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以原子化的形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维持这种状态是现有统治秩序存续的重要条件，因此工人阶级任何试图摆脱分散的状态、组织起来的举动，都将给统治集团造成压力和恐惧。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最早的工人阶级组织可能是工人通讯社，这是一种把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混在一起的工人组织，它的存在既能起到社会交往的作用，也能起到政治活动中心的作用，它的基本宗旨就是联络工人阶级，形成工人阶级队伍，“让我们的成员无数”（汤普森，２００１：８）。
毫无疑问，工人通讯社是难以见容于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的，取缔和镇压是统治集团最为直接的反应。尽管如此，工人通讯社的出现是工人阶级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体现了“孤家寡人主义的结束，也体现了政治作为世袭集团或有产者独占权利的结束”（汤普森，２００１：８）。
工人通讯社代表着工人阶级与统治集团之间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其直接后果虽然是工人通讯社这种组织形式被禁止，但是其长久的后果则是工人阶级开始更加坚决地争取组织起来的权利，建立工会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工人阶级向统治集团索取组织起来权利的集大成者。
工人争取组织起来的权利、参加工会组织，其基本的理由自然在于工会组织能够代表和维护其利益，但是工会组织的存在绝非仅仅受到工人意愿的影响。依据组织行为学的理论，任何组织形式都嵌入到其所处的组织环境之中，并受到组织环境的制约（周雪光，２００３），这就是说工会在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方面的效果直接影响了工人阶级对工会的支持度，但是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不足以解释工会的存在与变化，其中的缘由很简单，工会能否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工会所处的组织环境的严重制约，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注重采取多元因素来分析工会组织。
不妨将学界从多元因素分析工会组织的文献区分出微观、中观、宏观三种视角。微观视角首先承认工资水平、福利、劳动时间、工作条件直接地影响了工人对工会的满意度和参与度，然而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双重满意”或曰“双重忠诚”，即工人在对工会满意和参与的同时，也满意、认同自身所在的企业。其背后的机制则是工会处在一种结构环境之中，这种结构环境实际上就是投入到工作组织中的资源，此中资源越是多工人就是越是难以退出自己的工作组织，于是也就越是有动力参与到工会中去影响工会乃至工作组织的决策(Ｌｅｉｃｈｔ，１９８９）。显而易见，微观视角将工作环境整合为工人参与工会的激励机制，从而来解释工会组织的行为。
中观视角则诉诸工会组织自身，试图从工会组织结构的特定性来解释工会的存在和发展。斯文·奥斯卡森(Ｓｖｅｎ Ｏｓｋａｒｓｓｏｎ）认为高度集权化的工会组织和活跃的地方性的工会运动，对工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在他看来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不仅解释了工会化的程度，而且降低了工业化、职业类型、人口学等在解释工会化程度上的解释力（Ｏｓｋ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３）。金姆·沃斯(Ｋｉｍ Ｖｏｓｓ）则试图从不同类型的工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解释工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他认为技术工人的工会组织对非技术工人的组织有着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工人的工会组织以提供领导、资金帮助、道义支持的方式推动非技术工人组成工会，另一方面技术工人组成的工会又可以借助其优势地位，从而在与雇主谈判的过程中争取更多利益，牺牲非技术工人的利益。关键的问题在于技术工人的工会在何种情况之下，会对非技术工人的工会产生正向作用呢？沃斯认为只有当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同处于一个社区之时，技术工人的工会才会促进非技术工人工会的发展，于是更加广泛的工人阶级组织的联盟才得以形成（Ｖｏｓｓ，１９８８）。
宏观视角注重经济形势、工人阶级队伍的状况、工会组织的力量等要素在解释工会变化中的重要性。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工会发展，因为工人需要通过工会来保障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失业率升高则不利于工会发展，因为失业率升高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将雇主置于优势地位，因此工会的行动能力将受到严格限制。工人阶级队伍在同一产业内部的增长有利于工会的发展，然而工人阶级队伍若是借由拓展新兴产业和新兴职业实现增长的，则不利于工会组织的发展，因为这增加了工会组织和动员工人的成本(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９）。尽管工会组织深受其所处的结构条件的制约，但是归根结底工会自身的力量还是决定工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易言之，工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住劳动力的供给，工会组织拥有多么丰厚的资金来支持其罢工，决定了工会组织在变动不居的具体情境和难以逆料的时代更替中的基本面貌(Ｗｅ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３）。
由于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结构性条件不同，不同的国家逐渐形成了轮廓基本清晰的工会模式，概括论之，可以区分为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和威权主义三种。多元主义模式以英美为代表，其典型特点是存在多样化的、互不统属的工会组织，不仅产业之间、地域之间有不同的工会组织，而且在全国层面与地方层面也很少出现集权化的工会组织，因此多元主义模式下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处在一种组织化的分裂状态。法团主义模式以西欧为代表，其中德国和瑞典最为典型，这种模式的关键特性在于工会组织被整合进了一个全国性的、集权化的组织体系中，国家承认工会在劳工领域的代表权，但是工会也要支持国家的政策，而政策的形成则取决于国家、工会、雇主联合会三方共同协商的谈判机制。威权主义模式主要集中在东亚和拉美国家，其核心特征在于工会组织也处在全国性的、集权化的组织状态，但是工会并不能有效地代表工人的权益，工会存在的价值更多是政治性的，即阻止国家控制之外的工会组织的出现，同时控制住工人阶级以避免出现针对国家的、强大的工人运动的出现。然而不无讽刺的是，威权主义模式的工会往往起到相反的后果，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来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各种形式的地下工会组织纷纷出现，不断发起挑战资本乃至国家权威的工人运动，并且在斗争中逐渐走向联合（具海根，２００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降，全球化的浪潮再一次强有力地冲击着每一个试图发展的国家，资本的全球化运转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工会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各国工会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寻求变革，以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总体的变革趋势是将集权化的工会组织调整为分权化的工会组织，但是由于变革的条件各异，不同国家的工会组织陷入了不同的困境之中，变革的后果也是迥然不同。凯瑟琳·西伦（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的研究发现虽然瑞典和德国同属法团主义工会模式，并且都试图在全球化浪潮中对集权化的模式进行分权式改革，但是瑞典的分权改革导致了传统的集权化工会的瓦解，而德国则维持了集权化的工会模式。这种改革后果差异的根源何在呢？瑞典的集权工会模式没有留给基层工会展开自主活动的空间，而且工会系统又缺乏中央与地方之间沟通的制度性渠道；但是德国则相反，工会的中央组织保留了企业工会进行组织活动的弹性空间，同时具有协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性渠道，因此分权化的改革就能够在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中围绕基层工会更多弹性空间议题进行协商，而不是直接推倒传统的集权化工会组织(Ｔｈｅｌｅｎ，１９９３）。
后国家社会主义工会的转型颇值得关注，在转型之前工会实际上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是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传统的工会陷入到了转型困境之中。这里说的转型困境包含两个意思：一方面工会要是不进行转型，工会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工会进行转型，工会还是会陷入困境之中。就第一个方面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冲突越来越激烈，工会若是不能转变成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那么激烈的劳资冲突将因为无法得到解决而演化为社会冲突，并且资本家本身就有刻意地将劳资冲突转变成工人同国家之间冲突的倾向，在此情况下工会因其不能起到缓和劳资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将遭到国家的唾弃并难以生存下去，所以国家也希望工会转型。另一方面，工会转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性组织，这就意味着工会要在生产领域、公共领域乃至国家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而工会的此种作用又同国家设定的经济增长这个首要目标发生冲突，因此工会必将承担由于破坏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任何后果的风险，而工会对这种风险的承担绝不会得到国家的支持(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０５）。不难想象，这种双重的转型困境将严重地制约后国家社会主义工会模式的变革与重建，走出困境的路径与机制一时尚难以发现。
虽然全球化的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力量，同时也未能有效地壮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会力量，但是工会的未来光景并不是暗淡的，相反对于未来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来说，工会都是不可或缺的组织化力量。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会组织是推动统治走向法治和民主、政府变得透明和负责任、政策趋于公平和正义、公民社会实现自主和团结的关键性力量(Ｌｅｅ Ｃｈｅｏｌ Ｓｕｎｇ，２００７）。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权力，工会的前景依然是可以预知的，对于任何一个追求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来说，工会是一种有效的且关键性的要素，当然制度性的、组织性的、意识形态性的障碍一直在阻碍工会的积极作用，因此工会的未来将取决于能否突破各种障碍，而突破障碍则要求工会进行内部的民主改革，寻求与社会运动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积极参与和影响选举过程和议会游说活动(Ｌｅｖｉ，２０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