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战争是贯穿根据地教育的一条主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和革命学说，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路线、时事政策教育以及作为一个革命者应具备的优秀品质等等内容，一方面依托于特定的政治课、报告会、民主生活会和思想鉴定等各种载体和渠道，同时也渗透于各门普通文化课的教学。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密切联系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投身于群众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参与到根据地的各项政治、经济建设工作中去。比如，在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中，要求各级教育部为查田的干部群众提供各种简明通俗的课本和小册子，搜集各地的实际材料，编印各种宣传品，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教师在上课中给学生以关于查田运动的认识等。在抗日根据地，各种干部学校的课程设置和组织形式等，都贯彻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精神。在课程内容方面，设有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筑城、射击、救护、群众工作等课程。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也是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灵活机动，既是一所干部学校，又是一个民运工作队和一支武装战斗队。在民众教育中，以抗日救亡为中心，通过举行时事讨论、救亡演讲、唱国防歌曲、表演国防戏剧等，提高民众觉悟，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普通中小学教育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要求以政治、军事和战时知识为中心，一切课程都应与抗战联系。如小学国语增加了抗战故事、战争消息；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政治常识课宣讲抗战形势；自然常识课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历史课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音乐课教学生唱爱国歌曲；美术课教学生画抗战漫画等等。在解放区，学生们参加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坚壁清野，转移保护军用物资；秘密传送信件，保护军政干部；募捐支前，优待烈军属，护送照顾伤病员等各项服务于战争的工作，有的还直接参与了对敌斗争。
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系列经典作品中阐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把它视作“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也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与无产阶级新教育之间的最大差别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其名作《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劳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他还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中，都十分重视并以多种形式体现和落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思想。
在苏区，读书以不妨碍生产为原则，学制的灵活性和多样化方便了工农及其子女学习、生产两不误。课程设置上，苏区的学校都开有“劳作实习”课，在教材中增加有关生产劳动的内容，还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校外的生产劳动。在抗日根据地，从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到普通教育，从中小学到大学，无不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943年，党中央提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各类学校，都结合各自的特点，组织广大师生参加劳动。如抗大全校开荒7430亩，还开办了小型的工厂和作坊，发展了纺织、养猪、种菜、烧炭等副业。陕甘宁边区的冬学，把生产组织和学习组织统一起来，生产组长就是学习组长，按各行各业分编成9组，如运输组4人，每次3人出外贩货，起身领字，沿路学习，一人轮替在家上学，捎带担水做家里活；熬硝组8人，扫土熬硝的时候，早晚学习，闲暇时整天学习；推粉组2人，午前推粉，正午、晚间学习；等等。此类做法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十分普遍。中小学提倡教职员及12岁以上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在教学中，也注意把教学内容与生产相结合，如教算术时要儿童统计生产成绩，练习记工记账；送粪时，就讲肥料的种类和效用；结合耕地的实际讲解为什么要把土翻松晒热等等。通过这种结合和渗透，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而且使学生获得了一定的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直接帮助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解放区教育亦同样，尽管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为新中国建设预备各种专门人才的任务日益提上了议事日程，学校教育开始逐步向正规化转型，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始终没变。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明确指出，学校要正确处理好学习文化知识与学习政治和参加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使学生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既有革命的理想，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3.为工农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
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仅要求工农群众在政治上取得民主，掌握国家政权，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根本改造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和落后；而且要在精神和思想上，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此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争取教育权的斗争，明确提出：“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宣告“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国情是有着广大区域的农村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因此，要夺取革命胜利，使广大劳苦民众翻身得解放，宣传和教育农民及其子女，是一件最为迫切和十分必要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早在苏维埃时期就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动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时期，各级政府均十分重视以多种形式、动员一切力量为工农及其子女提供受教育的优先权。
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调动广大民众的办学积极性，办他们自己的学校，这是革命根据地教育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所探索的一条成功之路。在苏区，普遍设立了列宁小学，让学龄儿童免费入学读书；就近设校，方便群众；适应农村实际，多种形式办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密切结合生活生产实际；教学方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启发式。在抗日根据地，尽管环境恶劣、条件十分艰苦，教育事业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抗战前的1937年，只有小学545所，小学生10396人，到1940年，小学增至1431所，学生人数增至41458人。在发展小学的同时，各根据地还恢复和建立了中学。1941年，陕甘宁边区已有中等学校6所，学生1062人。
除公办学校外，根据地还有大量按群众需要与自愿原则、适合农村分散的环境，由政府帮助创办起来的各具特色的民办学校，如陕甘宁边区的“米脂高家沟式”、“延市杨家湾式”、“米脂杨家沟式”、“巡回学校”、“家庭学校”等等。广大民众和教育工作者还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探索和形成了不少卓有成效的教育模式，把教学与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培养了一批人才。如马务本在主持定南县第20高小时，创造性地运用了“中队教学”、“分队教学”和“小先生制”（或称导生制）等方法，公开与秘密结合，集中与分散结合，既坚持了教学，又培养了学生的能力。尤其是“小先生制”的施行，有效地解决了教师难以兼顾战时分散教学的困难。这一经验在定南县和冀中区教育部门得到了推广，使这一方法成为当时抗日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特色之一。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解放区不断地扩大和巩固，解放区教育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质量也不断提高。废除旧教育，改造旧学校，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级各类学校制度，进行课程、教材、教法的革新，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和各种专门人才，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总方针指引下，从中国革命战争和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融合中外教育理论和实践而形成的一种革命教育模式。这一教育模式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俄为师”的直接示范。由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俄国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俄国人率先实践的，所以“走俄国人的路”便成为中国革命这一时期选择的最佳参照系，也成为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最佳参照系。苏俄的影响体现在教育理念上，如强调“干部教育第一”，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权，以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的方针等等。在教育实践中，延安干部学习教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根据地在办学思想、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俄的直接影响。如延安自然科学院等一些学校吸取了苏俄的经验教训，提倡系统化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反对旧教育的灌输式和死记硬背，强调启发式，发挥学生的创造力。至于教学组织机构和形式，从列宁小学、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名称上也可窥其一斑。此外，这一时期的留苏学生，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从事革命和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翻译介绍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俄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而且在自身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中，把自己对于苏俄教育的理解渗透到根据地教育的方方面面。可以说，20、30年代的留苏学生群体是苏俄在革命根据地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和途径。
（2）国统区教育的间接借鉴。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根据地教育与当时的国统区教育不可能存在直接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隔绝。比如20、30年代中国教育界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以及一些重大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运动，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中介和渠道对根据地教育产生间接的影响。这里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在根据地的宣传和推广。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陆定一、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袖和负责文教的高级干部对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肯定和赞扬，也由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理论有相通之处，特别适合于革命根据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加上当时根据地各大报刊的广泛宣传和报道，以及先后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柳湜、张宗麟、董纯才、程今吾、戴伯韬等陶行知的同事、学生的大力提倡和推行，使国统区的一些教育改革运动和教育思潮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为中介，对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教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和借鉴。比如，在抗日根据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普及教育”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被写进有关教育文件，作为教学工作的指导原则之一。陶行知还同情革命，热情鼓励和支持一批批学生奔向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3）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扬弃。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根据地的教育实践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比如，1929年毛泽东同志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所写的《决议案》中，提出了十项教授法，其中第一项就是“启发式”。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又明确规定：“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这是对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