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顿·摩尔(Ｂａｒｒｉｎｔｏｎ Ｍｏｏｒｅ）可谓“资产阶级推动民主”理论的始作俑者。摩尔在他那部名满天下的着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明确指出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摩尔对民主体制、共产主义体制和法西斯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发现，农业商品化是社会政治体制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在英国、美国、法国，农业商品化程度最高，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土地贵族的力量不是被消灭，就是在政治上被削弱，资产阶级提出“不出代议则不纳税”，从而确立了代表制。相反，在俄国，虽然也爆发了社会革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革命是一种玉石俱焚的结果，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彻底解体，而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国家政权形式。在德国和日本，由于土地贵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拥有强大的力量，资产阶级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土地贵族依靠手中垄断的强权极力榨取剩余价值，形成了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在摩尔的图式中，资产阶级是民主的主要推动力量，地主是主要的反民主力量，农民在民主化中也基本上是扮演消极的角色。当资产阶级比较强大，民主便容易取得成功，当资产阶级力量单薄，民主化便功亏一篑。相对而言，摩尔并不太重视工人的作用，或许在摩尔看来，现代国家形成之初，工人的政治影响尚未真正凸显出来。
巴林顿·摩尔的观点有很大的市场。受教于摩尔的查尔斯·蒂利对巴林顿·摩尔的解释一度推崇备至，不过他的分析同时也隐含了对现代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尖锐批判。《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是查尔斯·蒂利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该书中，蒂利指出，那些片面追求强制集中的国家，由于战争与社会相脱离，战争很难得到持久的资源支持，最终将在国家竞争中落败；那些片面追求资本集中的国家，则过度依赖于雇佣兵作战，亦只能逞强一时。成功的国家则是通过财税体系，将资本力量有效吸纳进国家系统中，使强制与资本相结合。正是这种国家建设模式导致了民主体制的产生，因为吸纳资本是一个资本家与国家谈判的过程，当资本的力量越强，资本对于国家权力的掣肘就更加有效。在蒂利的研究中，资本对国家的这种制约虽然推动了民主，但是真正的后果却是将现代国家塑造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支柱之一(Ｔｉｌｌｙ，１９９０）。
同样是巴林顿·摩尔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追随者，迪特里希·瑞斯彻迈耶（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与史蒂芬斯夫妇(Ｅｖｅｌｙｎｅ Ｈｕｂｅ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Ｊｏｈｎ 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则在民主的动力机制上，提出了与前辈学者截然不同的观点(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１９９２）。布朗大学教授瑞斯彻迈耶长期关注职业群体的组织行为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而史蒂芬斯夫妇则致力于工人政治参与的研究。他们合作的着作——《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主》一炮打响，成为民主化理论的经典文献。在这部着作中，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开宗明义指出，现代民主是工人阶级推动的。他们指出，民主化首先就意味着政治平等的增长，对于民主化的研究若是忽视了工人这一角色就离题万里了。露茜·科利尔(Ｒｕｔｈ Ｂｅｒｌｉｎｓ Ｃｏｌｌｉｅｒ）概括了该书的主要观点：
民主，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因而也是阶级权力平衡的产物。当要求民主的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比抵制民主的阶级更强大的时候，就发生了民主化。
抵制民主的阶级拒绝前者的要求和压力，尽管还有余地考虑让其他阶级来创制民主，作为对工人阶级威胁的一种额外的反应。(Ｃｏｌｌｉｅｒ１９９９：１０）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认为民主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正相关的，不过这种正相关性，并不说明民主化的推动力量是资产阶级，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促进了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所以存在联系，是因为它使阶级结构发生了转型，加强了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力量，削弱了土地贵族。不是资本主义市场，也不是作为新的支配性力量的资本家，而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促进了民主。”(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１９９２：７）他们赞同巴林顿·摩尔的观点，认为大地主是民主最不共戴天的死敌。地主仰赖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民主将会影响到后者的供给，所以地主将义无反顾地持久反对民主；与摩尔不同，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相反更支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即认为资产阶级也是反民主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扩大投票权，因为这会对他们的利益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时候，普遍支持宪政和代表制，但是却反对在政治上接纳下层阶级。
中产阶级在民主化中是骑墙派，他们有可能支持民主化，也有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这取决于他们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和可能性。农业工人与中产阶级一样，是首鼠两端的。他们支持民主与否，取决于他们建立自治组织的能力以及他们受统治阶级影响的程度。小乡村的自耕农通常都支持民主，大庄园的佃农则难以动员，在民主化中毫无作为。农业工人则力图组织起来，参加工人组织来推动民主。
与这些阶级相比，工人则是民主化的坚定支持者，因为工人毫无疑问将是民主化的受益者。瑞斯彻迈耶和史蒂芬斯夫妇指出，工人阶级之所以支持民主，在于工人相比统治阶级更追求政治接纳，他们与统治阶级的霸权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工人成为民主化的推动者，还在于工人具备这样的政治能力，这一能力就体现在工人本身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上。
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的研究基于对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的考察，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由于这些地区的工人阶级比较软弱，中产阶级在民主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不过他们并未气馁，而是争辩道，中产阶级主导民主化进程，正是拉丁美洲民主化的局限性所在。
尽管如此，瑞斯彻迈耶和史蒂芬斯夫妇还是不得不一再从原来的立场中倒退。他们指出，民主化的进程其实是不同阶级和阶级联盟之间的权力平衡所导致的，显然工人阶级不是民主化进程唯一的决定性力量。同样，他们最后还不得不承认，民主的巩固只有在民主化所带来的政治包容不至于威胁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主》虽然力挺工人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却留下大量的疑问亟待解答。
对瑞斯彻迈耶等人的研究作出最有力回答的是露茜·科利尔的《民主的道路》。科利尔夫妇长期关注工人政治，《民主的道路》则由露茜独立完成。她对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的民主化解释提出了尖锐批评，质问：民主化真的是自下而上斗争的结果吗？如果是，那就是被统治阶级从精英手中夺取权力；还是说是自上而下征服的结果？如果是，那就是当权者或是正在兴起但又未掌握政治权力的经济集团追逐政治代理人、加强他们政治地位的结果。
科利尔指出，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其实也留意到民主化转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机制性互动，但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偏爱，这一事实上最重要的观点恍如雪后鸿踪。科利尔的观点是：一方面，工人是“民主”最重要的载体，在民主的成功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工人却是被边缘化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精英之间的谈判和策略性互动却是关键的。
科利尔坚持，民主化进程其实有两个面向：一是自上而下的，一是自下而上的。前者是一种策略互动方法，聚焦于领袖或者精英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后者是一种阶级分析。科利尔坚持两个分析框架，也就是阶级路径和精英选择路径的并举。前者视民主化为被排斥群体和被压迫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后者视民主化为当权者与民主反对派精英之间策略性互动的结果。早期西欧的民主化进程更多适用于阶级分析，民主确实是由工人阶级推动的；但是二战后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则更多是精英互动的结果，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已经被当局与反对派、温和派与激进派这些范畴替代了。
科利尔指出，正是基于欧洲在世纪之初民主化的经验，导致工人的作用被高估了；但是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又导致工人的作用被低估，仿佛民主化过程与工人毫无瓜葛。这在理论上都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工人阶级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民主化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在新兴工业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却被边缘化了呢？
科利尔的解释是，世纪之初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是渐进的，以投票权的扩大为标志，逐渐从有限民主向充分民主过渡，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接纳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就尤为显要，而衡量民主化最终走向成功，亦以工人争取到投票权为准，民主化便表现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在１９７０年代到１９８０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却不是这样。科利尔称这场民主化是“再民主化”
(Ｒ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些国家民主化针对的可不是有限民主制度，而是威权制度。此时，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已经深入人心，制度先例也比较成熟，威权国家中民主的欠缺不仅刺激工人阶级，而且激起整个社会力量的反抗。这样一来，工人就不再是民主化的唯一力量，民主化过程也不那么像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过程(Ｃｏｌｌｉｅｒ，１９９９）。
第三节工人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