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干娘在日头地儿（阳光下）里给柳桂儿逮头上的虱子。她正专心致志地“咔啪咔啪”地挤着，前街的橘子在门口叫柳桂儿去玩“算子窑”。这是一种孩子们玩的游戏，地上挖了二十个小窑，一人十个，除了十个小窑用于游戏，还要在自己前面挖一个大的，盛上自己赢的子儿。子儿通常是楝枣儿，或别的什么圆圆的小东西。一般开始时，先打石头剪子布决定谁先丢，先丢的人抓其中一个窑的子，挨个儿丢进去，丢完了抓下一个窑的，如果是空窑，就吃掉空窑前面窑的子。只要中间隔着空窑，就可以连着吃。谁吃的子儿多，谁就赢了。先丢的那个，一定要算好，先抓哪一窑很关键，决定胜负。因此这游戏就叫“算子窑”。柳桂儿个头仿她娘，人却很精，“算子窑”算得好，都是她赢得多。所以，前街的孩子们都来找她玩儿。
我干娘听到了橘子叫，并没有停下来，边挤边说：你俩别光玩了儿，拾柴火去吧。路上的叶子都落了，拾回来烧锅。
橘子说：你找谁啊？
我干娘这才抬起头发现门口站了一个人，手里还掂着一个包袱。
来人说：锨儿他娘，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锨儿他爹啊。
我干娘只当是外地来的客人，葫芦穿了公社干部才穿的四个兜的褂子。这是柳家集第二件四个兜。他的头发也理成了平头。咋也不像从监狱里回来的。
我干爹在劳改场待了十一年。回到家时，我干娘就像他赶集将将回来，不惊不慌，不喜不悲。她“嘿嘿”一笑说：葫芦哥啊，俺还以为你是哪里的干部哩。劳改场里出来的，咋还穿恁“光棍”呢？接着就对柳桂儿说：你爹，叫爹啊。
柳桂儿怯怯地叫了声爹，我干娘接过葫芦的包袱领他进了屋。柳桂儿也趁机跑出去跟橘子一块玩儿去了。
葫芦回来后，除了口音有些改变外，没有太多的变化，还是不爱说话。他出去那么多年，说话就有了些洋腔，比如，把俺说成了我，把糊涂说成稀饭，把晚上喝茶说成了吃饭。我们那里吃晚饭不说吃晚饭，说喝茶。晚上见面都问：喝罢茶没？而不说吃罢饭没。传说一个知青到了我们那儿，开始是分到农户家里吃饭。吃晚饭时，管饭的人家去叫他“喝茶”。他心想，到了吃饭的时候不让吃饭，反叫去喝茶，就说不去。他一直等着人家叫他吃饭，可是，早等晚等就是没人来叫他吃饭，只好饿着肚子睡了。第二天，还是如此，他就纳闷了，难道这里的人都不吃晚饭吗？可是，明明看到炊烟袅袅，怎么就不叫他吃饭？一直过了三天，天天如此，他就去找队长，问为什么不让他吃晚饭。队长也很生气，就去了那户人家。那家人也很生气，说天天去叫他，他就是不去，反倒告恶状。说这些城里人难伺候，不愿意管他饭了。队长也没有办法，就另派了一户人家。这回，那个知青学刁了，不说不去，就问：你们怎么不让吃饭光让喝茶啊？那人笑了，说，喝茶就是吃饭，吃饭就是喝茶。乡里人都说喝茶，不说吃饭。那知青才知道冤枉了前一户人家。
葫芦回来后，就不再说喝茶而说吃饭了。就这个小小的改变，也足以让柳家集的人刮目相看了。不过，除了这些洋词儿之外，葫芦还是一个本分的农民。
倭瓜听说葫芦回来了，当晚就来看望哥哥。老哥俩感慨万千。葫芦说：不管咋说，咱家也出了个公家的人，俺这牢坐得也值了。当天晚上，倭瓜就去集上买了两斤羊杂，打了半斤烧酒，我干娘就把羊杂切切，和着一个大笋瓜炖了。她让倭瓜把月桂和孩子们都叫来一起吃顿团圆饭。倭瓜说：算了，她那张臭嘴，不定又胡咧咧啥呢。她吃不到东西，都是嘴的过。老哥俩半斤酒下肚，说起了老娘，又哭又笑的。倭瓜说：咱娘是被白蒸馍噎死的，总比饿死强。咱家蒸馍匠出身，咱娘也死到了蒸馍上，命啊。葫芦说：政府，我回来了，分配我干啥活儿呢？
倭瓜一愣，眼窝子又一热，动情地说：哥，说啥呢。你回家了，就不是专政对象了。你好好休息一天，柳家集的天下是咱馍匠柳家的。你休息好了，就和大伙儿一起上工，该干啥干啥，都知道柳大成冤枉了你。你不是五类分子。
记工员柳大傻听说葫芦回来了，也来看他。柳大傻处事精明，为人练达。他来看葫芦也不是一条。一是倭瓜当政，看葫芦等于看倭瓜；二是跟我干娘同台演出，出了事故她一个人担着；三是他跟葫芦原先就好，也知道葫芦进去冤屈。那时候记工员，可是比大队干部还吃香哩，你一年的口粮，全靠他的笔尖子划拉。他不给你少记，但可以给你多记。葫芦不在家，他也没少关照我干娘。葫芦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了，当下说些客气话。柳大傻就请葫芦去他家里喝酒。他家里也没有啥菜，一盘萝卜坎，几个蒜瓣，俩人就喝多了。柳大傻拉着葫芦的手，哭着说：兄弟啊，这些年委屈你了。闹得葫芦也眼泪汪汪地感激不尽。至此，柳葫芦和柳大傻成了体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