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新的现代化探索。现代化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全新的实践，无论是探索的曲折还是实践的成就都为新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
一、为什么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具备了现代化发展的机遇
1.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建立是后发展的中国现代化机遇展现的基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变，这一巨变为中国科学与社会新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和条件。虽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及经济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中开始了它新的进程。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此后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建立，是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开展现代化极其重要的基础。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进程，按照起始时间的先后，可以分为“早发”和“后发”两种类型。一般说来，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的，可以称之为早发内生型；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所以可称为后发外生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展现代化的国家，后发展的特点在中国极为明显。
在研究后发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学者中，有一个基本共识：
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不是自身现代性不断成熟的结果；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现代性因素的自然演进，现代化将会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日。由于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在相对意义上实现了现代化，而且这种现代化已经引起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已经对落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落后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只能强行地、人为地进行现代化，而这种人为的过程无疑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的过程。
在对后发展现代化国家特点研究中的另一个共识是：当后来者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时，前人的现代化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和成果都要比后来者丰富得多，这样也就使得后来者可以省却许多“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则是先发展者所必须经历的；同时，当后来者在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前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对这一切，后来者都可以借鉴，后来者可以跳过一些先发展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比如技术上，后来者可以直接吸收发达国家的最新技术。但是，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这些重要成就，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一步地取得的，后来者则不能按部就班地去获得这样的进展，因此必须要大规模的、快速的行动。而这样大规模的、快速的任务很难由民间的私人单位来承担，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
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属于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社会缺乏自身走向现代化的内在条件，而且面临着巨大的现代化压力。它既不能像先发展国家那样通过殖民主义的方式去掠夺别国的财富来加强自身的资本积累，又要在一个更为恶劣的环境中与先发展国家竞争；它不仅要追赶先发展国家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还要适应发达工业世界当前的发展趋势；它既要依赖先发展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市场要素，又要忍受这些要素带来的不安定甚至某种危机的威胁。先发展国家的示范效应，一方面在不断地扩大着人们的“需求期望”，另一方面又要求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如环境、生态、人权、福利、民主等）同时受到关注和解决。中国在这种后发展特点下的现代化发展必然是一种大范围、大规模、超常规的发展，它更多的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进。因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起一个能够将政令推及全国范围的享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权是其必要条件。对此，早在1933年，学界精英们就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见解，“中国要怎样才能现代化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需先消灭障碍中国前进现代化的反动堡垒，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魔障里夺回来。换言之，即对外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废除不平等条约，摆脱一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桎梏……同时对内发动广大的民主斗争，扫荡军阀政治，肃清封建残余势力”。否则，“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先行解决，其余一切实业计划的建议，工程步骤的筹谋都是不切实际的”。
确实，“消除分裂并建立起强大而整齐划一的中央政府，这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之中的民心所向……这种民心所向一旦变成现实，它就具备自身向前发展的原动力”。1949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成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合法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从而为新的现代化机遇的把握奠定了基础。
统一的人民民主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中国现代化新发展的良好的政治氛围，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创造了新的动力。朱德就曾说：“中国近百年来因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官僚的剥削压迫，科学不能发展，建设工作不能展开……现在我们大军已渡过长江，全国很快完全得到胜利，摧毁了反动统治，消除了生产障碍，开辟了科学发展的道路。”李济深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政治统一问题的解决对于科学和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他说：“从前我在那次南京出狱之后，许多朋友都劝告我不必再过问军事政治。但是这若干年以来，我看见国家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封建官僚的剥削压迫，使我这垂老的心情不得不激起奋斗。中国一向最大的问题就是穷，若是能使科学尽量发展，则一切工业自必就会发达，那样则穷可治，国家也必富强。
我今年六十几岁了，目见中国建设了几十年，过去在清政府时，讲求洋务，引入西方科学，诸般建设大致已具规模。一直经过了这几十年，依然如此，甚少发展，可知政治问题如不解决，则一切科学建设根本即谈不到，甚至把原有的反而摧毁……我在四川曾经去到五通桥参观黄海化学工业社，所有各部工作人员俱皆努力苦干，本可望其大大发展，但也因政治条件，障碍丛生，当时只有任其自生自灭。似这样一类的情形想必很多，举一可见其余。”
总之，中国现代化发展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的建立，为富强和科学昌明的中国创设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前提。
2.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西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移
近代以来，随着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出现了三次推进现代化的浪潮，每次都将一大批国家推向了现代化的行列。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4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一阶段，其间核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通讯技术逐渐走向成熟；70年代以来为第二阶段，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兴技术群引起了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技术革命潮流，使人类历史进入了罕见的生产力大发展时期，特别是引起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因为：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一方面，原有产业和产业部门分解，某些产品或原有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社会需求的扩大而分离出来；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又促进了新生产部门的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发明和利用，扩大了社会分工的范围，创造了生产活动的新领域，形成了原来没有的新产业部门。同时，科技的进步，使得人们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也推动了新产业部门的形成和发展。于是，一些传统的旧工业部门逐渐被新兴产业部门所取代。相应地，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也逐渐从第二产业（工业）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移，进入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促进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机遇，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例外。因为，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追求自身的增殖，而资本增值的最基本手段就是市场的不断扩大。所以，发达国家一改过去的封锁战略，主动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转移，将劳动密集的粗放型旧工业部门逐步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虽然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产业和技术上的依附，但确实又是发展中国家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会跻身于现代化国家的行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无疑面临这一良好机遇。
3.两大阵营的对立与世界局势的相对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之间的冲突扩展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并逐步形成了以这两个超级强国为中心的两极格局。于是，战前资本主义围绕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地图的斗争被战后世界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为界标的全面冷战所代替。
所谓“冷战”，就是军事上遏制、政治上对抗、经济上封锁、组织上包围等除军事进攻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冷战于是成了世界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没有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教授把冷战称之为“持久和平”。所以，在二次大战以后，尽管世界上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不断，但世界局势却相对稳定，和平发展已成为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
为什么“冷战”却成了没有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
首先，核武器和现代化的常规武器的威慑作用。核武器的问世是20世纪一个革命性的事件，但它的毁灭性又使得其不能成为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对此，美苏两国的领导人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双方核武库迅速扩大和核大战危险日益增大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8年谈到核武器时就说道：“除非迫不得已，我认为我们不应使用这玩意。它不是军事武器……它是用来消灭妇女、儿童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同步枪、大炮这类东西区别对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杜鲁门在冷战中确立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为：把核武器当作阻止苏联“威胁”的威慑手段；在威慑失效和发生同苏联的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把核武器当作战争的工具。其后，美国政府都遵循了上述原则。苏联虽然在战后努力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和不断扩充自己的核武器库，但其领导人也非常清楚核武器的独特性和核大战的后果。赫鲁晓夫就一再声称，在核时代，战争是莫大的灾难，热核战争意味着全世界的毁灭，因此人类在面临核战争的毁灭时，应当遵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另外，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美苏双方拥有大量的现代化的常规武器，它们的毁灭性也是巨大的，是双方难以忍受的。因此，美苏尽管冲突不断，多次走到战争的边缘，但最后都达成了妥协，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
其次，美苏冲突本身以冷战的形式出现。一方面，世界人民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两次大战结束后都有强烈的和平愿望，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渴求是压倒一切的，苏联还面临巨大的战后重建任务；另一方面，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冲突主要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政治性冲突，双方都以防备对方的军事威胁为其政策的重要基础，而不是对对方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进攻。因为两极格局的形成，使得任何一方要消灭另外一方都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借助盟友的力量也难以做到。
再次，第三世界人民力量的崛起。在二次大战胜利的鼓舞下，东方世界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它们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美苏两极格局以有力的冲击，成为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有生力量。
就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指出的：“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当然，毋庸讳言，东西两大阵营在军事上的对峙和总体冷战，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也曾激化为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但美国始料不及的是，弱势的中国竟然敢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说“不”，还竟然让它在第一个没有打赢的协定上签了字。这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并用自己的行动树立起新中国堂堂正正、完全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崭新形象。连国外史学家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是，安全得到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从此，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作侵犯中国的尝试，这就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