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内阁改组后，李、宝协议即告废。法国开始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法军一方面加强对越进攻，占领南定，另一方面又加紧进攻刘永福的黑旗军，蓄意向中国挑衅。1883年5月，清廷以法越事急，要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其节制。可李鸿章未从，暂居上海，并于6月16日又上《法越事端交涉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并附《滇粤防务宜责成疆臣并请简员驰往法国交涉片》，系统地表述了他“避战求和”的观点。此后，又开始与法国特使脱利古进行会谈，谋求和平了结中法争端。
1883年12月中，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标志着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廷在主战舆论推动下，公开表明武力抗敌。在谈判破裂、战局已开的情形下，李鸿章也主张对外抗争，说“中国别无他法，惟有用兵”，“万不再请说和”。但实际上，李鸿章深知战我力量对比悬殊，与法国坚船利炮相比，中国兵单饷匮，北洋军尚属初创，劣不敌优。因此，李鸿章是消极抗战、积极求和，不断地与法国领事林椿密谋和议。
1885年3月下旬，中国军队连续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战局大变，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法国因军事失败引起了政治危机，茹费理内阁倒台。可就是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金登干却得到清廷认可，与法方代表于4月4日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按此规定，双方要议定正式和约。法国新政府任命巴德诺为全权代表，清廷则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6月9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在正式和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亦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上签字。该约规定：越南境内听任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不派兵前往北圻”，不干预法越间已定和将定的条约，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界地区向法国开放通商，指定保胜以上、谅山以北两处为通商处所，法国在此享有和其他通商口岸相同的权利，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纳税“照现在通行税则较减”，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我国西南通商的特权；日后中国修筑铁路，自向法国此业之人商办，从而使法国夺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而中国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至中越往来”“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终于，“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第二，中日关系上，避战主和。
中日关系是从朝鲜问题开始的。和越南一样，清朝封建统治者和朝鲜之间是宗主藩属关系。19世纪70年代后，列强竞相插足朝鲜，朝鲜成为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焦点之一，而日本凭借其邻接朝鲜的便利，成为侵朝的急先锋。
1875年9月，日军舰“云扬”号擅自驶入朝鲜江华岛，引起日朝冲突，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日军侵朝从此开始。日舰攻毁朝鲜炮台，并派兵登陆，攻城残民。其时，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注视这一事件，他认为日本对于朝鲜的侵略，而朝鲜并“不愿论和，诚恐衅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鲜“不足以敌日本”，日本侵朝又将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于是建议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弥兵衅”，并使中国避免卷入纠纷。朝鲜鉴于日本武力的威逼及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1876年2月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都，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这实际上否定了中朝的宗藩关系，为日本进一步侵朝进而侵华开拓了道路。
《江华条约》的签订，引起了列强在朝鲜的角逐。“俄人亦将隐启雄图，英、美、法、德诸国复辟起而攻其后”，这不仅是“朝鲜之大患”，也是“中国之隐忧”。面对这一发展态势，李鸿章又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征服世界难以抗拒，“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因此，只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于是，在李鸿章的斡旋下，朝鲜和美国首先于1882年5月签订了不平等的《朝美条约》，不仅威胁了朝鲜的独立和生存，又严重打击了中国。
在朝鲜节节败退情况下，日本侵朝势力却在迅速膨胀，并在朝鲜培植亲日势力，加紧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与此同时，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前来中国谈判。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在津商议事务，毋庸令其来京”。4月3日中日谈判在天津开始，中心议题是惩办在朝武弁和中日撤军问题。直至4月18日，双方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规定：四个月内，中日军队均自朝鲜撤回；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练兵；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这样，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同样的向朝鲜的派兵权，这就无异于把朝鲜置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以致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
正是在《天津条约》的保护下，1894年4月，由于朝鲜国内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朝鲜，并向清政府表示“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竭力怂恿清出兵朝鲜。结果，粗暴地干涉了朝鲜内政，又给日本挑动战争以口实。
日本阴谋得逞，6月，派大军在仁川登陆，中日军事冲突从此开始。对此，李鸿章却天真地一面劝导朝鲜改革内政，一面与日本谋和。然而，日本侵华已决，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半岛对中国海军进行突然袭击。8月1日，光绪被迫颁布宣战上谕。
光绪宣战后，李鸿章一直采取消极防御政策。起初，8月2日光绪命令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朕功”；8月3日，又指示李“加电迅催”，“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但李鸿章一直“株守以待”，“坚扎平壤”，拒不遵旨，致使汉城失守，平壤战役也失败。后在北洋舰队的作战方针上，李鸿章同样放弃争夺黄海制海权，严防威旅门户，保船制敌，实行消极防御，致使失去作战主动权。1895年2月17日，威海被攻破，北洋舰队覆灭。日本紧接着就提出割地、赔款、开放通商的要求。在此形势下，光绪“令坚拒”，李鸿章也反对割地，但幻想借助英俄，认为割地给日本，“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利益攸关。
因而，他一面先后访问美、俄、法、英、德等国驻华公使；一面令中国驻英、俄公使“速赴外部密商托”。然而，事与愿违，争取外援宣告失败。4月14日，光绪无奈指示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白银2万万两；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制造工业品，并免征一切杂税。4月20日，李鸿章在奏报谈判经过时说，“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衷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为自己开脱罪责。然毕竟战败乞和，国运垂危。
第三，在中俄关系上，失计亲豺虎。
甲午战争使中国遭到了又一次重大打击，竟然败在一个原本同样是封建国家而且是中国的“学生”的小小岛国——日本之手，中国从此更加沉沦。
而日本的崛起进一步构成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在此情形下，清朝统治者却并没有思考自强之路，相反却提出了所谓“联俄制日”的战略。
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定于5月举行，各国均派特使致贺。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也于3月28日起程赴俄祝贺。5月3日，李鸿章到达第一站彼得堡，就开始和沙皇特使维特进行谈判。维特企图用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的承诺为诱饵，换取在中国“借地修路”的特权。5月4日，沙皇亲见李鸿章，并对李鸿章说：“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5月8日后，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维特继续与李鸿章谈判，他们步步进逼，而李则节节退让。6月3日，双方终于在《中俄密约》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