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让国家回归》一书的作者之一艾拉·卡兹尼尔森(Ｉｒａ Ｋａｔｚｎｅ ｌｓｏｎ）与阿里斯戴德·佐尔伯格(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Ｒ．Ｚｏｌｂｅｒｇ）主编的《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虽未高举“让阶级回归”的大旗，但是其理论影响似乎更为广泛。顾名思义，该着作主要是秉承Ｅ·Ｐ·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理论传统，追问在不同民族国家中工人阶级形成的建构性因素，这使它蒙上了深厚的历史社会学烙印。卡兹尼尔森试图赋予阶级分析更深刻的理论意义，她指出：“无产阶级化乃是现代性的关键主题，阶级对于理解国家、经济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Ｚｏｌ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５）“阶级消亡”还是“阶级回归”？这场“文化战争”远未有尘埃落定之迹象，但它们共同指出了一个理论挑战：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如何重新定位工人政治？
显然，本书所指的“工人政治”不是一个随意的术语。并非所有与工人相关的政治社会现象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结为工人政治。在本书中，工人政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层涵义是指工人与国家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关系。在前工业化社会中，农民和城关市民的政治是地方性的，他们甚少与国家发生关系，其政治斗争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亦颇有限。有限的公民身份也严重束缚了底层人民的政治参与。在前工业化社会，底层人民的抗争主要针对给他们造成直接伤害者，斗争“剧目”(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表现为放火、抗税、打人、抢粮等，这些“剧目”的共同特点，在于其目标是泄愤而不是改变官方政策。相比之下，工人抗争的“剧目”有了革命性的飞跃(Ｔｉｌｌｙ，２００４：７８）。工人斗争的场所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国家统治的心脏地带——城市，“剧目”是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示威等，这些斗争直捣黄龙，破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市场和政治体系，对统治集团构成强大的震慑。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国家财税制度和平等的公民权，在国家与工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互动。由于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尤其是战争能力）和经济建设对于工人的人力资源存在高度依赖性，工人斗争对于两者的破坏力极大，这使工人在政治中获得了与国家强制力相均衡的砝码。工人在国家体制外的抗争，以及在国家体制内的投票，都间接或者直接地塑造国家的政治体制、影响政府政策，甚或创设政治议程。
第二层涵义指工人之间的组织与动员。区别于前工业化时代碎片化的民众抗争，社会化大生产使工人自动实现了集中化和组织化。根据马克思对小农“一袋马铃薯”的判断，如果小农只是一个“自为”的社会存在，那么只有工人阶级才获得了从“自为”过渡到“自觉”的可能性，理论上的争论主要聚焦在：到底是生产集中还是居住集中铸就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就此而言，现代工人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就是结社。工人组建自己的工人政党、工会、协会、论坛，以此扩大工人的政治影响力，必要时工人亦可借助这些组织进行全面动员，举行行业性或者全国性的大罢工。工人的这种结社权，被托马斯·马歇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恰如其分地称为“工业公民权”。
由于工人的结社权在法律上被承认，工人以集体名义，拥有了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的权利，这大大加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政治权力，也使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面倒的劳资冲突，演化为资本、国家、工人三方的政治角力。
第三层涵义的工人政治发生在劳动过程中，专指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工人与资本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有学者称之为“车间政治”（平萍，１９９９）。美中不足的是，“车间政治”
过分突出了劳动过程的空间特征，忽视了工人政治中更具有根本意涵的时间特征。事实上，对生产时间的控制业已超过空间监控，成为劳动控制的主要手段（潘毅，２０１１：９２）。从哈里·布雷弗曼（ Ｈａｒｒｙ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到迈克尔·布洛维（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ａｗｏｙ），劳动过程的工人政治理论已经蔚为大观，布洛维更是提出一种“工厂政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非布洛维原创，早在恩格斯的工人政治文献中就已经被提出），根据劳动控制的方式，将工厂政体区分为“专制政体”与“霸权政体”，前者是指借助人身强制的控制；后者则指通过“赶工游戏”等管理技术，在意识形态上消弭工人的反抗意志从而制造出“同意”的新控制方式。显然，在后制造业时代，“霸权政体”
将取代“专制政体”成为主要的劳动控制手段。
概括起来，工人政治主要是指围绕工业化生产所发生的一切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工人政治之重要，不是本书意欲藉此刻画工人的政治生存状况，恰恰相反，本书之宏旨，在于国内也有译者将其译为迈克尔·布若威。——译者注透过工人的政治生存状况来理解工业化社会的政治。本书的立论也是非常明确的：工业化社会的政治，将深深刻上工人参与的烙印。须知工人政治的意义，绝非局限于工人这一阶层或者阶级本身，其重要性早已超越工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而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总体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描述现代无产阶级（近似于我们所说的工人）的产生：
……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面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任何特殊的权利……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１５）返回到中国场景，“找回阶级”的意义尤为突出。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工人经历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工资福利待遇上，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工人都具有一种相对的优越性。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工人阶级被誉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讴歌工人劳动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市场化改革来临，一些工人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遭受下岗的命运，有的甚至生活过得很艰难，有的不得不为医疗保障和未来的养老权利进行抗争。这种抗争反而令一些工人政治学者体会到“中国工人阶级回归”的希望。工人社会地位下降，并因之强化了阶级意识之时，阶级分析却被来自西方的“去阶级化”学术霸权话语所抹杀，乃至于被抛弃，从而掩盖了市场化改革造成的阶级分化真相（潘毅、陈敬慈，２００８；潘毅，２０１１：２５-２９）。故而，在中国场景中“找回阶级”，意味着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政治发展。
基于这些考虑，本书将对工人政治的诸多理论问题做全景扫描。全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在第一部分中，第一章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划分出工人政治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
我们分别用革命、统合和回归这三个术语来概括这三个阶段的总体特征，对应的就是工人政治兴起、衰退和复兴的生命周期。我们发现，工人政治的起伏与资本主义的变动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第二章，我们将工人政治理论的渊源追溯至马克思，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政治理论链，这一理论链的全部重点就在于揭示工人的革命潜能。第三章我们着力介绍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后的工人政治理论。英国历史学家Ｅ·Ｐ·汤普森对这一时期工人政治理论的影响最大，他提出的建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政治理论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发展。从布雷弗曼到迈克尔·布洛维，美国社会学家从劳动过程角度发现了工人与资本力量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政治斗争，他们将阶级斗争的研究微观化、实证化。以查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道格·麦克亚当（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西德尼·塔罗(Ｓｉｄｎｅｙ Ｔａｒｒｏｗ）、裴宜理（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ｅｒｒｙ）等为代表的社会运动理论学者，将工人抗争作为抗争系谱中的一个部类进行研究，理论建树颇丰。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具体探讨工人政治的三层意涵，分别是工人与国家的互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工人的组织化及其动员机制。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返回中国场景，探讨中国工人阶级兴起、演变的历程，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工人政治的发展作理论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