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提笔写下这个题目时，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维新志士实行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历程，风云激荡，历史沧桑，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民心态都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抬头望窗外，已是高楼大厦林立，现代化的变革已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举目往前，更为美好的明天正频频向中国人发出邀请。这一百多年，可以说真正是中国人改天换地的一百多年。而当我们大享今日美好生活时，不该忘记一百多年前为之付出心血的维新改革先驱们，更不该忘记他们在“四海强邻”中写就的悲壮诗篇。
一、救亡呼声与新潮激荡
19世纪90年代，那时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已经失败，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已被一道道拉开，中国所面临的是强邻环伺，外患日迫，“俄北瞰，英西啖，法南瞵，日东眈，处四海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而国内则是因循守旧，屈膝妥协，国势日蹙。其时的所谓“中国”，不过是“四强邻”及其他西方列强“磨牙涎舌”、“思分其余”的一块肥肉而已。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了，而且签订了更加屈辱的《马关条约》，这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而且它像一道晴空霹雳。
因为，如果说此前中国是被西方英法等列强所打败的话，那么此次堂堂“天朝上国”竟是被一个“蕞尔三岛”的东方小国打败，“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如果说此前是败在列强“坚船利炮”之下，中国人还有借口予以心理平衡的话，那么这次则是败在原本同样是封建落后之国，且一直向中国学习的“学生”之手，中国人再也没有脸面沾沾自喜、偃然高卧了。中国“以土地人民十倍之大而受扎焉，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
按照《马关条约》，清政府答应将我国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和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等。而更为残酷的是，继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其时，为偿还《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两战争赔款，清政府分别与英、俄、法、德签订了“俄法借款”（1895）、“英德借款”（1896）、“英德续借款”（1898），总数达3亿两，比甲午战争前所借外债总额超出6倍之多。帝国主义列强由此控制了中国的关税、盐税等全部财政收入，从而左右了中国政局。又通过在中国设立银行，牢牢控制了中国的贸易和金融。而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出铁路、开矿等项贷款或投资，开始着手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外属俄、长江流域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瓜分豆剖，危亡无日，素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更是悲痛欲绝，有的竟至痛哭失声。康有为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矣。”又说：“凡人间而怵惕伤心，岂有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能闻而受之，而今若罔闻知者哉……呜呼！
有靦面目，安能与共此大守。”
救亡！救亡！救亡已成时代的最强音！
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促使一批仁人志士发出“救亡”呐喊的同时，还推动他们进行了“如何救亡”的思考。此前，洋务“自强”口号喊了三十多年，中国所造船炮多于日本，龙旗飞舞的北洋水师，简直让洋务派感到“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哪想到，甲午海战的炮火，将洋务派“自强新政”的美梦击成粉碎，而且小小岛国竟把老大的清王朝打翻在地。这是为什么？志士仁人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苦苦思索，探索着救亡图存的途径。
他们经过思考认识到，洋务运动只从“器”、“技”层次上向西方学习，而不从根本上谋求内部变革和制度创新，那么它不但不能救国，而且要误国、祸国。
相反，明治维新前同样闭关锁国、遭受外国侵略的日本，经过了变法维新，励精图治，终使自己由弱变强，竟然一举摧毁北洋海军，迫使清王朝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求降。所以，康有为说：“若中国变法，取而鉴之……举而行之，可以立效。”所以梁启超说，鸦片战争以来，“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从此，强学会、《时务报》等大呼天下，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身体力行，维新思潮开始激荡，天下士人咸知变法，风气大开。
要救国，只有维新。那么如何变法维新呢？康有为明确主张，“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不能“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梁启超也认为必须像明治政府那样，“全体并举，齐力合作”，以“雷霆万钧霹雳手段”，“轻快捷速，打破局面”。他们所谓的“全变”，就是要光绪皇帝“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变革，向西方学习，把封建的落后挨打的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富强的中国。
这样，在救亡的急迫呼声下，经过维新志士的深入思考和处心积虑的设计，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维新变法总纲产生了。其主要内容有：经济上，主张开矿藏，修铁路，立商会，裁厘金，扶助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工业国；政治上，主张开议院，设制度局，变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国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文化教育上，主张“废八股，兴学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普遍设立大中小各级学堂以及各种专业学堂，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军事上，主张停弓刀石武试，裁绿营，放旗兵，仿德、日制，广设武备学堂，精练海陆军而强中国。
这场前所未有的戊戌变法，在康、梁等的不断上书和奔波努力下，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开始推行。这一天，清光绪帝发布上谕，宣布以变法为国是，并且在此后的100天中，接连发布了100多道谕旨，试图以空前规模推进变法维新。在8月底前，大多数法令涉及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设立农工商局，各省设分局；中央设矿务铁路总局；制订奖励技术发明的章程；训练现代化的陆军，加强海军，组织保甲和团练；彻底修改科举制度，包括以时事和实学的策论为考试的新标准，取代以书法和刻板的八股文为取舍的旧标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设高等和初等学堂。8月后期开始，进一步深入到政体改革，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门和地方衙门被废除，并且开始删汰旧例和编定新则；9月13日，光绪帝甚至宣布决定准备“开懋勤殿以议制度”。然而，遗憾的是，因这些激进的变法行动不但与传统的思想意识背道而驰，也几乎和整个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终于在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剥夺了光绪帝的权力，并把他幽禁起来，进而对直接和间接参与这场变法的人员进行了“清洗”。这场运动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永远的“百日维新”。
笔者始终认为这场戊戌变法运动没有失败，这不仅因为顺应时代潮流的维新志士，在当时民族危亡、封建黑暗的时代，终于将这场标志中国裂变的运动推进了103天，而且因为在19世纪90年代新潮风云激荡的中国，这场变法运动已经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新时代的到来；也不仅因为由这场维新运动受挫暴露了中国封建体制的毫无生气和严重危机，必须要进行更深刻更激烈的变革，而且因为这场运动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对中国社会文化起到了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戊戌变法没有失败，中国正由此走向更深刻的思想激荡和社会大变革。
二、三大思想家的角色特点分析
1.康有为：变法实践的先行者和领袖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自幼读经，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19岁时从学于理家大师朱九江，主张经世致用，树立了“以经营天下为志”的思想。1879年起，他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自此“渐收西学之书”，开始接触西学。1882年，25岁的康有为“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康有为成为一名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
1888年，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乡试，其时正值中法战争失败。康有为出于对时局的关切，毅然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主张，试图变法自强，挽救民族危机。然布衣上书，不仅无法上达光绪皇帝，而且还因言词激烈失去了录取的希望。但康有为表示：“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誓以闯荡江湖的精神寻求变法之路。1895年，他再次进京会试，又值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18省1300多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抗议。在群情激奋之下，康有为起草了18000字的上皇帝书，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因汉代以来称进京应试的举人为“公车”而得名）。该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在“变法”一项中又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建议。这是爱国知识分子群体迫于民族危机而发出的第一声变法救亡呐喊，是振兴中华的宣言书。而康有为则以一个变法实践的先驱形象走上了变革前台。
为了将变革实践推向前进，自1890年开始，康有为利用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之机，创立变法理论。1891年，《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该书猛烈抨击了东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儒学正统的古文经学，从根本上否定了古文经学这一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启迪人们重新去审视估价一切古籍。这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是促进人的思想解放的第一部变法理论著作。此后，历经数载，康有为在1898年又写出了著名的《孔子改制考》，重新塑造孔子，把孔子从“述而不作”的先师改造成了托古改制的素王，并从正面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称孔子乃是变法的祖师爷。《孔子改制考》惊世骇俗的新颖议论犹如“火山大喷火”，在知识界引起了更为强烈的震动，变法实践呼之欲出。康有为在知识界赢得了声望，被视为理论界泰斗，并确立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在创造变法理论的同时，康有为从未停止过上书，在1888年至1898年十年间，康有为给光绪帝共7次上书，变法期间又给光绪帝上了20多次奏折，直接推动了变革实践的开展。康有为是毋庸置疑的变法实践家和维新领袖。
2.梁启超：“笔头带感情”的启蒙宣传大师
在中国近代倡导和宣传变革思想的人士中，最负盛名的应算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启超先生（1873-1929）了。确实，这位广东新会人不仅与其师康有为一道，发动了戊戌维新，人称“康梁”，而且以其独具特色的思想宣传大大弥补了康有为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学问博杂，是一位开放型人物；而康有为作为一个开创学派、建立体系、有深度的思想家，其局限性是太具定见。梁启超于1896-1897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8-1901年在横滨办《清议报》，1902-1907年又在横滨办《新民丛报》。
他以通俗流畅、生动引人、条理清晰、感情丰富的文笔，在清末思想界名噪一时，被誉为“舆论骄子”。通过梁启超生花妙笔的宣传，不仅将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大大深入到民众之中，而且深深地影响到整整一代中国人，以至“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毛泽东曾一度以梁启超为人生“楷模”，读梁氏的文字“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郭沫若也曾深情地回忆说，在那时，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梁启超的个性及思想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