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版协副主席刘杲刘杲先生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1993年，62岁的他退居二线，现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全然不像个“高官”，倒是一位可亲近的长辈。因为我在刘老的客厅刚一坐下，便得到他热情的称赞：“你这小伙子本事大，竟然采访了100多位京城文化人！近些年，你不断寄来《咸宁日报》，上面关于向阳湖的报道相当充分。最近，我读了你采写出版家陈原的文章，我和他非常熟，他是很难描写的，你却抓住了陈原的特点，写出了陈原的风格。他正是你写的那个样子。”
刘杲在书房刘老指的是我记述陈原重返咸宁干校之行的文章《别梦依稀向阳湖》，我不过是纪实，而刘老的过奖倒使我既感到惭愧又十分快意。“距离”一拉近，我也趁机“表扬”起刘老来：“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您和其他6位新闻出版界委员联名提案，建议重视和支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这对咸宁是很好的宣传。我个人认为，此举的意义也许超过了提案本身，这在不远的将来是会得到证实的。”
我的这番话发自内心，绝无“拔高”之意。刘老听罢，谦虚地说：“这份提案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愿，自然会对咸宁开发干校文化的工作起点作用，但实际效果如何，主要靠地方党政领导和文化工作者的努力。”接着，他阐述道，鄂南大张旗鼓宣传向阳湖文化，很有价值。这项工作本来文化部也可以作的，可惜现在还顾不上。而咸宁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发展（包括文化建设）又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在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的同时，又不能限于这个条件，这只是个契机，而大批文化人现在毕竟离开了咸宁……
作者和刘杲谈到这里，刘老的思绪渐渐飞回到自己下放向阳湖的岁月。那还是1969年4月，党的“九大”刚刚闭幕，文化部决定创办“五七”干校，刘杲作为第一批先遣队队员奔赴咸宁的甘棠，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劳动生活。到了9月，他的夫人卢邦骥带着12岁的儿子刘力和4岁的女儿刘燕来到向阳湖安下了家。这时，校部号召要在咸宁扎根，准备3年后不发工资，自食其力，刘杲也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认为，尽管身处逆境，也应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还有开心的事，哪怕叫“穷开心”也好，总不能一天到晚流泪呀，那怎么活？比如，他们一家自己做饭吃，儿子很聪明，自制煤油炉，用了12根灯芯，火力很强，放上一个铝盒，再买来一个肉罐头，连带自家种的扁豆倒进里面一锅熬，一家人改善生活，倒也其乐融融。
然而，在干校，伤心的事还是难免的。到向阳湖不久，刘杲的女儿不幸得了白血病，不得不送往武汉住院，她的母亲日夜陪伴。刘杲身为人父，希望前去照料几天，连队指导员是过去的同事，批了一个礼拜的假。没想到才住了两天，大队军宣队便发去电报，催促马上回来，当时干校的纪律是很严的，尽管小孩病情很重，也得火速赶回连队。令人气愤的是，大队政委见面后倒满不在乎：“你回来了，很好。没关系，有你爱人在医院守护就行了。”刘杲感到这种严格的“控制”太不近情理，使人精神上非常压抑，却敢怒不敢言！
当我得知小刘燕不久便病逝，埋在了向阳湖时，不禁深深惋惜、摇头叹息。以往我读过不少“伤痕文学”的作品，可以想见此事无疑给刘杲一家留下了心中的“永久的痛”。好在刘老很快结束了对往事的回忆，继续对我说：“我看了你写的许多人物专访，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感受也就不同。我对个人干校经历的态度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多谈。但这毕竟是一段难忘的历史，多少年来经常想忘又忘不了。在‘文革’中的干校，很多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幸存者，如侯金镜便死在向阳湖。可见‘左’的路线对我们民族来说，太可怕了。你今天来访，使我想起了陈翰伯的一句名言。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总结‘文革’教训，那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出台，又有‘两个凡是’的禁锢，不同的看法较多，但当时国家出版局负责人陈翰伯的话给我印象最深：‘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一句话就说透了，有什么可分析、争议的！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刘老谈到最后，语气自然加重。我的内心随之受到一种震撼，脑海里自然闪现出两句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聂绀弩《挽雪峰》）窃以为，愿意讲真话的人，如果时常温习聂绀弩的诗和陈翰伯的话，精神境界一定会无形中得到升华！
陈翰伯像我对刘老的这次访谈，最大的收获是加深了对“文革”的认识。尽管他还讲述了自己在向阳湖和郭小川、丁树奇一起组成“大批判组”的逸闻，以及他的老上级赵辛初在干校放牛的旧事，生动而有趣，颇具史料价值，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他提到的陈翰伯的“名言”，但愿关注和研究向阳湖文化的人们都牢牢记住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