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是我心中的旗帜。无论我离开村庄去往哪里，它都是那样具体而生动地牵引着我。宛若妈妈那一绺白发在晨风中飘动，跟着她的眼球就定格在风中。宛若父亲用过的那一具犁，哪怕它被晾在了雨中，跟着它的心就掠过了田野。宛若我的兄弟抖动着的一张晒垫，跟着他的抖动，欢喜的谷子就流入了心田。村庄的房屋层层叠叠，稻穗起起伏伏，人儿高高矮矮都到了眼前。得意的时候，失意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想起他们，就是一种欣喜着成就的力量，一种充满着眷恋的回忆，一种满怀着疲惫的向往，一种跳跃着负疚感的沉重与释放。
至于我，不是因为热爱村庄才写村庄，是因为村庄的苦难不能让我忘怀，是因为村庄的天空系着我的灵魂，是因为村庄骚动的空气里有我需要的养分。村庄的旗帜始终镌刻着我的年轮，我没有办法像尘埃一样抖落他们。就像记忆里的炊烟，我远远地看到它从村庄的房顶袅袅地升起来，就能感觉一种甜的味道浸润着心田，我能感觉喉咙的吞咽和腹中的渴望。就像记忆中的赣江，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扑向她的怀抱，她托着我的身躯升降、沉浮、起伏，我能感觉到身体不被主宰的畅快。就像记忆中的老牛，我能感觉到老牛驮着我的惬意，没有吹笛的浪漫，却有夕阳金色的高贵裹挟着我。
我的村庄时代在时空中凝固成历史。小巷消失在了一片瓦砾的废墟中，小巷里说书的本家爷爷已经作古，那些忠义节烈的故事跟着小巷埋在瓦砾中杂草丛生，小巷夏日繁荣的夜晚被定格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没有院墙的小学校，随着放学的钟声涌出来流水一样的孩子，回家的路上打打闹闹，“红军”和“白军”的较量，是扔石子和拉弹弓的实战，经常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村庄的野性在孩子们缺乏营养的身体里发育。露天电影是村庄的精神盛宴，村庄的前后场都挂过放电影的幕，孩子们早早地把凳子摆在那儿，等着盛宴开始，兴奋得有如等待一场隆重的仪式。一个王成，一个杨子荣，一个刘胡兰，一个韩英，架构了那个时代村庄的文化骨骼，简单却蕴涵深刻。
村庄秩序是公社意志，队长的哨声把公社的意志具体化为每一天的出工和收工，并被概念为造田垒库兼挖坟墓。对于土里刨食的人们，增产不仅是荣耀的动力，更是生存的需要。现在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很多事，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公社意志奠定了立农固农的根本。
在爷爷和父亲的村庄里，造田垒库兼挖坟墓便是两代人别无选择的生存价值。造田和垒库、整地和取土遇到的坟墓都被挖了，砖块被悉数运去建造生产队的仓库。如今在生产队没有粉刷的仓库墙壁上，还能依稀分辨坟砖上刻着的冥文。死人的阴宅变成了活人的耕地和灌溉的水库，这似乎没什么不合理，但是村庄的野性在大人身体里发作却是十分可怕。我12岁开始跟着大人一起干活，亲眼见过从坟墓里挖出来的白骨被大人们拿去扔进赣江，也不知道这是哪家祖先的尸骨？大约是1978年的时候，村庄的祖坟也是这样被人给刨了，过去村庄的人们年年都要上坟祭祀，到第二年上坟祭祀时才知道祖坟被人刨了。祖坟平了，上坟祭祀这种礼仪竟也麻木地被取消。爷爷和父亲的村庄留给我的记忆只有利益的计较，却从来不知道为祖宗颜面去争斗。我的父兄辈，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走过了造田垒库兼挖坟墓的大半生，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子孙们的生存空间，但是村庄的精神却被他们粗暴地践踏。试想，一个连祖辈的坟茔都不能守护的村庄，还会有太多的记忆吗？
村庄的坟场在村庄不远处一块低低的山冈上，坟茔在山脊背阳的一面，山冈下有一汪清水弯弯流过。赣东大堤不是太高的时候，还能依稀看见赣江开阔的河床。从风水学意义上讲，这应该是一处能够庇佑子孙的中兴之地。过去村庄的坟地在别处，因此葬在这块坟地里的不是村庄的远祖，我的曾祖母就葬在这里。我小时候看到曾祖母的坟茔旁有两棵巨大的老松，这两棵老松不仅给坟场增添了几分肃穆，而且还是村庄人们眼里的神树。不知什么时候，神树被人伐了，也不知伐树者怀着怎样的动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人在山冈上建起了大型砖瓦窑厂，整日机器轰鸣，运砖块的小四轮穿梭不息，给先人留下一块僻静之地已无可能。我不明白，在村庄人们的眼里，除了金灿灿的利益，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加珍贵的东西么？包括对于先人的记忆以及对于子孙的期待。
这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吗？我知道不可能结束。村庄的人们告诉我，前几年，一个台湾来的中年人找到了我们村庄，说是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前来寻根。他报了他爷爷的名号，竟无人知晓。中年人说去村庄的坟场看看墓碑吧。村庄的人带过去看了几处都悻悻而归。有人说1960、1970年代造田修水库时挖了不少坟，去老村庄看看地下的石板，那些石板可都是墓碑石，细心查对，也许能够找到他爷爷的名号。不幸的是先人走了，已经没有了任何印记。台湾来的中年人很是失望，他说我的根在哪？我不能完成父亲投资故乡的嘱托了。在没有挽留住这位可能的乡亲之后，村庄里很长时间弥漫着失落的惆怅。
他们想什么了呢？是利益从指缝中流失，还是亲情在时空中模糊以至消亡。父兄辈可以慢慢地老去，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却被钉在他们筑起的十字架上。如今我们的弟弟们，那些“60后”“70后”农民，又在父辈的田地里挖田养鱼种果树，我们又为子侄们筑起了怎样的心灵世界和生存环境呢？历史可以在许多人的背脊上流过去，却也在许多人的心灵里停驻。在批斗的记忆中，在激情的年代里，在渴望好日子的等待与搏击中，有多少过去需要村庄的子孙们记起。留在“60后”这一代农民心中的古樟可以作证，当新生态的村庄出现在曙光里的时候，“60后”的这一代农民应该怀着怎样的人文精神去重建和呵护，才不至于让我们的子孙们饱受生计的痛苦和繁衍的艰辛？
井是村庄的符号，井是村庄的母亲，它哺育着农耕文明从大江大河向着大山丘陵河谷平原播散开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井是开创中国农耕时代族居生活的重要证物，因此，井最富有传统农耕精神和回归色彩。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村庄里的人们每天最先光顾的就是井台。井是村庄生活的序曲。当男人们把水挑回家，当女人们把最后一件衣服从清清的水中提起拧干，村庄的一天就热闹地开场了。对于“60后”的农民，没有意识到井台会在他们的手中消失。
当我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井被污染的情况已经变得严重。分田到户之后，村庄的子孙们开始用起了压水井，在轻快的节奏中，村庄的子孙们不得不承受污染带来的另一种苦难。当村庄的坟茔里新添起一堆新土的时候，不知村庄的人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财富是以付出传统农耕生态作为巨大代价？当人们在诅咒工业文明带来灾难的时候，谁又认真审视过现代农业的不文明对于生态的巨大破坏？井的遭遇可以告诉村庄的子孙它承受的所有苦难。
历史在村庄的土地上被改写，似乎再也没有人为村庄作序。因为在改造传统农耕文明的过程中，我们过于急切、过于功利、过于狂躁、过于幻想、过于幼稚。集体化运动是把经济行为用于人的改造，尽管这种改造过于简单和粗暴，但是它对于资源的保护是有效的，而我们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改造，在功利和狂躁中失去了对资源利用的有效控制。在第一次村庄资源分配的时候，由于政策的主导，确保了村庄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可是第二次村庄资源分配是在结构调整的鼓吹下，公权力像吃了激素，疯了似的介入到村庄资源的分配中，导致了村庄资源占有不公，而第三次村庄性资源分配则是在资本的主导下，充斥着资本的血腥，弥漫着资本的贪婪。
土地是村庄永远的保姆。我们的祖先对于土地怀着神圣的感情，当流亡公子重耳向田间劳作的老农乞讨食物的时候，老农捧给重耳一把泥土，就是这把泥土让流亡公子重耳重新燃起了江山社稷的万丈豪情。我在中学读着这篇课文的时候，无法理解重耳的情感，可是后来我再读《左传》时，我被重耳的精神所震撼。我们的祖先正是用自己的双手和着他们的血汗捣腾出了繁衍的文明纪元。为了一口饭，争夺、侵略、杀戮，朝朝代代，血腥已经浸透了我们的土地。可是村庄里的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历史，他们给土地开着天窗，给土地流放着野草，给土地浸泡着污染，而对于土地上的异类生灵更是涂炭着残酷的杀戮。面对这些，我们的“80后”“90后”农民又有什么切实的行动呢？
村庄在紧凑中分崩离析，散落成无序的高挺和不可连接的院墙，看不到幽深的小巷和开着天井的老屋，从老村庄的废墟上走过，不见青壮年，只见一两个勾着背脊的老人探出身来。村庄里的人们不再稀罕酷暑里凉凉的夜风抚慰村庄的睡眠，马力强劲的空调在村庄的房屋里轰轰响起，新修的水泥马路在黎明的晨曦中仍然保持着城市的温度，而远远的田野、山丘、河沟早已是清一色的规模。村庄在复杂的曲线中变得简单，日子在简单的直线上构成复杂，而精神则在富有中失去元素。
我可以看不到升腾的炊烟，也可以忘却驮着我童年的老牛，可我不能没有浸润在水田里的蛙鸣，以及在闷热的树上的蝉的嘶叫。蛙的声音让我在冬眠中苏醒过来，在欣欣的草色中感觉振奋和希望；而蝉的声音让我在闷热中寻找到知音，在火热的阳光中驱赶心中的闷热。无论我去了哪里，无论我背负多少年轮，无论时光怎么流淌，当我走进村庄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不熟悉的面孔，但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村庄的子孙们释放精神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