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医者的行为修养为言必信，行必果，风必正，貌必端。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是我所追求的修身之道。
—张金哲
张金哲，1920年9月生，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任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小儿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表论文 250余篇，主编及参编《实用小儿外科学》、《小儿门诊外科学》、《实用新型小儿外科手术图解》、《张金哲小儿腹部外科学》、《张金哲小儿创伤外科学》、《现代小儿肿瘤外科学》、《新编接诊学》等 40余部专著，科普著作 10余册，1991年被科协授予突出贡献科普工作者称号。曾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及卫生部劳模，精神文明奖章获得者。获省部级科学进步奖 10多项。2000年获英国皇家学会“丹尼斯布朗”金奖，为国际小儿外科最高成就奖。2010年获宋庆龄儿科终身成就奖及世界小儿外科联合会终身成就奖。
2000年，英国皇家小儿外科学会将小儿外科界最高贡献奖“丹尼斯 ·布朗金奖”授予张金哲，赞誉他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其获奖事迹为：“代表13亿人口大国 3 000多小儿外科医生作出了国际认可的技术水平；对世界作出了贡献，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贡献。张金哲本人的‘张氏环钳’、‘张氏瓣’、‘张氏膜’的发明也丰富了国际小儿外科的技术。”大会主席更是用“小儿外科界的纳尔逊·曼德拉”来称赞他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此后，2002年获“2002年印度小儿外科甘地金奖”。2010年，张金哲又先后获得世界小儿外科学会联合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10月 21日）和“宋庆龄儿科终身成就奖”（11月4日）。
张金哲院士的办公室位于儿童医院一幢年代已久的办公小楼上，张教授十分高兴与年轻的校友们交流，从他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实践谈起，多方面探讨了医学教育问题，怎样当学生，怎样做老师，优秀的学风、校风、医德、医风是怎样形成的等等。
最愉快的回忆和骄傲
张金哲首先谈的是他在上医的学生生活。他说：“这一段学生生活与其所反映的上医学风始终是我最愉快的回忆和骄傲。”1938年张金哲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华的外国学校都先后关门了，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也不得不于 1942年 2月停办。他转学至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43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做了插班生，于 1946年毕业。虽然他在上医只有三年的时间，但是张金哲说，“真正学医就是这三年”。是的，虽说当时的上医是六年制，但是前三年实际上是医预教育和医学基础，毕业以后便是工作而不是在校学习。
张金哲富有激情地谈起了他们这个班。他说：“我们这一个班同学之间非常团结，这是一；第二就是学术空气很浓。”他们班里每个星期自发组织一次文献报告会，同学之间轮流用英文做报告，学校领导也多次表扬他们。“学术氛围好，互助精神也很好”，张金哲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70年前，“特别是我们做轮转实习的时候，同学们都分散在各个科室。
比如我在外科实习，下个月你来了，我就把我这段时间里重点的学习心得写成小条，交给你，等于交班似的”。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编写出版了一本书，叫 Intern’s Pocket Book（《袖珍实习医生手册》）。“这本书实际上每个同学都参加了编写，我交班的时候交给你一张纸，你交班的时候也交给他一张纸，再编辑整理一下就成了。”张金哲特别轻描淡写，虽然编辑整理的人主要就是张金哲。对于这本书，张金哲是特别有感情的。当问及是谁发起了写书活动的？他笑着回答：“没有人发起。大家想的都很简单，互相帮助嘛！因为我们实习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进过病房，对病房非常生疏。我觉得我生疏，你来了肯定也会感到生疏。我要换到别的科室去了，你轮转到我这里来，我觉得我给你一些交代，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很自然。本来，各个医学院、各个班级同学之间实习时都有这种交换，只是我们班同学都写了点，有个小条，交给你点东西，这个就比用嘴说进了一步了。”张金哲说道：“当年的我们没有想过这是我的东西，现在交给你了，那我就不比别人优秀了？大家都没有这种想法，就是纯粹地为了互相帮助。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个班一个是团结，一个是学术空气好。我们的同学都比较认真。想起来，这跟学校的校风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也是每个星期都有临床病理讨论会，也有查房时的病例讨论，就是学生报告一个病例，老师领着讨论（全部用英语）。所以大家都习惯这种方式，老师这么做，学生也就学着做，所以你想我们普通的学生能够出一本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也不是靠一两个人号召的事。那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也不是事前由谁组织的，完全是学习过程中有需要了，大家一起做的，等素材都有了，摆在一块整理整理就出书了。”
他们的书写得实用，不仅同学们人手一册，还能卖出去，甚至有人偷着再版。张金哲继续讲了一个故事：“等我们毕业之后，有个龙门出版社又出了第二版，并且冒充是外国书，他把我们的名字都给取消了，买的人还真以为是外国出版的。我到北京之后，看到住院大夫都拿着一本，我一看这是我们写的，他不信，我说把我们的原版拿给你看看，一个字不差，就是没有我们的名字。”
他们出书还与时任上医教务长的张鋆教授有关。张鋆教授给张金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他们编书的时候，张鋆教授几次对张金哲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后人种一点树，你不能只是当那个看花的。 ”张鋆教授总是鼓励学生们要做一点东西，“你每天都做一点东西，你这一辈子就做不少东西；你总要解决当时的问题，你还要给后人留一点东西”。张金哲认为，他们这本书能出来，张鋆教授的鼓励很重要。
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
张金哲之所以开创小儿外科事业，背后有两个故事。
1946年，张金哲正在北大医院外科值班。他的一位中学老师带着孩子来就诊，孩子呼吸道梗阻，张金哲知道，患的是白喉，生命垂危，必须立即气管切开。可是当他去请示上级医生的时候，上级医生却告诉他，这里没有人会做婴儿的气管切开手术。无奈，张金哲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孩子死在急诊室里，他的内心受到了无情打击。
1948年，全国流行产房皮下坏疽，新生儿一旦感染，两三天内整个后背皮下化脓，死亡率是100%。张金哲那时已经是外科住院总医师了，心里非常着急，他便找到病理科教授一起研究。他们考虑，在感染扩散到全身大面积之前切开皮肤、排出脓血，有可能挽救患儿的生命。但是，这一观点与传统外科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传统观点是“脓肿要熟透才能切”，所以当时医生都不赞同早期切开。直至 1949年，张金哲的女儿出生后 3天，也发生了皮下坏疽。张金哲权衡再三，他孤注一掷，立刻为女儿实施了切开术，挽救了女儿的生命！张金哲成功了，“早期切开”的办法迅速传遍全国，婴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也由原先的 100％下降至10%。
通过这两件事，张金哲深深意识到：人们需要小儿外科，应该有人去做。机会终于来了。1950年 7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各省都要建妇女儿童医院及保健院。张金哲作为陪同人员和他们的院长一起参加了会议。那时候他刚当上主治大夫，院长推荐张金哲当个小儿外科医生。值此机会，30岁的张金哲立即受命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建立了 5张病床的小儿外科，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小儿外科病房，标志着我国小儿外科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也决定了他一辈子奋斗的事业。1955年，应诸福棠院长的邀请，张金哲调入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担任外科主任，至今已经在那里服务了半个世纪。
从国际上说，美国的William E。Ladd被认为是现代小儿外科创始者，1917年开始做小儿外科手术，1927年出任波士顿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并培养了美国第一代儿外科医生，包括第一位丹尼斯 ·布朗金奖的获得者，著名小儿外科大师罗伯特 ·格鲁斯。而英国的丹尼斯 ·布朗则是英伦三岛现代小儿外科创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小儿外科手术，为了表彰和纪念他在小儿外科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热心于医学教育，1968年英国皇家医学会以他的名字设立医学奖丹尼斯 ·布朗金奖，该奖是小儿外科领域世界最高奖，被国际小儿外科界视为“诺贝尔奖”，每年奖励一位国际名人。张金哲是第 33位获奖者，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获得此奖项者。
我国小儿外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比较晚的，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上海的马安权（1911—1977）和佘亚雄（1917—1995）、武汉的童尔昌（1921—2008）和北京的张金哲（1920— ）等元老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投身到这一领域，并且都有许多建树。只是中国小儿外科发展成熟时，那些人已先后卧病逝世，所以张金哲始终只说自己是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
其实，张金哲对我国乃至世界小儿外科事业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20世纪 50年代初期，他和麻醉专家谢荣教授合作，首创肌内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加局部区域麻醉的方法，从而克服了因为没有小儿专用的气管插管和麻醉机、无法开展全身吸入麻醉的困难，使小儿外科手术在我国得以推广普及各地。自任职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以后，他又创造了适合小儿的许多检查方法和技巧：例如从母亲怀抱婴儿的背后偷摸患儿腹部，反复对比各处反应，借以对哭闹的婴幼儿急腹症作鉴别诊断；通过手指沿舌根摸到声门的办法对突然呼吸停止的婴儿进行紧急气管插管；婴儿开腹手术中意外心脏停止跳动，用（食、拇）两个手指在膈下与胸壁内外挤压按摩心脏抢救等。张金哲这些简单易行的操作，迄今仍有人在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不时采用。与此同时，张金哲还发明或改进了50多项手术器械和方法，如用于巨结肠手术治疗的“张氏钳”、使无肛门手术避免开腹的“张氏膜”松解术，胆道再造手术防反流的“张氏瓣”等，都曾经盛行一时。作为一名中国医生，张老师还采用了中医外科技术如小儿肛瘘挂线疗法、小夹板配合牵引治疗小儿骨折等等，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儿外科道路。凡此种种都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使中国小儿外科站到了国际前沿。他从事小儿外科 50多年，为万名以上患儿操刀手术，无数小生命获得新生。
张金哲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人才。1958年，受卫生部委托，他主办了我国第一届小儿外科医师培训进修班，为全国各地输送了第一批小儿外科骨干。他为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近千名本科生讲授小儿外科学，并亲自指导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 20余人，桃李满天下。他十分重视小儿外科学会和专业杂志工作，1964年第六届全国儿科大会上，他与马安权、童尔昌牵头申请组织小儿外科专业学会及杂志。1980年我国小儿外科学组成立，由张金哲出任组长； 1987年成立小儿外科学会，他被选为首任主任委员及《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副主编（童尔昌任主编）。他多次组织国内外大型学术活动，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担任不少国家和地区小儿外科学会和学术期刊的要职，成为国际小儿外科界与中国联系的最早中心人物。
周总理说：“知识交给群众，才是力量。”他深知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全中国的群众都知道小儿外科，小儿外科才能在中国迅速发展。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他就满腔热情地参与医学科普活动，先后出版科普书刊等百余种，1991年获得了全国科协授予的“突出贡献科普工作者”称号。
创新，为了孩子
在访谈中，张金哲谈到了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他认为这跟创新意识的缺乏有关。
他联系到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吧，创新不少，这是实际情况。然而那时也有客观条件：我写的东西能够出版，能出版嘛我就想写，这不就是道理吗？我做的东西能用，允许我用。假如我做的东西不允许我用，那我做它干吗？我家里有一个小作坊，自己做手术器械。我做不了的活儿，可以找市上的小作坊帮我做一下。如帮我电焊，你需要做成什么，他就给你做。现在没有了，你想修理一些器械，现在都不可能。”
张金哲创造发明的许多小儿外科专用手术器械，都是因为当时孩子需要，市场又无供应，只能自己动手。例如，20世纪 50年代，我国小儿外科手术用的都是成人器械，对小儿特别是新生儿过于粗大。只好将器械的术野操作部件，用砂轮打小、磨光，以减少对孩子的创伤。在受到西方封锁的年代，张金哲要想对患儿的诊治精益求精，就必须千方百计自己想办法。白求恩说：“一个外科医生，至少要会做木工。”他在家里书桌前的一把扶手椅上装有小台钳，后面墙上则挂满了钳工、木工、电工用具，建成简陋的小作坊。他创制的“张氏钳”（巨结肠根治术用的环钳）就是在这里用锁门的扣吊焊上一个铁环再加上一个螺旋钮完成的。
就在这种勇于创新的思想驱使下，张金哲设计了很多简单实用的小儿专用器械，于 1958年全国卫生群英会上获得卫生部颁发的“技术革命先锋”奖章。有人向张金哲请教他如何开展发明创造的秘诀。张金哲说：“那时是西方封锁，现在是一切正规化，各有各的困难，不能照搬。只要一心精益求精想，努力千方百计干，就一定能创出有益的成果”。千方百计、精益求精，走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一个肯负责任的医生“创新意识”。
他谈过去，实际上是为了现在。张金哲说：“现阶段在医疗设备方面，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原创技术，基本上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资本主义创新是为了赚大钱，为了垄断，怕别人仿制，因此换代很快。你想他们花了很大的投资创出新品，六个月就淘汰，无论如何也必须把钱赚够。
因而进口国外的医疗器械通常价格昂贵，必然导致医疗费用的不断上升。
连美国人都承受不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跟在人家后面跑，如何受得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要讲多快好省的自主创新。要认识，寻找安全简易、便于推广的方法，甚至是不做手术的方法解除病痛，才是我们理想的创新追求。”
关于创新的评审制度，张金哲有独到的见解：“我国的医疗器械，要经过评审，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用。这也是个划时代的进步。可是，医学不断进步，医疗器械也需要随时改进和创新，如果批准新的医疗器械要经多少级讨论通过的模式，也会有阻碍创新的问题。特别是一个真正的新东西，那肯定是别人未用过、不知道的。请一帮老头来做评委，而那个新东西肯定是老头不知道的。要是老头们早都知道了，那还要创新发明吗？可是，要一个年轻人来说服一帮老头，那容易吗？再者，对老头们来说，他们也很为难。你要我评，我要负责任吧。如果我懂，我知道你这个好，我说好；我知道你这个不好，我就得说你这个不好，我要严肃表态。如果我不懂，不能判断好坏，我不能不负责任说不好，但也不能为了鼓励年轻人随便说好，投一张赞成票。为了培养创新意识和激发创新人才，评审制度也有研究改进的余地。”
医生医德：爱、敬、谦、诚
张金哲认为，医生的修养包括两个大方面：“医德”与“医术”，即追求医德高尚、医术精良。医德的内容包括品德修养和行为修养；医术包括医学知识与行医技术。半个世纪的儿科医师生涯，他把医德修养经验提炼成为“四字格言”。
他把品德修养概括成“爱、敬、谦、诚”四个字，把行为修养概括成“言、行、风、貌”四个字。他又用四句话概括了自己的修身之道：
“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张金哲说：“爱是对孩子，敬是敬家长，谦是待人对事的态度，诚是自我做人的根本。儿科医生首先要爱孩子，让孩子感到你是他的亲人，他才能配合你。而且你真正爱孩子的话，你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孩子服务。”这个道理我们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要敬家长呢？张老师说：
“你想，孩子的病情要靠家长介绍，大夫的医嘱要靠家长帮助执行，家长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助手，不应该尊敬吗？”简短的这几句话，使我们领悟出医患关系的实质：医生是为病人服务的，病人（包括孩子和家长）是来帮你提高的，医生与病人和家长成了朋友，才能完成治病救人的共同目标。
张金哲说，品德修养提高素质，而品德需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病人和家长看到的只是行为。言必信，是“言”的基本道德标准，答应病家的事，一定要按时实现。“行”的实质在于“行必果”，为病人所做的事都要达到预期效果，效果不明显时也必须叫病人了解此“行”的意义。
“风”必正，是说医生的一切行为在众人眼中应该是高尚的正人君子。“貌”必端，指的是医生的穿着、举止要端庄，儿科医生更需要面目可亲。这样的行为修养才能有助于行医的成功。医生有了爱敬谦诚的认识，就会自然地表现出相应的言行风貌，让所服务的人感受到自己的真诚与关爱。如果医生说起话来，总是看不起人家，那爱什么？如果对孩子说话很亲切，讲讲儿语，检查时保护不让他冻着，不让他碰着，家长看在眼里，把孩子交给你就放心。谈到风貌，张金哲还讲了他在老协和入学时候的一段故事。协和很讲究风貌、仪表、态度。规定男学生每天都得刮胡子，女学生都要淡抹一点口红，穿高筒丝袜。夏天不许穿凉鞋袜套和短袜，这是代表庄重。男生把头脸弄干净，女学生化化妆去见人，这是对人家的尊敬。在张金哲看来，“爱”的真谛就是真心和病人及家长交朋友，要交“托命的朋友”。他始终记得并遵循着在上医学习时的一句话，那是《克里斯托夫外科学》第一页上写的“医生要先交朋友，后做手术”，下面一行注解说，交朋友靠“畅谈病情”。他说：“好的儿科大夫必然关心孩子的痛苦和家长的焦虑。 ”“如果你能用最简单的语言使家长充分了解你的诊疗方法和依据，用最安全的方法和便宜的药治好孩子的病，那才是好样的大夫。”医学是很复杂的科学，学医比其他大学要多几年，用简单的言语对家长解释清楚确实不易。特别是在门诊，时间很短。为此张老师事先准备不少小条子，特别是常见的并且很难解释清楚的疾病情况，如肠痉挛性腹痛、婴儿肛周血管扩张、女婴肛瘘、脑瘫，共约十几种。每张条子就是一种疾病的科普宣传材料，包括症状、治疗要点和注意事项。把这些小条放在白大衣口袋里备用。当面把病情讲清楚之后，他再把“小条子”掏出来，交给孩子的家长宣读并解释，目的是让家长确实了解并记住孩子的病，掌握护理要点，比起一次性的口头交代，效果好很多。张金哲还就他四句话的修身之道作了平平淡淡的讲解—“一生努力”是主观上的自我要求。“不要闲着，不要管能不能得奖，不要管能不能升级，你该做的要做到，并要努力做好。要不要晋升做一个主治医师，做一个主任医师，做一个什么专家，要不要得奖，那不是自己能说了就算的事，而且还有个机会问题。我现在 90岁了也不闲着，我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张金哲总是告诉大家不能称呼他是“中国小儿外科之父”。“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你自己不能争这个，我只是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张金哲认为，争上游是应该争的，但永远也不要有争“第一”的想法。“因为有第一，肯定就有第二，那谁应该是第二呢？只许你一个人第一，就涉嫌垄断、称霸，你称霸就不好。国际上称霸谁都说不好，在国内人与人之间称霸更不好。拼命努力做出成绩，有社会的认可就行了。有人称赞鼓励就更好，没有称赞我也要努力。 ”
“两袖清风”是指活着不要为了钱。张金哲是从来不收红包的。而当下收红包的现象已很普遍，张金哲也颇为忧虑。“这个呀是整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生问题或者医学的问题。现在有人强调个人收入，社会的风气也跟着个人收入走。”同时，他又对未来抱乐观态度：“虽然现在有人要红包，但拿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应该这么做的，至少说，在医务界还没人觉得红包拿的越多越光荣。所以我说我不抱悲观态度，把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儒家思想摧毁了不容易的。”过去我们讲，医生越清高越受人尊重。现在有钱也成了受尊重的条件，因此也有人抱怨收入太低。国家也通过奖金、补助和其他劳务报酬如稿费、讲课费等，设法增加一些收入。张金哲把此问题说透了：“你选择医生职业这一天，就应该知道这是高风险、高科技、不等价交换的服务工作，你是甘心服务的。没这种思想，就干脆别当大夫。国家给你的报酬就是你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所得。这是合理合法的，额外再拿就要警惕来路不正。”红包明显是违法的，就连受聘各地协助工作、会诊、手术，他都拒绝收费（除非医院之间官方收费）。张金哲说：“我已经拿了工资，在工作时间内工作，怎能再拿工资？”1973年，天津儿童医院外科主任突然死于意外事故，请求北京儿童医院支援。诸福棠派外科主任张金哲去帮忙。自年底开始，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张老师就风雨无阻地准时来到天津儿童医院义务查房、手术、疑难病例会诊和讲课，从未间断。开始的 20年，他是周四下午自己乘火车去天津。在亲戚家吃完晚饭后到医院办公室睡觉，睡前听一次病例汇报。第二天上午查房、会诊、讲课或上台手术。下午 3点多乘火车回京。他 78岁那年开始，天津儿童医院担心他路上不安全，决定派车往返京津接送，好说歹说，他才同意。30多年里，他对天津同事和北京同事一样传授技术、协助和监督工作，打造成北京、天津儿童医院小儿外科联合中心。天津方面几次提出付给报酬，都遭到他的坚决拒绝。他说：“自己支持的是儿童外科事业，是我的本职工作。要讲钱走穴，谁也请不动我。”80年代他对个人的稿费、讲课费、科研奖金等都视为额外收入，不合理。因此他都不拿，存在科里公用，号称“外科小金库”。后来国家查处“小金库”，他作了检讨后毅然废除。以后按国家规定分发此类收入（因为写稿和科研也不都是他一人工作）。其实这哪里是什么“小金库”啊？这些钱不是从公款上截留下来为他们小集体服务，却分明像个小儿外科的“公益基金”，全是用来救助家境贫困的小儿患者的。曾有一位患“一穴肛”的女孩家境贫寒，共做大小手术 10余次，住院费和手术费多次从“小金库”支出。对张金哲而言，他根本就不关心财务工作，不懂也不学，他心中想的就是孩子。
“三餐饱暖”是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我也得吃饱了，也得穿暖和了，基本生活得到保证。我没有更多的要求，多了干什么用？”40多年，他一直住在两居室的单位宿舍，逢年过节领导来慰问 ，人多了都没地方坐。多次为他调房都被拒绝。他对我们说：“我们这些人都很简单，不就是吃、穿、交通这些事吗？那个时候有一辆自行车，交通就都解决了；穿，你有一两套衣服不就够了吗？吃，你能吃多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给你的薪金，给你的报酬，不是足够满足你的舒适生活需要吗？”“现在咱们中国医生的待遇都不高，就拿我来说，就算是国内待遇最高的了。最高的教授薪金加上院士补贴、稿费、奖金，每个月能超过万元。可是和我同级的香港大夫相比，他们每个月能挣 30万至 40万，到美国，可能比这个还高。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比我更舒适。他告诫人们：“工薪阶层的收入是有限的，开支大了就必须有来源。超出你级别与收入的享受，不是财路不正，就是违章违纪，总之是不正之风。”他在生活上总是很知足，他说：“三餐有鱼肉，会客有西装，办事有汽车，一套宽敞的两居室，孩子们都独立了，两个老人更复何求。”
最后一句话“四邻宽容”，就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平易近人、和睦相处。“四邻宽容实际上是宽容你自己。”张金哲说，“你不见得什么都做得对、做得顺利，什么事你可能都需要人家帮忙。你有错，人家宽容你。为什么人家宽容你，首先你要宽容别人，否则人家谁宽容你？宽容就能团结，团结很重要”。他和很多人都交朋友，都能合得来。他的业余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的。他的兴趣爱好很多，如棋牌、京剧、跳舞、打球、多种乐器，样样都行，所以他和医生、护士、职员、工友们都能玩到一起。现在 90岁了，玩不动了，晚会上还常常给大家变个小魔术。
他是怎么兼顾工作与业余爱好的呢？张金哲的回答很实在，“那就看你怎么安排了。你不可能一天总做工作吧，你总有一个思想放松的时候。孔夫子的教学思想就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你都得会。我初到上医就参加了上医京剧组，每个周末都和戏迷教授、同学、工友们又拉又唱。第一年就和同学代表我班在校运会上获得羽毛球双打冠军。我是一个外地插班新生，就能被选为班会秘书，组织全班同学写书，条件之一就是我展示了业余活动能力与兴趣。一个医生兴趣广泛，知识渊博，跟谁都有业务以外的聊天语言。也有利于和各种各样的病人进行感情沟通，能使病人收到更好的精神疗效。 ”“再者，医生也是一个人，你跟一般的人一样，得有物质的需要，也要有精神的需要。有人学了一些吃喝嫖赌，这也是精神需要，可这是下流腐败。反正必须选择精神需要，不是高尚的，那必然是低级的，不会空着的。从脑电图观察，一般人的真正睡眠也就顶多 4个小时，其他时间脑子都是活动的。除了工作都是业余活动。那我干什么呢，我必须要找点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根据你的喜好、身体基础和具体环境，可以选择比较有益的业余活动。”
以上这四句话的修身之道是张金哲于 1997年写的：“我写这个是我当选院士以后，别人都祝贺，庆贺得你晕头转向，所以总结了一下就写了这个字幅”。
医生的医术修养—从接诊学谈医德
张金哲经常说：“一位合格的医生要医德高尚、医术精良，其实医术精良也是医德高尚的一部分。医术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医学技术和行医技术或称行医艺术，就是现在说的‘接诊学’。学会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术，必须通过精湛的行医技术施行于病人，才能起到治病的效果。行医技术的基础本身就是医德。首先要有一颗尊重病人、理解病人的心。不但要从治疗方面为患者着想，也要从愈后、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为患者着想。如果只是治病，不管对人的后果，就不是给人治病的医生。”他由此给我们讲起了颜福庆的接诊学和诸福棠尊重病人及家属之作风与思想对他的影响。
“那个时候，所谓接诊学并不是个单一课程。公共卫生课里有一部分，讲的是如何接待病人，其实就是接待学（reception）。颜福庆给我们讲公共卫生课的临床服务时强调，病人一进来，要起身跟病人说：
‘Good morning， Please sit down，I am Dr. xxx. How can I helpyou？’那时讲课都用英语，我们都背得很熟。颜福庆要求大家讲服务的礼貌，要尊重病人。 ”“在实习前一年另有一门课程叫therapeutics，就是讲述病人来了，你怎么对待，从分析诊断到给出具体的治疗方法，包括计划方案、处方怎样写法、怎样写病历记录等，都是实际操作问题，实际上讲的是行医方法。当时人们习惯地把这门课程称为therapeutics，译成为接诊学，很不全面。因为当时上医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课程：一个是临床讨论课，叫讲clinic；另一个是动物手术学，叫animal surgery。加上前两个课程共同组成完整的接诊学教育，或称临床岗前教育。”
张金哲回忆当时的 clinic采取的是小组讨论会形式。他说：“每个礼拜各专业课都有一个教授领导一组学生，讨论一个具体的病人。比如说肚子疼。教授启发学生如何分析肚子疼，检查的要点是什么，怎么推论诊断出阑尾炎。这个就是接诊学中的诊断学（diagnostics）。接诊学的另一部分是治疗学（treatment）。张老师继续说：“你虽然知道书本上说阑尾炎应该怎么治，但是对这个具体病人的阑尾炎你应该怎么治？要不要做阑尾切除术？教授引导大家讨论。假如这个阑尾已经开始局限了，这个病人本来很厉害，不能吃东西，没精神。可是现在他已经想吃东西了，精神好一点了，你还要不要把这个阑尾抠出来？这就反映医生的水平和服务态度了。他的阑尾炎已经局限了，不再威胁发展为腹膜炎了，你这一捅又可能给他捅一肚子脓。尽管最后你还是把他治好了，但是术后需要给他减压三天，禁食三天，死里逃生。你还有词，说‘你来晚了吧，你如果早来，一下就拿掉，也用不着禁食你就好了’！都是病人的毛病，大夫自己呢？他会对病人说，‘幸亏遇到我这样的好大夫，你都阑尾穿孔了，我都给治好了’。其实，你要不做这个手术，他可能自己就好了。最后也许剩一些脓肿，那脓肿就按照脓肿治疗了。所以，不同的病人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治疗，这就是接诊学里讲的具体病人治疗决定与方法的选择。”
“同一年，在上医每星期有一堂手术学，做动物手术，也是分小组上实习课。从开颅、开胸、开肚子以及四肢这些典型手术在动物身上都做了。学习刷手啊，无菌啊，配合啊，甚至于麻醉啊，都在动物身上做了。这以后再跟着老师上台，你起码不会给老师‘捅娄子’。我有一次就亲眼看到手术器械从台子上掉下来了，参观的学生赶快拿起来就搁到台上，这不帮倒忙了吗！他没有那个无菌概念，他如果经过一年的动物外科手术学，学习，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动物外科课程也是当时接诊学的治疗学内容之一。遗憾的是，这门课程没有全面系统完整的书籍。张金哲说，“那个时候医学教科书很少，我的印象里只有《克里斯托夫外科学》、《西塞尔内科学》两本指定教科书，此外还有一本《威廉士产科学》参考书。 ”“那个时候没有医德方面的课程，所以，如何看病，如何对待病人，都是从老师那里一代一代口传身教传下来的。”张金哲指出，考虑到现在的医学教育，应该提一提接诊学的问题。他说，“我最近写了一本接诊学（therapeutics）的书，还没出来。主要就是原来我受的接诊教育，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国外也没这个书，国内有人写过接诊学，也都是片段的。比如说 301医院出过一本接诊学，实际他在讲接待学（reception），是接诊学的一部分。当然接待学是目前行医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那不是接诊学的全部。因为接待态度再好，你不给人看好病也是瞎掰，那也不是好大夫。我个人希望，在医学生或者医学教育界，能够重视一下接诊学，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张金哲的《新编接诊学》已于2010年6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注）张金哲说，“客观上，过去上医的接诊学教学内容，从现在的医学课程中消失，主要原因是：近来医学进步快，新科目增多，授课时间不够。于是把原来的reception， therapeutics， animal surgery都挤掉了，把讲 clinic偷偷变成课堂上讲不完的补充小讲课。现在学生太多，一班常常是 100多人，而我在上医同班才 26人，当时已经是大班了。临床讨论人太多，动物外科供应也跟不上。还有大医院的病人太多，服务时间不足，无法维持正规礼貌与解释。老师们讲了做不到，学生也就不学。
但是废除了接诊学，直接在病人身上实习，拿病人来做实验总是有问题吧。香港回归之后，我们跟香港大学有一个联系。我们有一些医护人员到那边去学习。北京儿童医院的护士给小婴儿打点滴非常有名。香港的护士都是拿模型先练，但真正到临床打针还是打不进去，最后还是要我们的护士表演一针成功。他们的副校长也是小儿外科医生，跟我很熟。他说，很欣赏你们的这个技术。但是，‘你这个都是从病人身上练出来的’。这是称赞还是批评？需要深思研究。”
文化传承就是潜移默化
张金哲是一位国际小儿外科界的名医，更是孩子和家长心目中的良医。他遵循的原则是“行医靠医德与医术，但医德第一”；他坚守的是“为病人服务不能讲等价交换，更多的是一种奉献”的理念。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颜福庆讲的接待学，他一辈子照着做了。每次病人来他站起来相迎，病人走他又站起来目送。一个学校的学风、校风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从张金哲身上，我们领会到“上医文化”，或者说上医传统与精神的精髓。
张金哲说，“我讲医德这些东西的来源，实际上是在校时颜福庆尊重病人的教育和毕业后做儿科医生时诸福棠的行医思想。他们就是那么做的，虽然我并没有真正做到他那样，但是我应该按他们做的讲给学生听。”诸福棠是我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张金哲跟随诸福棠 40年，他总是说：“诸福棠教我如何对待儿科病人，给了我许多根本性的教导。 ”
他举了一个诸福棠讲妈妈打孩子的故事。“诸福棠说，你看病的时候，孩子不配合，妈妈就打孩子，我感到那是打我呢。因为他的妈妈怎么舍得打孩子，孩子病了她还能打他？是我没有给他解决问题啊！”诸福棠留给张金哲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对待家长，不要认为你是救世主，你是高明的大夫，你来给他解决问题，不是这样的，是他来帮助你给孩子治病，帮助你提高的。”
上医校歌的核心是“为人群服务”。上医的校训是“正谊明道”。“正谊明道”摘自西汉时期，董仲舒与江都王刘非的一段对话：“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不要谋求一己的私利，不应计较一时的近功”。张金哲对名利看得很淡，警惕不争“第一”。
上医的校风是“严谨厚实”。小儿外科手术器械上的创新发明以及新开展的手术，张老师都是先在狗上试验，然后再在尸体上练习手术步骤。
成功熟练后才拿着全部实验材料，向有关领导汇报申请临床应用。他说：“科研并不难，临床科研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行医时你碰到了问题，就得解决，要解决就得想办法去研究。然而人命关天，必须有扎实的根据。”他满腔热情地鼓励年轻人勇于创新，并指导医学研究的方法。
他虚心学习一切好的东西，为己所用。他知道，早年的上医与协和医学院都实行哈佛医学院和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住院医师 24小时负责制。
这个制度很好，现在行不通了。1988年张金哲再访哈佛医学院的时候，注意到那里已改成“两个人轮流的 24小时负责制”。“同时放上两个人作一组，今天是你值班，明天是他。第二天的交班，并不是完全交给他。
你的病人还是你一贯负责到底，只是今天临时托付给他替你照看一下。
所以必须你自己做的事还得你自己做，不能交班。换句话说，你虽然不当班，但是你的病人还是由你负责任。那时，人人都有呼叫机，一叫到你，半个小时必须到。”现在，北京儿童医院外科采取每年由两个总住院医师同时上岗，24小时患者随叫随到，这个隔日交换的制度就是张金哲参照他们的办法建立起来的。
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家庭、学校、老师、同学、领导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张金哲身上，深刻地体现着“上医文化”对其影响的印记，而他则成为传承上医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采写：陈克铨周晓钰龚朝晖刘青包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