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集团的长三角跨区域发展战略的展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积极推行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指向的跨区域发展战略，提出的口号是：“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德力西以上海指向的跨区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上海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子公司，从而获得了利用上海资源的制度保证。1998年11月，德力西集团在上海青浦区成立了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高压电器和成套设备。整个创业过程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及试生产，以及正式生产和经营。由于当时上海的政府部门正在积极制定政策吸引江浙和国内其他地区企业来上海投资，其中也包括鼓励这些企业在上海外围地区（郊区）建立生产基地。德力西集团在青浦的投资，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政策优惠，包括土地出让价格、优惠贷款的获得等。
第二阶段是以上海的企业据点为中心，利用上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2001年至2003年底，上海德力西与西安高压电器科学研究所合作成立上海西高有限责任公司，进入新的生产领域，建成SF6高压开关及GIS生产基地，生产迄今为止在浙江的生产基地不能生产的产品。该产品广泛应用于中国的青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这标志着德力西集团借助企业跨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了新产品开发、产品升级和拓展市场的发展目标。第三阶段是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阶段，其战略目标和具体规划是：在上海建设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科技工业园区，这一园区将在四年内建成。届时，上海德力西集团规划在这一工业园区中生产38种高新技术电气产品，实现年产值100亿元，上交税金5亿元，解决2万人的就业问题。
第二，利用长三角各地的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实现产业优化布局。德力西集团在着力推进上海指向的跨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向长三角的其他地区进行空间扩张，以利于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和比较优势，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包括，在杭州建立工业自动化电器产业基地，杭州智能化仪器仪表基地，在原驻地浙江温州柳市建立低压输配变电器产业基地，还在江苏的连云港和常州建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随着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德力西集团在长三角范围内的一体化分工逐渐显现。
二、企业内地域分工模式B
企业内地域分工模式B指的是江浙企业将企业总部及一些主要的功能部门，包括部分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至上海，但是仍在原驻地保持主要生产基地。
B模式在结构上与A模式存在着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差异。相似之处在于A、B模式将主要生产基地都放在企业原驻地，同时选择将营销部门和研发部门放在上海。差异之处在于，在B模式中企业选择将总部迁移至上海，同时相对A模式，B模式把更多的功能部门转移到了上海。从地方财政收入的角度而言，A模式在地方财政收入和税收方面对企业原驻地区更加有利，而B模式则相对于上海比较有利。但这只是一种静态观察得出的结论，如果着眼于动态和发展的观察，从长期来看，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展开，有利于企业跨区域发展的顺利实施；从微观上来说，有利于企业成长；从区域角度来说，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无论是对江浙地区，还是对上海来说其结果都是积极的。
案例二：茉织华集团在长三角地区的跨区域发展战略
原驻地在浙江平湖市新仓镇的茉织华集团的前身是1979年创立的新仓服装一厂，当时的资本金只有500元人民币。到1989年，企业发展到总资产500万元，年利润几十万元。1990年，新仓服装一厂与日本松冈纤维株式会社各出资45万美元合资成立了浙江茉织华制衣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后的茉织华的发展再上台阶，到1995年，茉织华成为中国服装业八强，形成以服装和印刷为主导的多元化经营特色，净资产也达到3个多亿。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茉织华集团所在的平湖市新仓镇地处浙沪交界之处，相对偏僻的区位条件，使得企业发展遇到了要素瓶颈，人才、资本和劳动力的获得都面临困难：首先是人才瓶颈，新仓远离主要交通干线，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人才匮乏，企业进一步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人才进不来留不住；其次是资金瓶颈，由于地方小，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企业融资成本较高，企业发展资金得不到保证；再次是劳动力瓶颈，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茉织华集团已经在企业所在地雇佣了5000多名农村劳动力，占当时新仓镇劳动力的1/3，再在当地吸收合格的劳动力已比较困难。由此可见，原驻地的资源要素的短缺严重地制约了茉织华集团的成长。要使企业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走出去，到更大的空间里去寻求企业的继续发展。为此，茉织华集团提出了“立足上海、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企业跨区域发展战略和目标。
1997年，茉织华投资8000万元，在上海设立贸易总部，作为自己外向发展的窗口和据点。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优秀企业的做法，首先从国内外引进了一批一流的金融、贸易方面的人才，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利用上海的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茉织华集团广泛开展了国际合作。先后与日本住友株式会社、日本森建设、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等国际知名大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
1998年，茉织华收购了上海浦东新区印刷厂，成立了印刷事业的分公司，投资2000万元引进了国际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有关金融机构合作，专门印刷银行存折等金融票据。该公司成立以来，每年实现利润都超过1000万元。1999年，茉织华投资1亿多元，在上海金山区创办了茉织华股份公司服饰分公司。到2002年底，该公司发展成为拥有职工近2000人、年创利润2000多万元的大型服装企业。经过几年的发展，茉织华集团已经基本实现了制造中心在平湖、企业总部及部分事业部在上海的长三角范围内的一体化产业分工布局。公司组织结构如图8‐6所示。目前，茉织华的7个事业部中有6个在上海，其中服装事业部和印刷事业部的生产基地设在浙江平湖。从集团的组织结构来看，茉织华制造业生产基地基本上都设在浙江，而其他的功能部门则设在上海。
三、企业内地域分工模式C
与A、B模式表示江浙企业以上海指向的跨地区发展不同，企业内地域分工模式C是指原驻地在上海的企业以江浙地区指向的跨区域发展所形成的企业内地域分工模式。集聚和扩散是空间经济形成和演化的根本力量，也是区域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为国家宏观政策重点倾斜的地区，拥有雄厚经济基础和优异区位优势的上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周边其他地区保持着很强的吸引力。但随着国内外企业向上海的不断集聚，上海地区的商务成本迅速上升，特别是土地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使得不少企业不得不将部分产品的生产基地向周边地区转移。
可以看出，企业内地域分工C模式的主要运作机制表现为：企业将总部及主要功能部门留在上海，而将部分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江浙地区。充分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优化企业的空间布局，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案例三：宝钢集团在长三角地区的布局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集团，简称宝钢集团，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年产钢能力2000万吨左右，盈利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2004年7月，宝钢被《财富》杂志评为2003年度世界500强企业第372位，成为中国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中首批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同年12月，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将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的信用评级定位“BBB＋”，公司信用评级的前期展望均为“稳定”。
宝钢集团也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宝钢集团一直注重利用长三角各次区域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优化企业布局。仅从其主要产业钢铁产业而言，1996年，原上海宝钢集团（54%）就与浙甬钢铁投资有限公司（12%）、日本国日新制钢株式会社（20%）、三井物产株式会社（7%）、阪和兴业株式会社（7%）合资组建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在浙江宁波建成年生产能力达到60万吨的冷轧不锈钢生产基地，不锈钢冷轧单厂规模为世界第一。1998年，原宝钢集团与上海冶金、梅山三家公司实现联合重组，使得位于江苏南京的梅山集团成为宝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并且成为宝钢集团在江苏省的重要碳钢生产基地。目前，宝钢集团所属的上海梅山有限公司总部在上海，而钢铁制造基地却在南京。
从目前宝钢的企业内地域分工的状况来看，宝钢的主要功能部门主要集中在上海。作为核心业务的钢铁产业的7大分公司则分布于长三角的各次区域，其中5家在上海，另两家分别位于浙江和江苏。
第五节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地理和历史缘由
一、问题的提出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发展的行为特别引人注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民营企业的跨区域发展，无论是在对外部区域的直接投资数额还是作为企业家资源流动载体的浙江在省外地区的经营者的数量，在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是领先的。截至2004年，由浙江民营企业主导的从浙江向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投资已达7000多亿（元）（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公室根据全国各地的浙江商会的统计），而在浙江以外地区从事工商产业的浙江经营者达400万人。没有资料显示，在以行政省区为测算单位的对外（省区）投资数额上，有超过浙江的地域。
关于企业跨区域发展的概念、原因、机理、功能和模式等，笔者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述，这些阐述和分析主要理论依据是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的中国沿海各个省区中，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就比其他地区更为引人注目。这里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长三角区域内部，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企业跨区域发展，其最活跃的群体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规模以及技术进步程度都处在长三角最高层面的上海企业，而是人均收入水平不及上海，经济总体规模不及江苏的浙江的民营企业。即便是上海向江浙地区的产业转移，其主要推动力也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而在国际上，积极推行跨区域（跨国）发展战略的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显然，要解释这一现象，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转移和企业区位选择、企业发展战略等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经营学动因之外，还必须寻找其他更有解释力的原因。为此，陈建军（2000年）提出了“企业家资源说”，认为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是企业家资源的溢出，浙江产业转移和企业跨区域发展活泼的重要原因是浙江有相对丰裕的企业家资源。但是为什么浙江拥有相对丰裕的企业家资源，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似乎依旧有许多不太明确之处。一种解释是文化的作用，如浙江的文化传统，比如历史上的永嘉文化等等之类的。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时间上溯太远，牵涉的因素太多，验证就比较困难。如罗伯特·索洛所说，解释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努力，通常会以“业余社会学”的争论而告终（克鲁格曼，2000）。
在这一节，笔者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浙江的区位条件及地理特征、资源禀赋结构、历史事件的发生对浙江发展路径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浙江住民的“走出去”，即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社会经济活动实践，来深入探讨我们的问题。
在本节，为了叙述的逻辑性，有时候，我们用“浙江住民”或“浙江人”的概念，来替代浙江企业或浙江出身的企业家的概念。因为从浙江企业的跨区域发展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常常不是像教科书所描述那样，先有一个企业，然后是成长，然后才是跨区域发展。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浙江企业的跨区域发展有多种形式，其中不乏有许多浙江住民，仅仅带着一些资本，或者凭着自己拥有的技术、技能，包括经营能力和经营资源，或单枪匹马，以个体户、投资者或者其他个人名义；或朋友搭档，三五成群，凭借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形式或者是社会网络结构的延伸的形式到外省区、甚至到海外去寻求发展的。这时，跨区域发展的主体，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企业，但是从行为目标和方式来说，他们是生产要素的载体，具有企业最基本的内涵，即是以要素投入来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用“浙江住民”或“浙江人”的概念，主要是突出了两个属性：第一是地域属性，这是为了明确跨区域发展行为主体的起始空间位置、空间属性；第二是行为主体的最基本的特征，因为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和非组织形式，跨区域发展行为的主体是人，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人是一个多种生产要素的载体，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跨区域发展，都表示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