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新闻出版署老署长宋木文的家，位于北京朝阳区中纺里兴华公寓。这是一栋国务院的“部长楼”，我上门拜访宋老时，没料想进院子、上电梯，竟然经过了两道岗哨才得准“登堂入室”。退休后的宋老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兼任中国版权研究会理事长，是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他家的客厅宽敞、明亮，既豪华又舒适；而墙上挂着启功、沈鹏等大家的书法，更显示出主人的高雅。我颇有点儿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挖掘、研究向阳湖文化，我才有机会成为这里的“座上宾”。
作者采访宋木文宋老身着白色衬衣，外套一件蓝色毛背心，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比实际岁数年轻。他首先将一本砖头般厚重的《宋木文出版文集》（李瑞环代序）相赠，然后饶有兴趣地翻看了我收集的一叠咸宁干校的老照片，很自然地回忆起往事来。
那是一段“不思量，自难忘”的历史，那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1969年9月，宋木文偕夫人汪应模下放咸宁干校时，正值不惑。他虽然供职于文化部办公厅，在“文革”的暴风骤雨面前却难免有几分困惑。过了两个月，才上初一的大儿子汪稔领着刚上幼儿园的弟弟宋向东也来到向阳湖。由于是举家搬迁，加之政治上有一种不被信任感，宋木文对前途到底会怎样，想不清楚，也顾不上想。初来乍到，他们连队百余人住在一间大仓库里，拉个布帘一隔，里面住女的，外面住男的，统一的上下铺，小孩吵闹，大人叫喊，什么声音都听得见。不久，干校组织文化人自己烧窑、盖房、建医院、办子弟学校，并建好了档案馆，准备把几千人的档案从北京转来，然后在尚处贫困、亟待开发的鄂南长期驻扎下去。不少人虔诚地决心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虚心接受锻炼和改造，对劳动非常认真。如大冷的天下田育秧，大家都咬牙坚持，有的人腰里还别一只小酒壶，里面装的“一○八”（1.08元一斤的白酒），以备发冷时喝上两口暖暖身子。有一段，宋木文在田管班当班长，住湖边搭起的草棚，夏天奇热，蚊子在身上到处乱咬；冬天又冷，冻得全身哆嗦，他仍尽职尽责地管水管秧……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四人帮’说这支队伍不好，是‘黑线’，大批文化人政治不行，靠不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实际上都受党的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热爱的。总的说来，我们在向阳湖，精神并不低沉，是积极向上的，是有一股子迎着困难上的干劲的。”宋老评述至此，又向我介绍起两则干校轶事：例如，初期连队食堂伙食较差，整天吃倭瓜，没别的菜，偶尔买到一个肉罐头，得大家分享。这样，一人拿一个碗领菜时，都盼得到一片肉。掌勺人的手不免哆哆嗦嗦的，于是被大家开玩笑：“你的手再哆嗦一下，多抖一片肉到碗里来！”又如，有一次宋木文拉车驾辕，由于地面高低不平，下一陡坡时因冲力太大，他控制不住，不慎翻车倒在路边的地里，差点没被轧死，有同事为此还调侃道：“宋公子，挑滑车……”
宋木文笑谈往事我知道此语典出京剧《挑滑车》（又名《牛头山》），说的是宋代岳飞的大将高宠与金兀术作战的事，不由得和宋老一起笑起来。于是我又问道：“苦中作乐，大约在干校人的生活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吧？”他点点头，补充说：“要说苦，干校确实苦。原文化部副部长、诗人徐光霄患有哮喘病，他干的什么活呢？拉风箱。烧火拉风箱时有声响，他自己也喘气，‘两个风箱一起响’，叫人觉得既幽默又辛酸。1971年周总理点名调他回京主持国家出版局的工作，他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好事，如恢复中华、商务、文学、人民等直属单位的出版业务，并从干校调了不少骨干回京安排工作，我和刘杲等人就是徐光霄于1972年底选调回的。我们离开咸宁时，在家里摆了一桌小酒宴，与邻居沈竹、高瑛一家和包同之、杨晶旭一家话别，因为是先行一步，酒席搞得很热闹，总算是‘向阳湖一场’！”
“向阳湖一场”，这话说得多么有分量！我乘势请教宋老，对干校这段历史怎么看？他稍作思考，回答说：“办咸宁干校，等于把众多文化人赶出京城，这是一次历史的误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咸宁也有收获，毕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成为人生中难忘的一段。因此，我认为，向阳湖是一根感情的纽带，你们开发干校文化，组织我们昔日的‘五七’战士进行回忆，使我们更紧密地和咸宁联系起来，对咸宁的两个文明建设有好处。同时，我们也感到欣慰，大家都愿意接受你的采访，便说明了这一点。”
宋木文和夫人、儿子我再次感谢宋老抽出宝贵时间与我长谈。眼看中餐时间已到，他热情留我小酌，席间还解释说，自己毕竟在咸宁呆了3年多时间，曾经“歌于斯，哭于斯”，饱尝了酸甜苦辣。所以回京后只要有机会到湖北，总想去干校旧址看看。1994年10月中旬，他来鄂参加全国第六届书展期间，就和夫人邀了在汉工作的大儿子重访向阳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