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陈独秀在批判传统文化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说：“学术何以为贵？曰，以牖吾德慧，厚吾生；文明之别于野蛮，人类之别于其他动物也，以此。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
用今天的话说，即凡是有益于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学术，都是值得肯定的。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正是如此，因此他说“国果有粹，未始不可保存”，他要反对的只是那些“盲目的国粹论者，守缺抱残，往往国而不粹，以沙为金”。
其次，陈独秀根据以上判断标准，对一些具体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判断。
比如他说：“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而“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即使对被他猛烈抨击的儒家学说来说，陈独秀也不是全盘否定的。他说：“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之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再次，陈独秀虽猛烈批判古代文学中的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等，但对古代文学中的优秀成分，他仍认为需要继承，不该被一概否定。
比如，他认为《国风》、《楚辞》，斐然可观；庄周、司马迁之书，善写人情；魏、晋以下五言诗，抒情写事，“在当时可谓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步”；韩柳散文，一洗前人纤巧推朵之习，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此外，陈独秀和胡适还提倡通俗国民文学，把古代的《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
4.新时代之开端，一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毛泽东曾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这个“总司令”的比喻和评价是符合实际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总司令作用，从他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两方面即可得到证明。
首先，我们来看看陈独秀的思想影响。
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由此掀起的巨大的思想启蒙浪潮，为五四运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做了必要的准备。陈独秀从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到五四运动的四年多时间，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在宣传民主和科学的同时，与他的战友一道冲锋陷阵，对封建伦理道德、儒家的中心思想——三纲五常，以及藏垢纳污的封建文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成为向旧世界开战的号角，在当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许多青年对《新青年》爱不释手。1917年1月，有一青年致函《新青年》说：“什幼即学……今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新青年》第3卷第2号刊载一青年读者来信说：“仆于友人处得读所谓文学革命论，甚佩甚佩，立起入市，购得贵志全册……”许多青年称《新青年》为“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指针”，青年得此如“清夜闹钟”、“神咸感奋”。毛泽东后来回顾说，他曾是《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我特别爱好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他曾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思想，开发新思想……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可以说，《新青年》的新思想，促使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民主主义；又促使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在这一时期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多革命先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新青年》和陈独秀的影响。李大钊誉他为“光明”，李达赞他为“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叶挺尊他为“明灯”，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并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五四前后出现的各种进步青年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等，大多都是在陈独秀及其《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陈独秀作为当时思想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五四运动的到来起了呼风唤雨的伟大作用。
我们再来看看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影响。
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时，其意还主要是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并不以“批评时政”作为“其旨”。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迅猛发展，陈独秀开始自觉地意识到必须改变这一编刊宗旨。他从1918年《新青年》第5卷开始，加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内容。尤其是为了分析形势、评论时政，指导爱国学生的政治斗争，他和李大钊一道于1918年12月合编了《每周评论》。这一具有更强烈政治性的刊物，每期都有国内外大事评论和社论，还辟有“山东问题”、“对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栏。他和李大钊写了大量杂文，对官僚政治、军阀专横等种种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全国人民一样，更有着一种抑制不住的爱国热忱。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杂文，并在5月4日至6月3日之间又发表了33篇杂文式《随想录》。首先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中，揭露了巴黎和会的本质。指出“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指出：“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在《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略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他号召全体国民都要投身到这场救亡的伟大斗争中来，并接着提出以暴力进行民族自卫的思想。他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中说：“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即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平民征服政府”，即反对封建主义。当反动当局倒行逆施，连续逮捕学生时，陈独秀为了鼓舞斗争中的青年，将爱国运动进行到底，写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指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他号召和鼓舞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并说：“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陈独秀对学生斗争的鼓动和指导作用。
面对残酷的斗争现实，陈独秀亲自起草了一份传单——《北京市民宣言》，锋芒直指皖系军阀的中央政权，对政府提出最后最低的要求：“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该宣言将运动引向了进一步的政治要求，特别是提出了“根本改造”北京政权问题，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触及了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这可以说是陈独秀政治革命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记录。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冲锋陷阵，和高一涵等于1919年6月11日晚亲自到中央公园新世界游艺场去散发该传单。当陈独秀登上新世界屋顶花园正在向下面的游人散发传单时，遭到了反动当局暗探的逮捕。被捕时，他还是大呼大跳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后被关押了98天，在各方营救下才获释放。
二、革命洪流中，历史选择了他又很快抛弃了他
1.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陈独秀是否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由于陈独秀后来确实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学术界很多人在探索陈独秀这一“转变”问题时，认为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但并未完成转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向后转了，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更认为陈独秀始终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商讨的。笔者更赞同学术界的第三种观点，即肯定陈独秀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虽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不是主导的。
那么，陈独秀在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走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历程呢？
第一，当陈独秀思想复归“直接行动”后，就已经具备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即正是当陈独秀否定不参与政治的观念，在“直接行动”观念引发下，使他有可能选择以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过激主义”的暴力革命来完成“救亡图存”这一历史使命。这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基因。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黑暗中的中国政局及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使刚刚发动的启蒙运动又迅速回归政治热点，对时局政治的关心不断升温。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的创办是陈独秀等启蒙者放弃纯而又纯的启蒙运动、复归直接参与时局政治的重要标志。《每周评论》的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再也不是“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了。
当然，在巴黎和会之前，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国际国内政见的文章，仍属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范畴，对国内政见充满了改良主义气息，对国际形势极力歌颂“公理战胜强权”，希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公理”帮助，拯救中国。然而，巴黎和会真相大白，西方国家真面目得到彻底曝光，陈独秀一直鼓吹和追求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榜的西方文明国家不顾起码“公理”而完全牺牲中国的利益，这对一个有彻底觉悟的爱国主义者——陈独秀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保持沉默的。然而当时中国的政局却是一片漆黑，法律问题、裁兵问题、废督问题等等，一一都没有解决。在国难又一次当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是立即实行自强措施，团结、组织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反而实行妥协政策。眼看民族悲剧又要重演。在这种外患——外交失败，帝国主义压迫，内忧——政府黑暗，自强无望的局势下，肩负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历史使命的先进爱国知识分子，要么因绝望而沉沦，要么在绝望中选择改变现状的直接行动。陈独秀是个战士，他自然选择了后者。
他说：“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巴黎的和会……我看这……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而这种“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在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良性质的语调已经不存在了。由启蒙到参与政治，由从事“间接运动”到推崇“直接行动”，陈独秀自然地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巴黎和会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契机。巴黎和会的结局，使陈独秀认识到“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无论是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民主，也并不是真正人民的民主。“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财产工商阶级……对于……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在此，陈独秀不仅把民主区分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而且把民主看做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旗帜。这是陈独秀民主思想发生质变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