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到1895年，中国在外力压迫下，被迫打开大门的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发展的机遇，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机遇终于丧失。然而，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对现代化发展出路的探索却从此开始。
一、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艰辛历程
1.地主阶级的自救：从“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
清代开国之后，即厉行海禁，从顺治元年到康熙23年（1644-1684）的40年间，令沿海一带“片板不准入海”、“片帆不准入海”，康熙56年（1717）再次颁布“禁海令”，除保留东洋贸易外，对南洋贸易，只许外人来华，禁止中国商人前往贸易。自此以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虽有驰严起伏，但总的趋势是门户越来越小，限制越来越严。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中国人世界视野的形成，妨碍了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清朝统治集团仍然沉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最终，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统治者的天朝迷梦，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人开始以新的眼光观察已变化了的世界。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比较了解社会的情况和民间的疾苦，倡导经世之学，是一位对现实黑暗政治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1838年底，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但在就任钦差大臣之前，林则徐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是不了解的；到达广州后，他很注意探访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料，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战争的失败冲破了长期以来的闭塞风气，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
在林则徐之后，出现了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编写西学书籍，介绍西方和世界地理与历史。如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李兆济的《海国图记》、姚莹的《英吉利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杨炳的《海录》等。这一时期出现的此类书籍至少有22部，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使一直陶醉在“中国即天下”的中国人如梦初醒，千百年来“中华为天下中心”的华夏中心观念开始幻灭。
这类书籍中，需特别注意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历史、社会、风俗，还介绍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和首领任期制。魏源在书中称赞蒸汽机的威力时说：“今西方各国，最奇巧有益之事，乃是火蒸水汽，舟车所动之机关，其势若大风无可挡也。”鸦片战争给“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感触最直接、最深的莫过于西方的坚船利炮。
他们痛切地认识到，西方人正是凭着坚船利炮，敢于侵略中国并取得了胜利，而这些正是中国所不能及的，是西方独有的“长技”，因而主张学习它、利用它。基于这一认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的一般认识，所谓“长技”，主要是指西方用于军事的先进技术，如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二十年间，介绍西方“长技”的30多部书籍中，大多数是介绍西方轮船、武器制造的。但魏源还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以利民用”的方面，因此，他不仅主张设厂仿造西洋轮船枪炮，而且还提出，“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魏源已朦胧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代表了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普遍愿望。此论一出，便在开明人士中广为流传。更为重要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一种时代思想，启迪了20年后的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20年之后，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民族战争的失败，推动了中国地主阶级的分化。奕訢、文详、桂良等中枢大臣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汉族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与西方人接触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率先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付之于实践。他们以兴办洋务标示了自己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不同，故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兴办洋务历时30余年，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最初活动是举办军事工业，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第一个洋务军事企业是曾国藩1861年主办的安庆军械所，规模很小。
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江南制造局，其经费从海关收入提取，因此又成为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此后，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了马尾造船局（又名福州船局），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省举办过20个生产军火的机器局、制造局。这类企业，扩展和停滞取决于官方拨款的多少，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
因此，从生产关系来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
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提出“求富”主张。“求富”与“自强”是有联系的，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显然，“求富”就是创办民用工业，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开辟军事工业及兵饷的来源。因此，在洋务军事企业达到高潮时，洋务派把重点放到创办民用工业上。最早的洋务民用企业，是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此后到90年代初，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有20多个，主要集中在采煤业、金属矿和冶铁业、棉纺织业及铁路、航运等部门。比较重要的有：李鸿章1877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这是中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煤矿；陕甘总督左宗棠1880年设立的甘肃机器织呢厂；李鸿章1882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90年代初创办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等等。洋务民用企业与军事企业有所不同，民用企业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生产的产品要投入市场销售。“求富”就要赚钱，要通过利润的积累扩大再生产。这些特征，使洋务民用企业带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
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进步。
除兴办工业外，洋务派还重视文化教育的建设，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设立学校，培养各类洋务人才。1863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学校；一些洋务企业附设的学堂，如江南制造总局的机械学校和翻译馆、福州船政总局的船政学堂等。其二，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容闳主持下，1872-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福州船政学堂还派出30多名学生赴英法学习海军。其三，译书。京师同文馆30年中共译西书200部，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在40年中翻译书籍199部。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在清政府统治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为挽救地主阶级统治的一次努力。但应当看到，在当时中国，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和中华民族的危机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洋务派主观上为挽救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努力，客观上又为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作出了贡献。
洋务运动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学习西方为取向，其创办的事业，无论是军事、民用企业，还是文化教育事业，都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新的观念正是借助于这些具体的事物在一批中国人头脑中萌生、成长。第二，洋务运动创办了军事、民用工业，使用机器生产，开始改变中国传统的生产力样式，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开端。第三，洋务运动创办的民用企业本身具有相当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时它又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因此可以认为，洋务运动本来是挽救清政府统治的，但它客观上又推动了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力量的形成，这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洋务派从事的毕竟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因此，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而在政治制度方面固守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在文化领域其所学也仅限于西方“长技”的范围内。固守封建文化不放，其根本目的在于用西方之“用”来巩固中国之“体”。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仅没有挽救清政府的命运，更不可能承担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还宣告了地主阶级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命运。
2.农民阶级的抗争：太平天国运动
清政府的统治在乾隆之后迅速地由盛转衰，到鸦片战争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极点。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未能使中国统治阶级从危机中清醒过来，政治腐败依旧。民族矛盾加剧了阶级矛盾，终于引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阶级的大规模抗争。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他目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萌发了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太平”世界的愿望。他把中国传统的“太平”思想和部分基督教教义相结合，建立了反清革命理论，创立了“拜上帝会”组织。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会”会众2万余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把矛头直指清政府，挥师北上，势如破竹。1853年攻克南京，并定都于此。随后，太平天国建立了中央与地方政权，颁布政令，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在军事上，太平天国继续向清政府发动进攻，西征、北伐，并相继攻克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到1856年杨韦事变前，太平天国已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的长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雄居东南半壁江山，与清政府形成对峙局面。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运动，从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来看，仍然是传统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产物。从其领导阶层的阶级属性来看，其主体基本上是农民阶级。从其理论纲领来看，《天朝天亩制度》所提出的设想，基本上没有脱出传统社会农民阶级追求“太平”世界的思想体系。因此，太平天国运动从根本上看其性质仍属旧式农民战争。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作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其落后性、分散性、狭隘性和保守性必然在革命过程中反映出来，因而难以保证反抗运动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太平天国没能用其理想的“天国”代替清政府，其政权自身就开始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1856年的杨韦事变，是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农民阶级狭隘性的大暴露。自此之后，洪秀全陷入“天生真主，命作君主”的神话中而不可自拔。由反皇权主义而走皇权主义，有力地说明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农民阶级不可能承担起民主革命的任务。终于，在湘军隆隆的炮声中，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抗运动以悲剧结束了它的抗争。
但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中国已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下，因此，它与历史上的农民反抗运动又有所不同。其一，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不像以往农民起义那样是从传统的民间宗教中寻找启示，而是从基督教中寻找反抗的思想武器。虽然它借来的只是一个思想的外壳，但毕竟表现了在思想表层上，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抛弃。其二，从社会经济上来说，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域，相当程度地削弱了地主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相当的自耕农。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影响，在东南地区，这些自耕农所面对的已不完全是旧时的自然经济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这种经济环境无疑会促使自耕农的增多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增多。而这些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是有好处的。其三，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对后来的许多政治力量产生着影响。在戊戌变法期间，太平天国运动常被康有为借来作为迫使皇帝变法的力量；孙中山革命时也曾谈起：“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后事，然革命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也。”以上种种说明，太平天国运动虽没能建立一个理想天国，但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