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当那嘹亮的汽笛声刚刚停息，我就沿着小路向树下走去。
轻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吹乱了青年旋工和锻工的头发。
……
——节选自苏联民歌《山楂树》
年轻工人在暮色中返家，梦中的女孩在山楂树下痴心等待……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工人阶级名义立国的国家所表达的关于工人的爱、情感、生活的想象。
在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地区、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工人已经与资本主义体制抗争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大规模的工潮已经偃旗息鼓。这个姑且可称为全球化的时代给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号：工人政治消亡了吗？工人阶级何去何从？政治是否还与工人攸关？
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类属群体的工人，当然没有消失。只要社会化大生产还存在一天，工人都不会消亡。但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走向沉寂；作为一种利益诉求的罢工，从来就没有休止过，但是罢工造成的经济破坏给周遭社会生活带来不便，使工人失去声援，失去道义上的感召力，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与诉诸阶级相比，西方世界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更愿意诉诸一些新的符号来进行包装炒作。汉斯彼得·克里西(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ｒｉｅｓｉ）的观点道出了工人运动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西欧国家经济的服务部门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工人阶级一般也就在这些国家活跃的劳动力中失去了根基。
这意味着劳工运动的传统基础日渐狭窄，进而意味着这种分裂的动员能力至少在其传统的形式上被削弱。(克里西等，２００６：３２）克里西等人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不过是长期以来“产业工人衰落论”的反响而已。那些后工业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纷纷把产业工人阶级开除出历史舞台而后快。彼得·德鲁克(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崛起得像蓝领工人那样快，也没有一个阶级衰落得像它那样快”（转引自穆迪，２００４）。丹尼尔·贝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宣称：“作为劳工的劳工问题不再是主要的了，它也不具有使所有其他问题都沿着这个中轴两极分化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了。”（贝尔，１９８６：１８４）论及影响力，没有哪篇论文可以超过马丁·李普塞（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的《社会阶级消亡了吗？》。身兼美国政治学会和社会学会主席的李普塞，在此文中声称阶级已经是一个越来越过时的概念，阶级分析则越来越显得不充分(Ｃｌａｒｋ＆Ｌｉｐｓｅｔ，１９９１）。在李普塞等看来，社会冲突日趋多元化，阶级分化根本不能涵盖社会分层的全部，如果说现时代社会发展存在一种趋势的话，那就是“分层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分层的结果就是挫败了阶级认同的建构。
即便一部分新左派学者对于工人政治也持悲观论调。安德鲁·高兹(Ａｎｄｒｅ Ｇｏｒｚ）提出要“告别工人阶级”，认为已经不存在所谓工人的力量了，而只有“功能性”的工人；工人阶级的“劳动文化”和“劳动的人道主义”也将随之消逝(Ｇｏｒｚ，１９８２）。新左派的旗手恩斯特·拉克劳(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与查特尔·墨菲(Ｃｈａｎｔａｌ Ｍｏｕｆｆｅ）夫妇不无哀怨地宣布：“工人阶级”这一共有的标签成了问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之中的工资形式已经普遍化了，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和重要性上却已经下降了。”（拉克劳、墨菲，２００３：９０）这些观点，都建立在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加以解读，重新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路的基础之上。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三条逐步递进的理论公式：第一，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了劳动阶级成分的变化，“用身体来换工资”的蓝领工人不再是一支主要的劳动力量；第二，由于工人工资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脑力劳动者取代了体力劳动者，管理和智力报酬取代了体力报酬，建立在体力工人劳动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概念失效了；第三，由于蓝领工人本身的边缘化，他们的斗争不再具有整体性意义。
然而，这些理论发现了事实，却难免有提错问题之嫌。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工人政治的消亡，因为劳工结构的变化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劳资冲突，相反，白领劳工阶层的崛起，使工资计算制度更趋于复杂化，相应地，劳资冲突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其次，即便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阶级意识确乎存在一个趋于瓦解的走向，也不意味着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分析就丧失了意义，因为社会不平等的事实依旧存在，而阶级不平等仍然是社会不平等的最集中体现，社会不平等结构的“阶级化”仍然是社会政策要极力避免的恶果。
尤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劳资冲突的缓解。相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绥靖的同时，制造业的全球转移反而激起了第三世界劳工政治的大规模复兴，这些国家工人阶级与跨国资本力量之间的冲突显得更加复杂化和白热化。
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与政治理论的使命不是去宣告“阶级消亡”，而是要调整阶级的概念，改变阶级分析的策略，使之与前沿的研究方法相契合。此乃一部分学者呼吁“让阶级回归”
之目的所在。斯科特·麦克努尔(Ｓｃｏｔｔ ＭｃＮａｌｌ）等人主编了一部研究工人阶级的论文集，索性就将书名命名为《让阶级回归》。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部重要着作《让国家回归》。后者体现了在“以社会为中心”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大行其道之际，由一批坚持“国家中心”取向的政治学者所发起的理论挑战。“让阶级回归”有同样的抱负，作者们通过对欧美主要国家社会阶级的比较研究，使阶级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麦克努尔认为传统的左派观点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持有一种决定论观点，这正是造成工人阶级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让阶级回归”的理论原点就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形成具有或然性，是在特定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建构起来的。由此出发，采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把阶级当作是“一种生动的、多面向的过程”，阶级分析可望重新焕发活力（ＭｃＮａｌｌ，Ｌｅｖｉｎｅ，Ｆａｎｔａｓｉａ，１９９１：１２）。
无独有偶，约翰·霍尔(Ｊｏｈｎ Ｈａｌｌ）主编的《让工人阶级重新运作起来》一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霍尔承认，阶级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正面临各种各样严峻的挑战，但是霍尔指出，尽管如此，迄今并没有任何一个替代性概念可以将“阶级”
取而代之，因此更重要的工作是将“阶级”概念重新理论化。
霍尔自称采用的“新韦伯主义”的方法来进行这一工作，使“阶级”概念与制度主义分析相契合(Ｈａｌｌ，１９９７：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