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更趋明朗。
他抛弃了前期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实业的幻想，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相结合的方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把在华外国人企业也列入节制的范围，规定其不得占有“独占”的地位，不得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宣言》还提出了一些与“节制资本”相关的主张，如救济工人失业、制定劳工法等等，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振兴实业。
孙中山认为，中国乃极贫之国，要解决民生问题，仅靠节制资本是不够的，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他提出振兴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像铁路、运河都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他以极大的热情规划设计铁路的发展事业，1912年6月他宣布要以10年的时间专办铁路事业，之后，他又提出了10年内建筑铁路20万公里的目标。第二是开辟矿产，从煤、铁入手，带动其他实业部门的发展。他设想，如果能在中国兴办数百个汉冶萍式的大企业，中国必然会富起来。第三是发展工业，并要振兴工业，就必须尽一切可能推广使用机器，他把普遍使用大机器和国有化作为中国面临的两种革命。
孙中山是在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条件下提出“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相比，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同现实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无疑有更多的时代进步因素。然而，孙中山没有正确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社会力量，因此，他所提出的民生社会主义仍然是不可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中国近代史始末。它承继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而来，根藏于近代中国物质经济事实之中，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思想核心是以土地为本，强调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强调按劳分配和人际平等，并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任务，而且注重实践。它以其一系列可贵的理论贡献，为近代中国创造了一个追求美好理想、公有平等的理想的环境，成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重要思想来源，内在而直接地导向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行进过程中，当遇到资本主义实践在中国和西方都出现了挫折和危机时，更趋活跃，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价值。
三、社会主义方向：历史的选择
中国最早介绍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在国内无法立足，纷纷东渡到日本进行活动，而早在19世纪80年代，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已传入日本。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在“牖新知”的旗号下，在日本活动的维新人士开始在他们创办的刊物上介绍社会主义，而且翻译了数量众多的国外论述社会主义的专著。从1901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介绍社会主义学说。1905-1907年，革命派与改良派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论战。改良派首领梁启超直言不讳地反对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而支持改良的社会主义学说；革命派则明确表示同情、支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发表《德意志社会家小传》等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概述了《资本论》的主要观点，初步辨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但总的来说，革命派虽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他们并没有分辨清楚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界限，不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传播还仅仅局限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圈子里，在整个中国思想界，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还很小。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第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者，他在1918年7月和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歌颂俄国的十月革命。他深信社会主义是世界发展的新潮流，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同样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传播，在五四运动后，仅半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就新出版了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200多种，《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也首次译成中文问世。到1920年下半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要话题。
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首先，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
空前野蛮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近代文化即资产阶级形态的文化带进了一片悲凉颓败之中，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惨重破坏所形成的危机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陷入衰颓、紊乱和闭滞。战争耗费巨大，于是，大发纸币，增加公债，多征租税，信用券、国库券、公债票和各种银行券充斥市场，币值摇动，经济恐慌。政治上，阶级斗争日趋高涨，国际争夺愈演愈烈。1919年各国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几无一日之息；巴黎和会上明争暗斗，和议订立后更显剑拔弩张；沉重的军费负担，压倒战后疲惫的西方世界。社会意识形态上，大战给西方人民带来了虚幻、悲观和颓落。战后物质生活的枯竭、和平理想的破灭，更加重了精神的苦痛。
《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战后之世界病》，指出战后欧美社会的病状有7个方面：（1）人人皆寻求人工的娱乐，犹如中狂；（2）喜夸耀自炫，不务实际；（3）犯罪者日众；（4）好冒险投机；（5）残忍刻薄；（6）希望发财之心甚切；（7）不愿操正当之工作。文章慨叹道：“这样的社会风气，使一切道德传统、宗教戒律，均不足以维系人心，此诚当世之大患。”上层思想界则表现出悲观主义、怀古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大战时完成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轰动一时。著名科学哲学家罗素承认：“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他来中国讲学，告诫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人民谋幸福，决计不要“一味效法西方”。
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已经从思想体系、革命实践运动进而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形成鲜明的对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给世人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其次，西方文化危机影响下，中国启蒙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向。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发展过程中，思想家们从未失去对西方文化的景仰。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骤然震撼了正在倡行西方文化的中国思想界：1920年，欧游回国的梁启超立即发表《欧游心影录》；其随行者张君劢也作了《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东方杂志》等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种种现象，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蔡和森、周恩来等在旅欧勤工俭学过程中也对此有较系统的介绍和析述。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深刻反思，思想观念由此经历着急速的变动，出现了启蒙思想的新取向。首先，否定“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倡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达尔文生物进化原理，原本是中国启蒙思想家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理论依据。如今，大战的灾难使他们感到，正是“物竞天择”之说，促使利己主义、重金主义、强权主义、军国主义相继迭起，此次惨无人理的欧洲大战全由此产生。于是，“反对竞争论，而思以互助主义代之”。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畅行，在五四之后，互助观几乎为进步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其次，由对大战的厌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进而迈向世界主义、大同主义。他们相信世界主义、大同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向。再次，启蒙思想家们对原本所提倡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感到失望，从大战中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认为议会所代表的只是少数地主资本家之思想与利益，议员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与国民一般之利害完全不同。又次，中国思想界由对西方文化的危机感引起根本变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是现今社会生活之最大祸根。1920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纪念“五一”专号中，响亮地喊出了“毁灭资本”的口号。
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弊病的大暴露，引起了中国思想界深沉的反响，从而出现启蒙思想的新取向，即趋向于互助进化、财产公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大同主义。这一新取向的发展使中国思想界直接趋向了社会主义。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则以社会制度的剧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它作为一种美好的榜样，更使经过改良实践而失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受教育和鼓舞。这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进一步鉴别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