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此曾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必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诚有如小说家所记巨鲸之体，广袤数里，渔人劚其背而穴焉，寝处于是，炊爨于是，而巨鲸渺然不之知也。”因此，“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酣睡之声，乃渐惊起。”
其次，政府的政策对民间现代化力量的形成起着消极作用。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社会，所以自封建社会以来，一直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士工农商，商人处于最底层。尽管自隋唐以来，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度，下层有了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但可以说，这只是为文人准备的。而与农业立国相对应的是地主制经济，其特征就是承认土地私有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就使得商人有了资本的积累后更愿意买入土地，成为地主阶级营垒中的一员。加之中国民用工业开办过程中的垄断性，也严重抑制了民间现代化力量的形成。譬如，中国轻纺工业起步较迟，为了保护襁褓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一是宣布10年之内，无论华人还是洋商，均不得于各通商口岸“另自纺织”；二是规定上海、湖北两地纱局以锭子40万、布机5000张为限，“十年之内不准续添”。尽管这一措施主要是针对洋商的，但实际上却限制了民族资本机器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此外，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的扶持作用越来越小，而官的压迫力却与日俱增，官府侵占商股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时人发出了“今日官督，实侵占商业而为官办”的感叹。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类企业也就成了官吏们营私舞弊的渊薮。私人投资企业的目的就是获取可观的利润，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变成官府凭借其权力掠夺私人资本的工具时，私人资本寻找新的出路就不可避免，民用工业失去了其应有的吸引力。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和商人之间不健康的关系，此观点可谓一针见血。
再次，洋务运动非制度化的推进也难以引起民间力量的共鸣。洋务运动虽然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但它不是国家主导的，清政府只是作为支持者（因为其拥有最高权力），而不是倡导者和组织者。所以，洋务运动不是制度化的推进，而是中央和地方一些与洋人打交道的官僚惊诧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开始仿制西方的军事工业而兴起。在开办了军事工业后，又遇到了资金、运输、原材料、燃料等问题，继而创办民用工业。此时又发现工业需要人才，于是兴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等。犹如五四运动前后来华的杜威所说，“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当国人还是处于“昏睡将入死穴”的情况下，这样的“零买”显然很难引起民间力量的共鸣。
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民间推动现代化的力量一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机遇悄然而逝不可忽视的因素。
3.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难以承担历史赋予的双重使命
由于中国的国门是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因此，旧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顽固势力仍以强大的惰性和惯性向前发展。不仅民众处于不知不觉中，就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昏昏然，“不知今夕是何年”，并死抱着老祖宗“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不放。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横空出世，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学习西方之先河，但朝野上下“无不笑且骇者”，以为是天方夜谭、奇谈怪论。《海国图志》虽然也开阔了一小部分开明士绅的眼界，但最后还是被束之高阁，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仅仅为近代中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料而已。更令人痛惜的是，这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划时代名著，在中国几乎绝版，而传入日本后，却先后被刊印20多次，成为日本维新志士争相传阅的宝典，并影响日本走上一条维新变法之路，最终一跃成为现代化强国。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海国图志》犹如一颗小石子，在中国这块平静的湖面上泛起过一点涟漪，那么很快又复归平静了，那醒来的几个知识分子也被这平静的湖水吞没了。但是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西方列强再次的挑战，使更多的知识分子觉察到这种外来冲击和外来新文明的深刻含义，冯桂芬、赵烈文、徐寿、华蘅芳、容闳、薛福成、郭嵩焘等一批具有现代取向的文化精英就是这一群体的中坚分子。他们纷纷投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之中，有力地推动了正感触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曾、李等人的思想发生演变。“外患之来，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病，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李鸿章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变”之重要性。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作用下，他们呼吁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艺，以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大门。然而，洋务之举，几乎步步都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一些顽固守护夷夏大防的人们根本容不得这些东西。在中央朝廷，就发生了关于同文馆增设天算馆、设厂造船（炮）以及修建铁路等三次较大的争论，以致同文馆增设天算馆之举流产，而设厂造船、修建铁路之举在反对声中艰难出世。又如盛宣怀在江西、湖北勘查煤铁矿藏的时候，就曾因探查地质而触及坟山以致惊动宗族，继而引出种种封建势力的群起而攻之。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嵩焘曾心含痛楚地勾画了顽固官僚的愚昧：“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危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因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已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蒙不知其何心也！”可是更为凄惨的却是郭嵩焘自己。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使节，他是在一片冷嘲热讽中步出国门的；作为洋务同辈中见识、才干高人一头的早熟者，他又因真话讲得太多而备受攻击，体无完肤。在他生前，《出使日记》被毁版；在他死后，还有人奏请戮他的尸体，以谢天下。
在朝廷上下弥漫着守旧、愚昧之风的背景下，作为现代化运动发起者的洋务官僚们，也没有成为现代化运动的真正推动者。虽然他们对外部挑战的严重性有切身的感受，但在闭塞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还是无法理解这种挑战所包含的真正含义。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他们越来越多地把这看做是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身地位的工具。“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人们更多听到的是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令人心动的呼唤，却很少能看到由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推动的扎扎实实的现代化事业。”正如鲁迅先生在其《呐喊》自序中所说，中国犹如一座“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面是“昏睡将入死穴的人们”，随着几声震动，只有“一个人”醒了。这“一个人”，就是最先受到西方思潮冲击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了近代中国唯一一支要求实行变革的力量。
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他们的组织程度是很低的，又是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的，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同时，他们自身又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与社会各个阶层缺乏密切的联系，虽然其中有人进入曾、李幕府，但不可能成为决策者。然而历史却赋予了他们双重使命，既要启蒙大众，唤醒国民，还要首当其冲，亲自去进行变革实践。面对封建意识弥漫的状况，少数觉醒者在开展变革实践中，必须要向全社会开战，必然要承受社会上保守势力的迫害和旧顽固思想的阻挠，其道路必然崎岖，其命运必然坎坷。最后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在旧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手中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