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密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
该条约无疑是俄国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联俄制日”政策的产物，它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敌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四，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沉沦。
《中俄密约》以后，李鸿章曾一度“养闲京国”。慈禧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以裕禄帮办。1899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揭发慈禧丑恶，歌颂光绪“圣德”。慈禧鉴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大多籍隶广东，基于扑灭保皇党反抗怒火，派李鸿章任两广总督。然此后不久，八国联军侵华开始，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也迅速高涨，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李鸿章又一次迫不及待地表现出屈辱投降的嘴脸，提出必须“先清内匪，再退外兵”，反对“联拳灭洋”的方针，认为只有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保住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这样，同样倾向与列强谋妥协的慈禧就将乞和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了。于是，李鸿章又一次东山再起，重返北洋，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任议和全权大臣之职，负责与八国联军谈判议和。
李鸿章此次进京后，映入眼帘的是八国联军的劫后惨景：“都中蹂躏不堪，除宫殿外，无一免者。”此时，清廷和慈禧已逃往保定，八国联军已将整个京城看成是其军事殖民地，只承认李鸿章和奕劻两位全权大臣住处为中国地方。然李鸿章不顾这一切，抵京后就急忙拜访各国公使，请求尽早议和。
但这也遭拒绝，在八国联军看来，中国“既已一败涂地至此，尚欲议和耶？惟有懔遵各国所示而已”！各国交相使用政治和军事压迫手段，力图迫使清廷就范。
既然李鸿章是屈膝求和、“结与国之欢心”的目的而来，于是，他一方面向列强苦苦哀求并极力迫使清廷“委曲求全”，另一方面则是步步退让地接受列强提出的各种条件，直至无一不从。列强要求严惩“祸首”，李鸿章和奕劻经过再三斟酌，并几次上奏清廷，建议严惩，以利停战议和。直至1901年2月13日，清廷宣布加重惩办“祸首”，照奕劻、李鸿章所请，载勋赐自尽，载漪、载澜新疆监禁，毓贤正法，董福祥革职等。列强提出赔款，想乘机大发横财。4月19日，提出赔款总数为45000万两，加利摊还，约岁偿3000万，30年还清等。奕劻、李鸿章在与各国公使“竭力商改，均不肯允”的情况下，首先屈服。在各国要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8月23日，奕劻、李鸿章奏请“立准画押，以保大局。否则，恐别生枝节，一国悔议，各国效尤，后患何堪设想”。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依此，中国赔款白银4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折合共达98000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禁止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处要地；惩办祸首诸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视”的各种组织，违旨处死；按照外国的意愿修改通商行船条约；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沉重枷锁，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又一顶峰，也是清政府给自己立下的一纸卖身契。自此，中国最终确定了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李鸿章作为议和全权大臣，是签订这一丧权辱国条约的决策者之一和主要执行人，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也就在这一年，李鸿章终于“为国宣劳，忧勤致疾”，于11月7日离开了人世，同时，也终于结束了他的卖国生涯。
2.全面腐朽怪谁人
一个李鸿章，两个不同形象——一个探索者和一个卖国者，是如此的不同。从总体而言，这两个形象的出现都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作为前者，是因为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强敌”和“千年未有之变局”，不进行探索和变革，中国封建统治就将保不住，作为统治者中的开明官僚，李鸿章的一系列探索，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化的开始和进程；作为后者，李鸿章的卖国，可能也不能完全怪他个人，但又不能一点也不怪他个人。之所以说“不能完全怪他个人”，那是因为当时晚清封建统治已经全面腐朽，已经完全无法抵挡带着坚船利炮轰然到来的列强，如不是李鸿章，换了别人面对此种状况，可能也只能屈膝求和；之所以又说“不能一点也不怪他个人”，那是因为作为北洋大臣和外交全权代表，李鸿章不应该没有自己的外交理性和民族意志，事事委屈求和。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都是李鸿章的悲哀。
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可以说是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违背清朝政府意志的结果。李鸿章背后还有慈禧太后，那么慈禧太后背后又是什么呢？是全面腐朽的封建体制。比如中法战争取得镇南关大捷后却反而求和，这并非李鸿章一个人的主张。李鸿章自己也说过：“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指赫德），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所谓“由内主持”，系指由慈禧决策。
正如赫德所说：“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她很勇敢，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李鸿章只能囿于清廷既定的框框，无法有其他实质性问题的接触。又如《中俄密约》签订之前，“联俄制日”是清廷一致呼声。《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曾出面干涉还辽，清朝统治者都被这一表象所迷惑，感德望援，纷纷以“联俄制日”为言。两江总督刘坤一就说，“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俄国同日本存在利害冲突，中国应与俄“深相结纳，互为声援”；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与俄国立约结盟，是中国“今日救急要策”，他直接建议与俄国“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定，酌与通融”。是时，疆吏呼之于下，廷臣应之于上。奕訢“主倚俄”，翁同龢也视联俄结援为必然，他还直接走访李鸿章，商谈密结外援之事。在这种将豺狼视为朋友的气氛下，李鸿章作为使俄代表与俄订立密约，已是顺理成章的了。就在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订立《辛丑条约》后，清朝统治者竟将此视为李鸿章完成了一项“玄黄再造之功”，明确宣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朝廷已经少不了李鸿章这位深谙“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之道的洋务大师为其执鞭作驭。很显然，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已经成了清朝统治者所赋予的维护其统治的一项使命。
落后就要挨打、挨打源于落后，李鸿章的卖国已不仅是他个人的卖国，也不仅仅是慈禧太后一个人，更深层的是这个封建统治的全面腐朽。早在清中期以后，封建统治即日趋腐败，各级官吏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军队装备废弛。游手好闲、吸食鸦片已成普遍之势。乾隆后期的权臣和珅即是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的典型。嘉庆4年查抄其家产折银达上亿两，远过国库岁入之额。而地方上各级官吏或捏灾冒账，或侵吞钱粮、冒支库银，或求财纳贿，“因循疲玩，相习成风”。吏治的腐败及军队的腐化骄奢势必加深政府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使各种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封建势力仍要死死地本着“夷夏之防”的旧条条，实行闭关锁国、妄自尊大，造成更加混沌无知。而就在中国社会步履蹒跚地在传统的专制政治、小农经济轨道上缓慢进行时，中国面临的世界已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建立了，其资本力量正对世界进行进军和征服。可以说，中西强弱对比和历史落差已经完全逆转。但对于这一切，清朝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天朝富有四海”、“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迂腐自得之中。中国社会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世界，而世界面对的中国却还是这样一个难明“世理”的泱泱大国。其“挨打-失败-媾和”的三部曲也就势在必然了。
总之，李鸿章背后有腐朽的慈禧太后、腐朽的慈禧背后又有腐朽的封建统治，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实际上只不过是这腐朽清王朝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