巴黎和会是陈独秀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阶段，那么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推动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
中国人最早认识十月革命的真相、性质和意义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7月1日就发表了第一篇正确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与李大钊相比，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要迟缓得多。他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潮中认识十月革命的。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意大利等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使陈独秀看到北洋政府所竭力防遏的“过激派”竟然风靡世界，它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潮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19年2月19日，他在《每周评论》第8号上发表《公理何在》一文，对十月革命过激派表示了同情：
“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国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进而他由同情逐渐转变为赞同、支持：“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因此，在赞同、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高唱“民主”、“平等”、“公理”的巴黎和会给中国送来的是国家主权的丧失；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是《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反一正、一暗一明，在陈独秀那里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第三，从五四运动到1921年，陈独秀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并进而建立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基本上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五四运动的暴风雨和三个月的铁窗生活是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推动力。他出狱后不久，于1919年12月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就已经能初步运用阶级观点剖析他长期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并区别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和20世纪无产阶级民主具有不同性质和内容。1920年3月，他发表了《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人口问题与社会制度、发展科学的关系。5月，他发表《劳动者觉悟》的演说，论述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应倒过来，“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即“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同时，他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讨论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驳斥资产代理人的谬论，揭露资本家以红利名义榨取工人劳动的血汗，说“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
尤其是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更是一篇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战斗檄文，是陈独秀思想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国家观，认为近代国家“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的主权”，“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进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同时，他还抛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称赞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公然宣称：“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坚信正义的强力，“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的效用”。承认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当时条件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秋，陈独秀继续发表了《答柯庆施（劳动专政）》、《致罗素、张东荪的信——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等一批文章，将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说与批判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相结合，鲜明地举起了社会主义旗帜。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如主张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社会主义生产制的观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和集中的展示。这一切表明，陈独秀已经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并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当然，陈独秀在接受并确立科学社会主义观念的同时，其间也有混乱矛盾，甚至反复。比如，他也曾说过“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它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地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他也主张过要“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的权利”，“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的地位”；他甚至还污蔑人民群众是群氓，“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等等。但这绝不是主流，更不能以此否定陈独秀已经以其坚定的意志和不屈的努力，完成着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凤凰涅槃”。
尤其要指出的是，作为有倔强和“一往无前之定力”个性的、且已近“四十而不惑”年龄的陈独秀，一旦完成思想转变，他便会全力以赴地朝着新的目标奋进而不服任何压力。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上，他比李大钊晚，但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创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功绩上，则无疑是比李大钊大的。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已近“不惑之年”，这一点极为重要。在当时，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李大钊也比陈独秀小了整整十岁。从这一点看，陈独秀思想发生“质”的转变，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充分说明了陈独秀不懈追求真理，以真理为人生第一目的的崇高精神和品行。
2.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辞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务，去武汉讲学。返京以后，反动军阀政府准备再次逮捕他。为了避免敌人的迫害，李大钊为他准备了骡车，从北京西站把陈独秀接走，在李大钊家乡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暂避，然后送他由天津乘船赴上海。一路上两人商讨了有关建党问题，陈独秀认为应该立即着手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由此他们分赴北京和上海，筹建共产党。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小组从此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组之一。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一行来到上海，陈独秀热情地接见了他们，着重讨论了根据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组建无产阶级政党问题。
魏金斯基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陈独秀约集社会主义者，召开了多次座谈会，研究社会主义、劳工运动，酝酿建党工作。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准备工作顺利进行。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7、8月间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发起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指导全国建党。
首先，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从思想上为全国建党作准备。
1920年9月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上海共产党的公开理论机关刊物，系统介绍马列主义著作，从第8卷第1号起，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纪念日，上海发起组还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由陈独秀亲自起草的第一号《短言》明确指出：“经济的改造自然是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破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又说：“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罗斯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式不可。”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个《短言》，相当于《共产党》月刊的发刊词，更可以说是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第一个党纲草案，它成为一大党纲的基础。《共产党》月刊还发表了一批文章，用以介绍俄共（布）建党的经验，探讨中国革命的纲领，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在当时起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曾以“旗帜鲜明”四个字来称赞陈独秀创办的《共产党》月刊。
其次，到工人群众中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陈独秀创办了上海党组织后，为了开展工人运动，他极为重视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1920年8月15日，他创办了第一个面向工人群众的革命刊物《劳动界》。这是一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陈独秀作为主要撰稿人，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文章短小精悍，富有说服力，因此，该刊颇受工人群众的欢迎。有的工人写信给陈独秀，倍加赞扬，说我们工人过去有冤没处申、有话没处说，《劳动界》“做了我们工人的喉舌”，欢呼《劳动界》万岁！
陈独秀等还极为重视深入工人中去宣传。在上海党的帮助下，1920年10月3日，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陈独秀等以“参观者”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陈独秀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强调指出，工人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立一个大力量的工会”。在会议期间，陈独秀亲自和筹委会员一道，草拟了机器工会章程（草案）。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在陈独秀的上海党组织领导下正式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它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同年12月，又改组成立了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多人，还创办了工人刊物《世友画报》。上海党组织利用上海“工商友谊会”办的《夥友》（前7册）向店员工人进行阶级教育。陈独秀为这一刊物写了发刊词。后又开办了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并进而成立了纺织工会。陈独秀这一时期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重视，表明他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再次，陈独秀还在组织上指导各地的建党工作。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在筹备建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国各地建党工作中，陈独秀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即让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同时，陈独秀还写信给济南的王乐平，与他商讨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又派刘伯垂从上海到达武汉，与董必武联系发起组织党。据陈公博的回忆，广州党组织的建立是陈独秀的主张，1921年冬，陈独秀去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促进了广州党组织内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重建了党的组织。在日本的施存统和周佛海，本来就是在陈独秀领导下参加上海建党活动的重要成员，与上海发起组及陈独秀联系更加密切。在湖南，毛泽东与陈独秀早有来往，1920年，毛泽东又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对他思想的转变影响很大。毛泽东在上海曾与陈独秀讨论过马克思主义和有关改造湖南的问题。毛泽东返湘后，在建立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过程中，和陈独秀有密切联系。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还谈到了陈独秀在国内建党的问题。
陈独秀和上海共产党实际上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当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在广州，还派陈公博来上海参加大会并写了亲笔信，提出了四点建议：（1）征求党员；（2）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3）注意纪律；（4）目前主要工作是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作准备。
在整个思想转变和筹建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发展的。可以说，上海共产党是建立全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而陈独秀又是建立上海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因此，陈独秀理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创始人，党的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便是对他这一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