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地理因素、资源结构和历史事件决定的发展路径
传统是历史形成的。历史是由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和事件形成的。在中国，浙江浓厚的工商文化意识，以及浙江住民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创办商工事业的执着，是该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文化传统特征，并成为该地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浙江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文化传统的形成是与浙江近代历史和区位以及地理特征有关的。
浙江人多地少，但自然气候条件相对较好，土地相对肥沃，这样的资源结构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的产生，进而导致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最先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几乎都是具有较好的自然环境和农耕条件，且人口密度较高，交通便利，具备通商条件的地区。如欧洲的地中海沿岸，法国、荷兰等以及日本的关东、关西平原等。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的产生，使得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成为可能甚至必然，而现代工业的前身就是手工业和商业。
中国近代商工产业的发展有三个源流：（1）由洋务运动而来的官商，以及与官商密切相关的、具有官僚背景的“民族资本”，如胡雪岩等。（2）外来资本。（3）中国传统手工业和传统的商业、金融业等，即传统的非农产业。而浙江的近代产业基本上是沿着传统的非农产业的发展路径演化而来的。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浙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封闭的自然过程，这是不确切的。浙江近代产业的成长与浙江住民主动地“走出去”、走到海外和省外，利用外部资源，寻求跨区域发展，实现内外联动有很大关系。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外来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如广州、上海、青岛、天津以及沿江的一些大城市如南京、武汉、九江等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与此相关，中国最早的一些官商企业和大的私营企业也出现在这些城市。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出于对东北的野心，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些近代工业，这些地区成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地区，它们共同的特点不是沿海就是沿江或者在外国势力范围内（如东北地区）。
在这个对外开放的浪潮中，浙江处于一种独特而微妙的地位。浙江属于沿海地区，宁波和舟山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浙江的经济发展程度乃至文化发达程度在国内就比较靠前。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对于中国就好比20世纪的“莱茵河”对于欧洲。江浙地区是清朝政府的粮仓，当时浙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应该都比较发达，且文化也比较发达，文人墨客也比较多。即便是浙江沿海地区普通的农民和渔民，经常出没于海上，熟悉海外情况的人应该也不是少数。因为据说明清时期，被称为“倭寇”的海盗，许多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沿海生活无着的渔民。比较内陆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水平以及对外部事物了解的知识水平，使得浙江住民从近代化的开始阶段就有一个发展经济的较高期望值。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是由于浙江紧靠上海，而上海又由长江伸展到中国腹地。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势力的注意力首先被上海吸引，他们在上海得逞以后，就兵分两路：一路被长江吸引，于是溯江而上一路奔江苏、江西、湖北而去，因此南京、九江、武汉等长江沿岸城市就成了外国势力的争夺之地；另一路则沿海北上，因为当时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于是途中的青岛、烟台、天津等中国北方的沿海城市也就成为外国势力关注的地方。这样紧挨着上海，且面向海外的浙江反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另一方面，清末洋务运动所产生的所谓最早的一批中国官商产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民族工商业也是和外商相伴而行的。所以，洋务运动没有在浙江留下值得提起的痕迹。浙江又成为洋务运动的“死角”。19世纪到20世纪，尽管浙江处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并且紧靠当时中国最近代化的城市上海，但是浙江没有获得一个建立近代工业的机会。今天，许多浙江住民和浙江地方政府官员常常自嘲浙江在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中处于一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尴尬地位，实际上早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浙江的地理特征是靠“海”，第一靠大海，第二靠上海，这样浙江住民就有了“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区位优势。海外资本和官僚资本不进来，浙江住民和浙江企业可以“走出去”。外国人打开了中国国门，本意是为了方便外国人进来，但无意中也为中国人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时期，一则浙江本来就有众多的剩余劳动力；二则当时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为生活所迫，或是其他原因，大量的浙江住民开始“走出去”。一是走到上海，二是走到海外，寻求跨区域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由于早期浙江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比较发达，加上从整体上讲浙江住民的文化底蕴相对深厚，历史上江浙一带出状元最多就是证明。“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浙江住民和浙江企业家中的一部分佼佼者很快就有了收获。在上海，许多从事商工产业的浙江籍经营者由于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快地获得了成功。上海工商界的所谓“浙江帮”就是这些人。法国学者白吉尔（1994）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资产阶级群体中，浙江人是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当然，这也和上海、浙江地域相邻，文化背景相似，浙江籍企业家以及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在上海的商业竞争中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有关。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浙江住民则走到了海外，到日本、欧洲等地寻求发展的机会，其中一些人学得了外国的手艺和技术以后，又回到国内在沿海各大城市谋生。他们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骨干力量。如后来被称为“红帮裁缝”的一些宁波籍服装经营者和技术人才，他们成了上海近代服装产业的带头人。但是，这些在外面发展的浙江籍经营者和浙江住民当时基本上没有重回浙江发展的意愿，因为当时的浙江毕竟贫穷和落后，唯一像样的杭州也是一个产业基础薄弱的消费休闲城市。这样在很长一个时期，即便许多浙江籍经营者在上海的事业已经做得很大，但浙江本地依旧没有大工业的影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浙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沿着既有的轨道，继续从事着小而散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以维持生存，或者就是不断地“走出去”以突破地域环境的生存制约。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的温州、永康等地曾作为“敌后”，有过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但也只能是一些和手工业类似的小工业。
总之，由于缺乏外来资本的刺激，也没有国家投资，又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直到20世纪中叶，浙江始终停留在前工业化时代。
这种情况甚至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也没有大的改变，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正规进程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但是接踵而来的是计划经济年代，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计划安排的国家投资。而在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又一次因为地处“海防前线”而被忽视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浙江还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份。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陈建军，2000年）。但是另一方面，浙江许多地区的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传统一直被保存着，并顽强地表现出来，一有机会就要发展。这是因为：第一，浙江人多地少，有这么多剩余劳动力，他们要生存和发展，除了发展非农产业别无他法。第二，浙江地处沿海，紧靠上海等大城市，这里的许多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生活方式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比较，也会有所向往。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发展的参照系也相对比较“前卫”。第三，中国人的故乡和家庭情结，使得许多在外面发展的浙江籍人士和自己的家乡保持着紧密的信息往来，他们诱导着众多浙江住民的价值取向，使之添上了近代工商文化气息。而且，这种信息交流一旦条件成熟，很快就会发展成为经济交流和技术转移，进而实现内外联动，迅速地推进了浙江的经济发展。
三、宁波服装工业发展的案例
我们以宁波服装工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证实我们的假说，并说明浙江的发展和工业化道路是如何深刻地依赖于浙江住民的跨区域发展和内外联动。
严格地说，宁波的工业化进程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进入自主加速的轨道。其特点在于：第一，基本上是从乡镇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第二，是按照宁波自身的要素资源的禀赋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起来。
在宁波的工业化进程中，纺织服装业、特别是西服产业占有突出的地位。
20世纪初，一些宁波住民到日本等地学得制作西服的手艺后回国发展，这批“留学”海外的宁波籍裁缝师回到国内以后，在沿海大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创业过程，并很快在上海做出了宁波“红帮裁缝”的品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纺织服装工业一直是中国纺织服装工业的领跑者，而上海许多着名服装厂的技术骨干几乎都是宁波籍人士或有宁波出身者的社会关系人士。改革开放以后，宁波当地的乡镇企业就利用宁波和上海之间由各种亲缘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利用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实现了沪甬之间的“技术转移”，建立了一批宁波服装的骨干企业，如杉杉、雅戈尔等。20世纪初，宁波住民“留学海外”，“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终于到20世纪末在宁波结出果实。纺织、服装特别是西装产业成了宁波的支柱产业。
由此可见，以宁波为代表的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主导产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走出去”的浙江籍人士和进行跨区域发展的企业为媒介，建立起本地区与上海及其他中国沿海大城市，乃至海外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关系网络，确立起自己的发展目标，获取发展资源和发展动力，构筑起技术转移、产品销售、资金融通，甚至政策支持的发展支持体系的。
四、温州制鞋工业发展的案例
在浙江，还有另外一种有代表意义的跨区域发展的版本。这是温州版的“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道路。
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以商带工”，即商业先行，由此带动工业的发展，但是温州的“商”在工业化初期更多地表现为“行商”，是带有小商小贩性质的“行商”。温州地理特征是靠海，但周围多山、交通不便，腹地很小，因此没有外商投资。同时，因为国防上的原因，国家也很少投资，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像样的工业。温州人多地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没有资本积累，为了生存需要，温州住民只能更多地依靠经营小型商业和手工业。
由于外部地区的人和资本不愿进来，寻求离开本地进行跨区域谋生就成为许多温州住民的选择。与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不同，温州离上海较远，也没有类似宁波那样和上海有紧密的人际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利用，温州必须立足于自身的要素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的载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首先放开的是包括小商、小贩、修补服务在内的生活类服务业，温州住民的“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一开始主要也是以各种生活服务业为载体的。
如果说，宁波工业化的火车头是服装业的话，那么温州工业化的火车头就是修鞋制鞋业。
我们试以修鞋制鞋业为例，来说明温州人是如何通过“走出去”、跨区域发展来带动本地的工业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