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服务业中，修鞋业是一个比较适合温州资源赋存结构的产业。修鞋产业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固定资本投入低，基本不需要原始资本积累；第二，修鞋是手工业和商业技能结合，但又是最简单、初级的东西，对书本知识的要求较低，因而学习成本较低，只要愿意，一学就会；第三，修鞋业的“关键技术”在于对市场空间的控制，市场空间的大小常常决定收益的多少，“跨区域发展”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从业者只要多跑几处，至少是可以做到“广种薄收”的。以上三点符合改革开放前温州和温州住民“一穷二白三勤快”的资源禀赋特征。“穷”是缺乏资本，“白”是受教育程度低，“勤快”是投入大量劳动的意愿和能力。于是，早期许多温州住民就选择修鞋为载体的“跨区域发展”。
在这过程中，温州人固有的“地域文化”也在修鞋业的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一人事业成功，往往会带动一大批和他有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的人来从事相同的职业和产业，彼此形成集聚网络和“帮”，进而开始了对市场的控制，加速了温州修鞋制鞋业的扩展。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如东北、西北、西南各城市中修鞋产业的经营者和从业者几乎都是温州出身者。不仅如此，修鞋业还是温州企业家群体的“黄埔军校”。因为修鞋工作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市场信息的敏感，一个修鞋匠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信息的搜集员，一个修鞋铺就是一个市场信息的集散点。修鞋者大多身处或者巡游在都市商业区、办公楼集聚区以及居民居住区等市场信息密集之处，修鞋匠服务对象中很大一部分人是那些整日东奔西走以“磨皮鞋”为职业特征的企业供销员和采购员。而中国的传统习惯，人们在修鞋时都会有较多的时间和修鞋匠进行信息沟通，积以时日，修鞋匠对市场的敏锐感觉就被培养出来了。
现在人们都说温州人的市场感觉好，说他们特别善于抓住市场的机会，这和早期许多温州人经过修鞋产业的“培训”大有关系。温州大多数着名企业家几乎都有过修鞋的经历。如温州最着名的企业家之一南存辉，最初就是修鞋产业的从业人员。由修鞋到制鞋和卖鞋，进而到兴办和经营鞋厂，进而大规模地兴办鞋业集团，现在温州已成为中国的“鞋都”，制鞋产业已成为温州的主要产业。由修鞋到制鞋，再到其他产业，温州人就是这样通过“跨区域发展”开始他们从手工业、小商业向近代商业和工业的演化的进程。
由此可见，在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南部沿海地区，当地的住民是选择适合自身要素资源禀赋特征的产业为载体，直接“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在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配合下，凭借“干中学”积累的知识，在广阔的空间中抓住市场发展机会，较快地完成原始积累，并且在外部地域和本地域之间形成联动，走向工业化的道路。
五、企业家资源和跨区域发展的实践
浙江企业活泼的跨区域发展，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这种活泼的“走出去”和跨区域发展的行为的发生是由特定的资源赋存结构，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特定的历史事件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规定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将阐明，这种由自然、地理和历史事件等外部条件所规定的跨区域发展的发生和发展与浙江企业家资源优势的形成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活泼进行的跨区域发展的背后是浙江在企业家资源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浙江在企业家资源方面的优势也和跨区域发展的实践紧密相关。这种互动机制的形成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是浙江具有企业家资源的优势，而不是其他地区，如中西部的什么地区？
熊彼特的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为什么一些人具有创新精神，而另一部分人没有。直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通常的说法是“文化”因素，如马克斯·韦伯。然而这很容易陷入索洛所谓的“业余社会学”的争论。我们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出现和其独特的知识结构有关。而独特的知识结构和企业家独特的信息获取路径有关，独特的信息获取路径或渠道又和企业家的实践有关。具体地说，浙江具有企业家资源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和浙江人与外部世界密切的信息沟通以及浙江住民的“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经济活动实践有关。特定的社会集团及其特定的跨区域发展的实践活动在企业家成为可能的三个条件方面，即独特的知识获取机制、独特的知识获取渠道、独特的知识结构方面形成了广泛的接点：
第一，独特的知识获取机制。这是指非主流社会集团的“横向”信息接受的比较优势的存在。企业家的特征在于创新，创新是对现存事物的否定。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的企业家的主要特征是制度创新，是对已有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否定，这种自下而上的否定显然在转型开始阶段不是社会经济秩序的主导集团所欢迎的行为。因此，能够涌现较多企业家的社会集团常常不会是现存的社会主流集团，而更多的可能是出自非主流集团，甚至是边缘集团。我们不难发现，在浙江以及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现在被称为企业家的人，大多数都来自社会底层、社会的边缘层，如农民、个体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离职或下岗的工人，部分基层的政府官员等。很显然，企业家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而形成。相反，他们大多游离于社会主流集团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渠道之外，因此他们也就更多地具有吸收来自各方面非正式渠道的“横向”信息的比较优势。
第二，独特的知识获取渠道。这是指和独特的知识获取机制相关联的“见多识广”的知识获取渠道。成为企业家的这些人，可以没有受过多少传统的正规教育，但是必须是“见多识广”的人，具有“干中学”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
而那些“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人群，或者具有广泛的“走出去”人群的社会联系的人群，常常是见多识广的人群，在这样的人群中比较容易产生创新知识，容易产生企业家。
第三，独特的知识结构以及知识运用的意愿和能力。这是指具有较高的发展目标和强烈的发展愿望。而这在很大程度和行为发起者的目标参照系的选择有关，也和选择者的知识结构、观察问题的视野有关。很显然，具有较为广阔的认识问题的视野和较多的社会联系的社会群体将会较多地产生企业家，而这也和“走出去”、进行跨区域发展的人群有关。
六、结论和比较
一种发展行为，一个历史事件，总是有其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特定的区域经济关系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是不能单纯地由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或产业经济学理论完全解释的。因此，我们把分析的视角移到了常常被作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自然、地理和历史领域，重新审视了这些外部条件对浙江企业跨区域发展活动的影响。于是，我们不难发现，以产业转移和跨区域发展为主要动力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长三角各次区域来说，都是必需的和必然的。
较好的文化底蕴，人多地少，自然条件良好，具有发展非农产业的比较优势；沿海地区，具有走出去的地理环境等。同样或类似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并不仅存在于浙江，也同样存在于南部中国，包括福建和广东等地，这些地区的住民，在进入近代以后，出于生存压力和外部诱惑都有“走出去”寻求跨区域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偏好。但是和它们不同的是，浙江更接近以上海为地标的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区，因此在如何实现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的联动方面比相对偏远的华南地区更有地理方面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