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杨伯达李政委名叫李晓祥,是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的军宣队代表、校部主要负责人。年纪稍长一点的读者可能知道,军宣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时期,军代表身不由己,不得不执行极“左”路线,自然形象欠佳,以至人们现在提起来,仍颇有微词。但客观、公正地说,“糟透了”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中亦不乏功大于过者。有例为证,当我采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会长杨伯达先生时,他谈起昔日干校的“李政委”,不仅没有埋怨之辞,反倒充满感激之情。
杨伯达评说军代表杨先生已年逾古稀,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他于1969年秋下放向阳湖,先是在二大队九连当战士,不久“升任”连长,后来又调到校部抓生产。“仕途”比较顺当,使得他和干校的“高层领导”时有接触,其中打交道最多的便是李政委。
老专家是个爽快人,他请我在客厅坐定,稍作寒暄,便直言道:“我看了你寄来的不少‘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大家谈自己的多,谈别人的少。因此,今天我不想多谈个人的干校生活,倒是想向你介绍一下干校军代表李晓祥同志。虽然有的‘五七’战士回忆往事或写文章时对军宣队多有反感,但我要为李政委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个好人!”
我插话说,一年前我拜访过李政委,他已离休,在一家干休所安享晚年。那天,他和我促膝长谈达3小时,说着说着竟真诚地流过几次泪。他还主动检讨道:“文化部这批人在干校吃的苦太多了,我对此是负有责任的!”我当即宽慰他说:“这不能怪你个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是错误的路线才导致错误的做法……”可李政委似乎没有因此而原谅自己,我却对这位七旬老人再也难以忘怀。
那么,作为鉴定玉器的专家,杨先生“鉴定”李政委是个好人,依据是什么呢?他开始讲述道,咸宁干校初创时,掌握众多文化人命运的是北京军区某部驻校军宣队,这批军人因领头的张参谋长比较“左”,不讲政策,真的把文化人当成所谓“牛鬼蛇神”,在大会训话时竟然说:“你们都是‘永久牌’的,我们是‘飞鸽牌’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听众不得不担心今后有无出头之日。至于在工作中作风简单、粗暴,视“五七”战士为异己,严加管制的事时有所闻,如果不是次年换了湖北军区的军宣队,干校人的命运恐怕只会凶多吉少。新来的李政委原是黄冈军分区副政委,做地方工作有经验,办事比较稳重,与前任比较而言,对文化人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善。他发表“就职演讲”时,在大会上开口便称“同志们”,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起码让人觉得自己不再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不仅如此,李政委最为难得的还表现在对待两件事情的态度上:其一,他根据干校和当地的实际,拍板支持成立丹江分校,把文化名人中的“老、弱、病、残”百余人集中起来,从咸宁转移去了鄂西北。那里生活条件比向阳湖好,不仅老同志体力上得到照顾,还有部分人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如被当地文艺宣传队请去指导排演节目,受文物部门邀请协助鉴定文物古迹,等等。这一措施可以说保护了一批不可能再生的国家栋梁!其二,当年中央推广教育部凤阳干校的“经验”,动员“五七”战士的家属子女全部随迁到干校扎根。李政委奉上级指示,带人前去学习,回来却没有照搬照套,他反倒对杨伯达说:“凤阳的经验对我们来说不合适,硬性规定,强制执行,势必带来严重后果。老杨,你谈谈你们文物口的干部将来会如何消化?”杨伯达认为,毕竟文化部干校这支队伍太庞大,不仅咸宁消化不了,连湖北也不可能完全消化。杨伯达受党的培养教育多年,相信党的政策,不会让大家长期留在咸宁,更不会如北京军宣队所说“准备葬身向阳湖”。果然过了不久,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故宫调一部分业务骨干回京。先例一开,文化部机关、出版口、电影口、文联作协口纷纷效仿……
“看来,咸宁干校不仅没有‘日益壮大’,而且渐渐‘人去楼空’。”我不禁笑道,然后告诉杨先生,难怪有的干校文化人调侃李政委“桃李满天下”,说他只要到北京和各地,到处是熟人,宾至如归。我采访李政委时,他实事求是地说,自己在干校既为文化人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在“文革”那种大气候下,没有个态度是不行的,否则对上不好交代。1973年8月,李政委调离干校去咸宁军分区主持工作,在干校的欢送会上,他主动检讨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但几年间和文化人建立的感情将终身难忘。
作者采访李晓祥杨先生见我谈起李政委的自责,一笑了之,评论道:“当然,湖北军宣队也有不少缺点,有的连队军代表还干过不尽如人意的事,就拿李政委本人来说,在有的场合对老干部赵辛初和大诗人郭小川等人态度不大友好,不讲一点客气,也引起过人们的反感,但在对干校文化人的出路和安排上,他所做的工作无可挑剔。可惜的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从咸宁军分区被贬到恩施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境不平,单凭李政委在干校后期办好事这一点,就应该重用他!”
我心想,日后李政委看了我今日的访谈文章,听到杨先生的心声,大约会得到些许安慰吧?这时,杨先生又转移话题,感慨地说:“20多年过去,一晃一代人了!你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有功劳,哪怕留一点痕迹也好。我们文物口不少老同志去世了,如王冶秋、吴仲超等,还有许多卧床不起的老专家,你要抓紧访问。最重要的是,要把干校历史原貌真实地写出来。”说完,杨先生声称自己忽然想起在向阳湖冒着刺骨寒冷插秧、在烈日下收割的情景,便即兴为我写下一幅字:“战天斗地,自强不息。”老专家一边盖印,一边向我解释说,这八个字既是他在干校生活的切身体会,又是他人生道路的概括,迄今他仍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和杨先生告辞后,我在北京又走访了其他文化人,像他这样为李政委说公道话的大有人在,下面且摘录几段。比如,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佟韦说:“我们都感激李政委,他初到干校,审阅北京军宣队留下的‘五一六’人员材料后,在大会上宣称,虽然他手里掌握一箱子一箱子的材料,但他决不相信会有这么多坏人。我们听了都感到他水平高,这句话定乾坤,让大家松了一口气。但他说这话是要担担子的,作为执行政策的人更担风险,有可能被免职,甚至被抓。”又如著名女翻译家杨静远说:“多亏李政委,我们后期分配时,他坚持文化部下来的人一定要送还北京,除个别自愿调到外地的同志外,要千方百计保留住,以免各奔东西,把这批文化力量分散了。”再如,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田郁文说:“我们干校后期比前期过得愉快,因为有了讲政策、懂政策的李政委。他最让大家感动的是,亲自主持会议动员向北京‘输送’干部。干校撤销前,他自己带人到北京,手里拿着一叠干校人名单,求爹爹告奶奶似的跑接受单位;他调到咸宁军分区工作后,还惦记着干校人调动。”此外,还有老出版家王益、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薛德震、原荣宝斋总经理侯恺、原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轶千、原中国电影公司总经理胡健、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何希曾、原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和创联部副主任吴桂凤等人,谈起李政委,都和杨伯达的看法不谋而合。可见“为官一任”,只要做了好事,人们就不会忘记。但也有个别同志听了我的讲述,认为李政委在我面前流了几次泪,是“良心发现”,我对此说不敢苟同,便顺手把两种意见整理出来公之于众,还是让关心向阳湖的读者们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