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还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永远把治病救人当做不变的追求。 —盛志勇
盛志勇，1920年7月生于上海，194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是我国创、烧伤专业开创者之一，一级教授、主任医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四临床部专家组组长、全军烧伤研究所名誉所长，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烧伤外科学会主委、中华创伤外科学会常委、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中华烧伤杂志》名誉主编、《解放军医学杂志》主编、《中华创伤杂志》名誉主编、《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副主编、国际烧伤学会资深委员及 Burns杂志编委。美国科学促进学会和国际外科学会会员、美国创伤学会、加拿大创伤学会和以色列烧伤学会荣誉会员。白求恩（加拿大）客座教授，为国际烧伤学会资深会员。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4项，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23项，其他奖 24项。主编和撰写专著 27部，发表学术论文 880余篇，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是中国创伤外科和烧伤外科的奠基人之一，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烧伤外科专家。至今获奖 50余项，其中包括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被誉为“我军医疗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一代名师”。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是盛志勇的恩师加老上司沈克非教授当年对他的一句激励，他默默铭记于心，并数十年如一日地以行动贯彻着这个信念。
七十年前的记忆
盛志勇出生于上海，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自小受到父亲的熏陶，他早早就立下了学医的理想。1936年，也就是盛志勇 16岁的时候，创立不到 10年的上海医学院已经以其高质量的教学名满天下，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的入学考试。
70多年以后，盛志勇还清晰记得当年的几道考题：“一个银勺，放在工厂区，不久后变黑了，是什么原因？请用方程式写出来。”“一只青蛙，关在箱子里，不让它见光，过了相当时间它会有什么变化？”他素来讨厌死记硬背，上医灵活的考试内容很对胃口，由于学校录取标准一向严格，盛志勇考完后还是忐忑不安了一阵。不过，录取通知最终如约而至，对于医学生必须面临的雄关漫道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当年上海医学院实行淘汰制，严进严出，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顺利毕业。盛志勇入学不久，学校将原来的七年学制压缩为六年，但教学的内容却原封不动，少了一年的学习时间，学生的功课变得异常紧张。一个星期常常要上足 48个小时的课，课表从周一上午 8点一直排到周六下午 5点，课后还要啃书、实习、做实验。有些同学吃不消，中途便转专业甚至退学找工作去了。“从医学院淘汰出去，对他们本人是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有利；对于提升医学教育的整体水平也是有好处的。
学医、当医生比别的专业要难得多！”盛志勇感叹。
“能够顺利地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算是一件占便宜的事情。”盛志勇说。当时上海医学院除了中文课之外，全部都用英文授课，虽然学生们大多来自很好的中学，其中也不乏扬州中学、上海中学的毕业生，但他们在英语听力方面就未必在行。一些学生由于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记不下老师讲授的内容，学起来常常事倍功半，最后只好被淘汰了。盛志勇毕业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有美国籍老师，又常可聆听英文演讲，接触英文的机会很多，因此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上医有专门的英文课，但老师特许他免听，理由是那些教材盛志勇在中学就已经念过。
上医有“三基三严”的办学传统。“三基”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是：严格要求、严谨态度、严肃作风。同时，还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如：“临床病理讨论会”、“疑难病例讨论会”、“24小时负责制”、“大查房”等，此外，学术活动如学术报告会、示范讲课等自然也少不了。
“上医的老师确实是非常出色的。”盛志勇说。他们考试从来不考死知识，为了培养临床医生，都是从实际应用中向学生传授知识，这样的教风使医学生无时无刻不念及病人。毕业考试中的一道解剖学考题盛志勇至今还记忆犹新：“讲一讲肝硬变以后侧支循环解剖学。肝硬变以后，患者会建立起侧支循环，接着又会出现血管出血、脾大了，这是为什么？”这些都是临床上经常会碰到的症状和体征。
求学六年，盛志勇与老师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年以后，当盛志勇回忆起求学经历时，那些授业恩师们的形象依旧历历在目。
吴在东教授 193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历经英国、德国留学，然后重返上海医学院执教。关于他，盛志勇总忘不了一件事。那是一堂课，吴老师进了教室就说：“我上一次讲阑尾炎的病理学，讲得不好，我重新讲。”“很少有老师能够承认自己讲课讲得不好并推倒重来的。上医老师这种严谨、严格的科学态度是应该学习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自己并感染学生。”盛志勇深情回忆道。
应元岳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内科专家、热带病学家，他总能将一种疾病分析得丝丝入扣，从病理、生理、症状、诊断讲到治疗和预防。课讲完了，学生也就懂得伤寒是怎么回事了，根本不需要死记硬背。
张鋆教授是著名的解剖学家，“张老师习惯两个手都在黑板上画解剖图，一边画，一边由表及里地将人体结构一层一层地讲解，神经、血管的分布及其与脏器的关系，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等，都十分清楚。”盛志勇回忆道，张鋆教授设计的考试也很有特色。如果考骨头，他会拿根骨头，逮个地方叫学生背着身摸摸，问问那个部位的名字是什么。张鋆教授也教组织学，有一次就还把盛志勇给“考倒了”。那是在一堂课上，张鋆教授指着组织切片上的一个部位提问盛志勇，他没有回答上来，张鋆教授便特地就着那个知识点从形态学和关联结构又详细向他讲解了一番。
“有些老师讲课内容就像一篇文章，比如林兆耆教授。”林兆耆教授是上医第一届毕业生，讲课时永远脱稿，但一贯有条不紊，重点突出，“就像做一篇论文，严谨而流利”。谷镜汧教授能在显微镜下一眼辨认出各种组织切片，病理诊断十拿九准。王有琪教授能在两三分钟内解剖出一条神经、血管的来龙去脉，操作干干净净。
在这样的氛围中，盛志勇受到了正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为他日后的医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他从上医顺利毕业。入学那年，全班一共有 60余人，拍毕业照的时候，只剩下寥寥 23人。
走上创伤、烧伤外科之路
毕业之前，盛志勇一直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实习。由于学习成绩良好，而且临床实习表现突出，内科主任乐文照教授一眼相中了他，点名让他进内科，盛志勇本人也很乐意。谁知道正式毕业时，同样对他青睐有加的外科主任邵又善教授先下手为强，硬生生将他“拽”进了外科。
1947年，时任上海医学院外科学教授、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教授举荐他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医学院外科研究室进修，盛志勇成了中国第一个负笈海外专门研习实验外科学的年轻学者。当时国内正值解放战争，蒋介石找美国借钱，“其实是为了打内战，打共产党。”盛志勇做住院医生期间的室友计苏华此时也在芝加哥进修，而且正不遗余力地呼吁在美留学生集体签字反对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借款，盛志勇当时也签了名。他后来才知道，原来计苏华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国内许多有学问的人比如文学家、教授都左倾，好奇的盛志勇便想一探究竟。留美期间，他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当时看不大懂，但总觉得有道理。”学习期满后，美国的导师非常希望他留下，还许以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但他最后还是回到了上海，并在父亲开办的沪东医院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中山医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沈克非教授继续担任院长兼外科主任，他将学成归国的盛志勇招揽到门下，共同完成陈毅市长交代的使命—治愈战争创伤。后来，沈克非教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医学院副院长，这个机构是在上海成立的。沈克非教授上任后不久，就被派往东北，担任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的总队长兼医疗顾问团主任顾问。“这段时间里，沈克非教授到沈阳去了三次，在那里建立血库，我在上海参加了这项工作，主要是研究保温防震箱，解决将血液安全运送到前线的问题。”盛志勇说。后来，沈克非教授被调往军事医学科学院，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急症外科医院。盛志勇被沈克非教授从中山医院调到自己的手下，并从此踏上了急症外科之路。
沈克非教授是清华留美学生，1924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医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先驱，性情耿介，治学严谨。“这个人非常有骨气，非常正直，有啥就讲啥。”盛志勇回忆道，“解放战争的时候，有一次，国民党军官来了，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我要在医院楼顶上架机关枪。沈克非教授说：‘不行，医院是中立的，不能参加战争’。”两人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盛志勇受了极深的影响。当年做学生时，沈克非教授是他的老师。每次做手术，沈克非教授常常站在手术台后监视，手术过程中但凡出现一处小小的疏漏，他事后都会狠批一顿。后来留学美国学习外科，从事创伤外科，盛志勇觉得自己每一步的成长都打下了沈克非教授的烙印。“1958年以后，虽然不在他手下工作了，但是，老院长的一句‘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教诲一直使我终生受益。”盛志勇感慨。
祖国的召唤，人民的期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盛志勇对创烧伤外科的信念和经验，是“真枪实弹”拼出来的。第一个锻炼地方就是战场，枪林弹雨之后，总是少不了盛志勇奔波的身影。从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再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盛志勇先后参加过三次战场的医疗巡视，这促使他进一步锁定了创烧伤外科之路。
1951年，作为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的一员，盛志勇来到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主要任务是对志愿军伤病员进行中后期伤病的治疗。这段日子里，他每天都会面对数以千计的因美国燃烧机油弹轰炸而深度烧伤的战士，处理灼性神经痛 —一种神经损伤后遗症，对烧伤病人进行植皮和初步整形，这是盛志勇当时不断重复的工作。参加志愿队之前，根据沈克非教授的思路，他还参与研制了淀粉海绵，用于迅速止血。这次战地经历令盛志勇的创伤外科临床经验突飞猛进，回到上海以后，他将创伤、烧伤、休克、感染乃至并发症、后遗症锁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53年，盛志勇被调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195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陆续搬迁到北京，他也随之赴京，后来被调至 301医院担任创伤外科主任。
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打响了，盛志勇作为 301创伤外科主任率领医疗队前往战场。他们先到达青海的格尔木，然后乘军用飞机前往当雄，再换乘卡车到达拉萨。“当时的军用飞机舱内没有加压，也没有像现在的座位，只有一排铝制的座板，一站起来板子就弹起来；那次，飞到一半飞机门开了，一个飞行员过去，拉着跳伞的把手，把门关了，可是关了一会又开了，真惊险。”盛志勇多年后回忆起来还觉得冒冷汗。
飞抵当雄时，飞机高度表显示的海拔是 4300米。惊魂未定的一行人一下飞机，立即遭遇了高原反应，路都走不动了。当雄离目的地拉萨还有 180公里，为了尽快赶路，大家未及休整又搭上一辆向拉萨运送图书的卡车，沿着弯曲公路一路颠簸，中途还抛了锚，最后总算在半夜 12点赶到了位于拉萨的西藏军区招待所。“虽然一天没吃饭了，这时所有人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愿意再移动半步去吃饭了。”
刚到拉萨，盛志勇的血红素到了 23克，晚上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尽管还没从严重的高原反应中缓过劲来，但他仍然从拉萨赶往前线查看伤病员的伤情，在达旺给前线救护队讲战伤救治课。从拉萨到前线，汽车走在战士们临时修的公路上，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往山下一看，不少车和炮都掉在底下，有时候，上头还有雪水流下来，因为是高原，流下来就结冰了，滑得很。“这种情景现在想起来都害怕。”盛志勇回忆说。但是当时的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些危险了，前面还有伤病员在等待救援，只能将生命托付给司机了。之后，盛志勇留驻西藏军区总医院救治从前线送过来的伤员，一待就是 4个月。
这样不顾自身安危的事情，盛志勇做得太多了，作为一名军医，他跟随部队修路；作为人民的子弟兵，他多次出现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作为医生，他经常深入贫困地区送医送药。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云南，当地正在修建成昆铁路，这一段山高谷深，川大流急，桥梁隧道密集，设计和施工难度很大，许多修路战士常常因此受伤，曾有一卡车的营级干部一下子翻到山底。有一次，河对岸有人受伤，但雨后洪水把桥梁冲垮了。人命关天，盛志勇便在铁索上吊了一个链子，链子末端系上一块木头，他骑着木头一滑就滑过去了。“我当时往下一看，江水哗哗哗地留，非常恐怖，掉下去肯定没命了。”盛志勇回忆起那幅惊心动魄的场景。“这就是工作，没有犹豫的时候，必须抢在第一时间救治伤员，有时候心里确实非常害怕，但是一想到伤员在等待着自己，于是就去了。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必须出现在那里。”盛志勇说。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整个城市顷刻间变成废墟。盛志勇临危受命，率领医疗队抢救被掩埋在废墟中的人们，并从地震救灾中受到了许多启发。“就算伤员被挖出来了，如果不能立即救治，等到第二个挖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伤员就可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挖出来没人救治仍是白费。再说，压在废墟中的人肯定会休克，可是如果没有人马上输液，也会出问题。”他因此攥写了《唐山地震中大批伤员的医疗救护—某些创伤的治疗问题》的报告，在第 46届美国创伤学会 FITTS讲座上宣读，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并被接纳为该学会荣誉会员。
2008年的汶川地震时，盛志勇已经年近九十，虽然没有亲临第一线，但一直关注着那里的医疗救护工作。现在，我国在抗击地震的医疗救护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队伍的组建、人员和药品器械的配备、后援的跟进等方面都已经规范化了，对此盛志勇很是高兴。
尽管一直专门从事创伤外科，但必要的时候盛志勇也客串一把其他角色。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盛志勇奉命两次随医疗队深入安康和吕梁山区，为贫困农民送医送药。那里的老百姓生活极为艰苦，一旦患了病，只能依靠“土法”、“偏方”，甚至求神拜佛，结果往往使小病弄成大病，大病变重病。他一落脚，就开始了诊治工作，但许多病人并不信任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医生。直至有一天，他给一位所谓“鬼闹肚”的妇女看好了病。那是一位 30多岁的农妇，因为难产，接生婆用秤钩子钩开阴道，拽出婴儿，也钩破了膀胱，造成膀胱阴道瘘，子宫外翻，9年来裤子没有干的时候，苦不堪言。盛老师寻到就近的一所小学校，将书桌拼成手术台，为她做了手术，解除了她难以启齿的病痛。这位农妇逢人就说：“他真是个大‘圣’人，我好福气啊！”村人们称他为“老把式”。有的老乡知道他姓盛，还以此谐音尊称他 “圣医”。
把一生献给烧伤事业
整整 70年，盛志勇一直坚守在创伤外科的阵地，除了参与一线抢救，他还孜孜不倦地研究新课题，提出理论假说。
深度烧伤必须植皮，以避免细菌感染。通常先用异体皮盖上，由于排斥反应，异体皮三个星期就要脱掉，所以必须在伤后五六天之时切痂植皮，在异体皮之下把自体皮种植到里头，让自体皮在下面成活、扩张，使创面愈合。然而，临床上的实际情况是，急需异体皮的时候找不到皮源，而有异体皮的时候又不一定有深度烧伤的病人。在国外关于冷冻储存精子报道的启发下，盛志勇想到了建立皮库。他查阅文献、走访农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研制成功了用液氮储存皮肤的方法，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异体皮库，不仅满足了自己医院的需要，还支援了全国 20多个省市，挽救了上千烧伤病人的生命。
烧伤病人，特别是烧伤了脸部的患者，瘢痕和变形往往会影响他的生活；如果因烧伤残废了，日后更是难以工作谋生。病人的需要就是医生的责任，盛志勇率领自己的团队，不懈地攻克这些实际问题。他在国内最先研制出了适于烧伤患者涂用的化妆油彩，解决了脸部浅度烧伤愈合后皮肤色素沉着或脱色素的困扰；他首先提出并开展了烧伤后的康复治疗，还邀请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他们在 304医院专门设置了 3个烧伤整形病区，配备了国内一流的功能康复设备，一些长年四肢瘢痕挛缩畸形的患者，在他们的“妙手”下重新站起来。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烧伤后最严重的并发症和最主要的死亡原因；烧伤后的休克，以致免疫功能失调、脓毒症又是造成MODS的直接原因。为此，盛志勇重点抓住抗休克治疗：首先迅速给烧伤休克患者输液，使全身的组织及时得到足够的液体补充，也使氧的供应尽快恢复；其次注射莨菪碱，让肠道血管扩张，以迅速恢复肠道的血液量，恢复肠壁细胞的屏障作用，阻断肠道细菌毒素侵入血液；最后输入清除氧自由基的药物，使因为缺血 -再灌注造成的氧自由基损害尽可能减少。这样，MODS的发生率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33.6％降低到现在的 8.3％，MODS患者的死亡率由 88.4％下降到 47％，大于 30％体表面积的烧伤患者总病死率从29.7％下降到3.9％。
“大面积烧伤病人救治后的生存率还是很高的，挛缩整复、瘢痕修复、美容都还比较容易，但是不能出汗是大问题，尤其在夏天不出汗，患者的生活质量就非常差。”盛志勇说道。为此他又带领团队开展了汗腺再生的研究。他们将干细胞定向诱导，加上与汗腺共培养，终于成功地培育成了汗腺细胞，并在 4名患者身上得到应用。论文在《创面修复与再生》杂志上发表后，引起国际上高度评价。“但是，现在还只是小面积再造汗腺，实现大面积才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我的理想。”盛志勇在90高龄时对自己毕生从事的研究事业怀着雄心壮志。
医疗纠纷中，常常涉及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文件规定，凡是不按医疗常规操作所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是事故。这个规定虽然合理，却使许多医生怯于开拓新的治疗方法。国际上通常在休克期结束后4－5天，再切除痂皮。盛志勇觉得太迟了，因为痂皮底下的细菌增长非常快，很容易引起脓毒症，甚至死亡。因此，他主张在休克期就切除痂皮，这显然不符合常规。可是，对于出现休克的严重开放性骨折，临床骨科必须在休克期清创进行手术，既然骨科可以如此，那么是否可以在烧伤科就有可能实现？盛志勇决定进行尝试，在经过动物实验成功后，在输液、输血等各种抗休克措施及监测下，他将烧伤患者的切痂时间缩短到伤后 1～ 2天，为挽救患者生命赢得了时间。
这些年来，盛志勇在学术成果以及临床实践上硕果累累，经过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学人的努力，我国的创伤外科视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些领域的高度甚至可以睥睨世界。他曾多次赴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尼、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参加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曾被邀请为白求恩客座教授，访问加拿大八所医学院并做学术报告。
仍然说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盛志勇在国际上提出了该病发病机制的双相预激学说。他认为，MODS的发病经历了两次打击和（或）应激过程：首先是缺血 -再灌注损伤和失控的炎性反应。这一次打击的结果主要是肠道缺血、肠屏障损害、炎性细胞活化、体内抗炎机制削弱，使机体免疫系统处于预激活状态；这时，一旦病情恶化，机体受到第二次打击，免疫系统爆发性抑制使之严重紊乱，细菌内毒素入侵血液，形成免疫系统失协调，引起脓毒血症，导致全身各系统器官损伤，形成多器官衰竭。正是在这一理论假说指导下，针对产生 MODS的主要环节逐一采取对策，临床上在抑制炎症反应的同时增强免疫功能，使我国的烧伤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美国烧伤学会秘书长 McManus教授参观后在留言簿上写道：“304医院烧伤治疗与研究堪称世界一流。 ”
“中国的烧伤治活率，用国际标准 LA50来表示的话，我们达到了98%，意思就是说，烧伤面积为 98%的患者经过我们的救治至少有一半可以存活，高于其他国家。”盛志勇说。北京某部女话务员孙波因机房发一场意外火灾，全身烧伤面积达到 95％，深度烧伤为 90％，在盛志勇团队的精心调治下，她不仅存活下来，如今还能做所有简单的家务。在一次国际烧伤会议上，盛志勇的学生放映了孙波治疗过程的纪录片，引起了震动，一位老教授甚至将这个学生抱起来在原地转了两圈，激动地说这是中国人在治疗烧伤领域创造的一个奇迹。
临床医学是实践科学，只要心里装着病人，临床课题永远不会穷尽。
盛志勇一直关注烧伤病人最紧迫的问题，因此在烧伤领域中总是不断地有所发明和创造。“只要还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永远把治病救人当做不变的追求。”盛志勇说 这是是他一辈子临床生涯的出发点和归宿。
1999年，盛志勇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奖。他当即将奖金 20万元全部捐给医院，设立“盛志勇医学成就奖”，用于奖励在医、教、研、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多年来，盛志勇不仅要求自己成为“良医”，而且希望他的学生们都成为“良医”，设立奖学金，正表达了他的良苦用心。
他在医院工作了大半辈子，奔过战场，赴过震区，如今的他年事已高，终于不再从事临床的一线工作。拔擢后进，培养人才，对他而言已经变得更加重要。“我就是出出主意，改改论文。”不过他一直告诫所里的晚辈要耐得住寂寞，潜心研究，把科研成果用到临床上去。“这点我不放松！”盛志勇说。
让盛志勇特别高兴的是，他带过的助手和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位是王正国，1956-1962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另一位是付小兵，主攻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提起这些得意门生们，盛志勇总是一脸幸福：“他们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采写：陈克铨张丽丽刘青周晓钰包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