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文化向社会普遍层面的渗透
宋代以来，虽然州学、县学、社学的普遍设立使官学逐步得到完善，书院、义塾、私塾等民间教育和私学也得到发展，但仅仅依靠教育以使儒家文化在全社会得到推广与落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一种状况并不能担保思想或文化精英们的思考能够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层面或范围得到落实，即并不能担保思想或文化精英们所关注的伦理问题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实践而得到落实”。因而需要以宗族为纽带的乡约族规的制订、需要隆重肃穆的乡饮酒礼和无尚荣耀的各种旌表活动。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儒家文化不仅在社会上层得到发扬光大，而且在基层社会也得到较为广泛的普及，从而达到了用以控制社会的良好效果。
（一）族规乡约
有学者认为，为了保证儒家文化落实于社会，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即“植根或覆盖社会基层的社群”，从而为儒家思想的推广和落实提供更为广阔的社会平台，并且认为宗族正是这一社会共同体。宋代之后，由于家族规模的扩大，各世家大族纷纷订立家法族规，以保证家族的秩序。同时，国家为确保地方社会秩序也极力倡导乡约，并通过政权力量使乡约遍行于村落之间。
1.订族规
随着宋代宗法制度的复兴，家法族规在儒学推广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过唐末五代的长期混战，原有的门阀士族制度急剧衰落。北宋初年，“由于人们不重视家族、有族而无宗，忘记祖先，族人不能相亲，宋代即使是公卿大臣、贤人君子等富贵之人，一般只能维持自己在世时三四十年的富贵，身没之后，子孙就会分家析产，从而‘家遂不存’，更不用说能将其家传延数代之久远了”。中国古代学者向来将宗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认为宗族制度的衰落事关国家存亡，“家且不保，又安能保国家”，所以十分强调“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之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在这种舆论影响下，各大宗（家）族对于修宗谱、制谱牒、置族产、订立家法族规、兴办族塾义学等“敬宗收族”活动格外重视。
“衢自古无土著类，皆系他乡转徙而来。”宋代之前，衢州已有徐、郑、陈、毛、江等世家大族。如徐氏，相传为皋陶氏之后，其32代为偃王诞，故称“徐偃王”。为避王莽祸乱，偃王第38代孙徐元洎于汉阳朔二年（前23）徙居太末（今龙游灵山）。经东汉、三国、晋、南北朝至唐代，徐氏已蔚为大宗，其世系累叶相接，遍布县境，“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所以，灵山徐氏宗祠曾有楹联写道：“避难过江来奕奕宗支昌浙左；因官留籍处绵绵俎豆盛衢南。”又如江姓，南朝驻信安，后代江景房为民请命，冒死沉籍，为百姓称颂，宋代已发展成为名门望族。南宋以后，世家大族迁寓衢州的现象更为普遍，当时，“衢州成为京畿。中原名士如过江之鲫，流寓衢州。孔子第四十八代孙、衍圣公孔端友，扈跸南渡，建家庙于衢州……这一时期先后迁衢的有复圣颜回的后代，唐陆贽的后裔，宋范仲淹的后裔；有赵鼎、魏矼、陈与义、邵知柔、叶义问等儒学传道者；有国医院使张信……如众星拱月般地聚居在衢州”。名门望族的纷纷迁入，不仅使衢州人口剧增，更为衢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注入了活力。孔子第四十八代嫡长孙来到衢州，“其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南迁，而是传统儒学立根衢州之揭橥”，它使人们对衢州的印象从唐代的“偃王祠”、“殷浩墙”转向宋代的“清献里”和“仲尼家”。这一转变使“东南之士不克重趼，裹粮以登洙泗之堂”，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衢州的地域文化内涵。
世家大族累代而居，子孙繁衍，数代之后则难以计数，“南渡以还，搢绅显宦往往遁迹于衢，由是徐、王、孔、叶为著姓。数传之后，族大支繁，不能尽纪”。在此背景下，出于家族管理等需要，订立家法族规成为世家大族的重要事务。金华浦江郑氏，经三百余年、十三代同居，在明代已形成了包括一百六十八条内容的《义门规范》，从伦理道德、日常行为诸方面都作了详尽规范，如在伦理上：“孙须恂恂孝友，实有义家气象。见兄长，坐必起，行必以序，应对必以名，毋以尔我。”在行为举止上：“凡诸举动，不宜掉臂跳足，以陷轻儇。见宾客亦当肃行只揖，不可参差错乱。子孙不得目非礼之书，其涉戏谑淫亵之语者，即焚毁之。妖幻符咒之属并同。”在为人处世上：“子孙处事接物，当务诚朴。不可置纤巧之物，务以悦人，以长华丽之习。子孙不得与人眩奇斗胜，两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俭，吾何害哉。”衢州龙游徐氏，世系累叶相连，遍布县境。其中徐履诚，“性笃孝，读书谈道，名士多出其门”，又“以聚族宜有规，庶几可理，乃摭前贤格言，增之周氏举要，参之义门楷范，合九十五条为一编，名《龙邱徐氏家规》”，“古礼尚存，易简明白坦然可由”，具有“百世可行”的重要价值。宋代衢州人袁采在乐清任县令时所作的《袁氏世范》尤其引人注目，其宗旨是“厚人伦而美习俗”，其内容包括“睦亲”、“处己”、“治家”等，特点在于“其言则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曲”，其作用是“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因此，府判刘镇对《袁氏世范》极为推崇，称其“不仅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不仅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更有人将《袁氏世范》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认为此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所以，历代都有不少家族将之奉为治家“至宝”。
此外，“西河徐氏家范”，“素称严肃……有象山陆氏、浦江郑氏之风，子孙林立，皆恪遵庭训焉”，因而被誉为“望隆乡国”；江山毛氏“自晋毛璩后世住在衢，并有庐墓分支江山，故两邑皆为世族”；陈氏子孙陈应璧“素行醇谨，家门肃雍，兄弟不析箸，聚庐而居者百人，从无勃豀违忤之事，人称义门”。
这些家法族规，其核心内容以儒家道德伦理教化为主，试图在社会范围内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同时，它们又突破了一般的说教，将日常生活、民事关系、财产关系和族产管理等内容融入其中，如《袁氏世范》对父子兄弟关系的阐述就折射出浓郁的人文色彩：“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家法族规的普遍订立以及施行，使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族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紧密联系，从而为儒家教化的落实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过程中，“原本属于王室和贵族的宗法制度下移并最终趋于平民化”，这便意味着属于王室贵族的“礼”已及至庶人百姓，这也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实现或完成。
2.立乡约
乡约本是宋代士大夫为挽救社会危机而在乡村自发建立的教化组织或机构，以美风俗、旌良善、惩奸恶、安百姓、勤赋税为宗旨。理学家朱熹、张载也曾基于思想统一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积极倡导在地方建立权威统治。明清两代，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之下，乡约受到官方和地方士绅的广泛重视。朱元璋曾下诏：“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乡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使诏令在乡里得以落实，洪武二十三年（1390），特设老人制度，“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希望通过“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向善，平乡里争讼”。洪武三十年（1397）又发布《圣训六谕》，其内容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作为推行教化的纲领性文件。据衢州地方志载：“明初，县设木铎老人八人，每月朔望宣讲上谕。”同时，地方士绅和官员也积极在当地推行乡约，据民国《衢县志》载，县人栾惠曾师从王阳明，所拟订的《乡约书》具有独到的见解，“时龙游水北，地方梗化，郡守林公申监司请往其地布行乡约；严州郡守陈公亦以厚币敦请敷行乡约于严陵，随处皆有成绩。及后，深居寡出而四方之学者云集，无虑数百人”。很多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士绅被推选为乡约组织者，以化一方之民，如衢县人徐沆，“性专一，嗜读书，不问尘世事。淹贯子史，博极群书”，有“书橱”之美名，两次被推选为乡约约正。明隆庆、万历以后，乡约与里甲、社仓、社学相结合，在社会教化方面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清代统治者十分推崇儒家文化，将儒家教化作为治国安邦、化民成俗的重要手段，“为治以安民为本，安民以教养为本，二者相为表里而不可偏废”。然而，仅靠居上位的统治者来行教化是不够的，“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役使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不在上而在下”。由于当时地方官在乡村儒学教化中的作用不断弱化，于是清统治者十分重视乡约的作用。顺治九年（1652）颁布《圣谕六条》；顺治十六年（1659）正式命令各州县设立乡约，专司教化，负责朔望宣讲圣谕；康熙九年（1670）颁布《圣谕十六条》，令八旗及各州县大乡、大村朔望切实宣讲圣谕。《圣谕十六条》具体内容如下：“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从社会伦理、日常行为、学校教育、民风民俗以及道德规范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凡民情之所习，皆睿虑之所周”。
康熙“圣谕”的核心是去恶扬善，教化民众，移风易俗，“每月朔望日或次日”的宣讲活动往往伴以相应的“彰善”、“科恶”，做到赏罚分明。据康熙《衢州府志》载，圣谕宣讲之后就进行表彰活动，对象是“安分守己，伦常无乖，不横行惹事违悖圣谕者”，程序也较为公开，“每约各报一二名，本府问之众人，果以为善，即登善簿，书名旌善亭。其善之大者，仍转申上司旌表”。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科恶，对象是“触法行凶，不孝不悌，或聚会结党，或酗酒嫖赌，游荡凶横之徒，明犯圣谕者”，程序也同样公开，“每约酌举一名，本府问之众人，果以为恶，即登恶簿一次记过。令乡约人等劝教二次，不改，发乡约量责。仍劝教之三次，不改，重责。申上司究惩，书名申明亭。终能改者，恶簿消名”。“彰善”、“科恶”等活动体现了教育引导为主、重在教化的原则，充分反映了为政者通过乡约组织以达到化民成俗、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通过彰善，树立良好的道德楷模及道德规范，其道德教化的功效显而易见，“乡约一行，恶人没处存身，善人得以自保”。惩恶扬善与乡约宣讲的结合，为基层的儒家教化注入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了儒家教化的感染力。
（二）乡饮酒礼
早在上古时代，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以明等级、敬老、尊贤、谦让等为主要内容的乡饮酒礼就较为盛行，但当时仅限于“大夫之礼”，与普通民众无关。后来与儒学相结合，逐渐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唐宋以后，依托于地方书院等教育机构，经江南儒者的不懈努力，南宋政府终于“颁乡饮酒仪于郡国”其仪由“国子祭酒高闳草具”，绍兴十七年（1147），又下令命州县每三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于是，乡饮酒礼推广至全国。但由于各种原因，自唐至元始终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时间和仪制，且时有中断。明清两代统治者充分意识到：“乡饮酒礼，敬老尊贤，敦序长幼之节，申明朝廷之法，其有关于礼教甚巨。”明代以顺天府主持乡饮酒礼，“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举行，题本稿奏”。清代于顺治二年（1645）规定：“定京府每岁于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举行乡饮酒礼，设宾介、主人、众宾之席，以府尹为主人。”
乾隆年间（1736—1795），政府对乡饮酒礼体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范。衢州地区的乡饮酒礼，屡见于地方史料。康熙《衢州府志》对其仪制作了详细记载。参与乡饮酒礼的人数众多，主要由主、宾两部分组成，主人一般由地方官员担任，府为知府，县为知县，如果没有正官，则以佐贰官代之；宾又分为大宾、僎、介、三宾，大宾一般由致仕官员担任，僎由乡里年高有德之人担任，介较之僎次之，三宾再次之。这一仪制及人员构成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是一种政府行为，即由朝廷统一乡饮仪制及人员构成，地方加以执行，尽管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会做出调整，但也只是局部微调。除此之外，地方或民间也有乡饮酒礼的存在，即春秋社祭结束后举行的乡饮酒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