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大象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在我国则只有云南西南部一带还有象在活动。事实上，在古代，大象在我国的分布可到长江和黄河流域，后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气候的变化，大象逐渐减少并向南迁移。在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就曾在巫山县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忠县瓦渣地周代遗址里发现过大象的骨骼。那时候，三峡地区还有许多大象自然界中的蛇吞蟾蜍什邡战国墓出土铜象纹矛城关出土的象纹铜矛生存，成为当时人们猎杀的对象。有大象的存在，就可能有以大象为图腾的部族。以象为图腾的部族并入巴族后，他们的后人很可能还保留了大象的徽标。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战国时期四川盆地出土的青铜器上，常常可以见到大象的形象。1988年，四川省什邡县人民政府在修筑县城中心大街时发现了大量船棺葬，后经考古队调查发掘，确认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大型巴蜀文化墓地！到1995年8月，经过22次抢救性清理，发掘出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的两件青铜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那上面铸有象纹！两件铜矛象纹除细部略有差异外，图案的构思基本相同。象纹铸于铜矛骹（jiāo）部的正、反两面，卧伏于地，长鼻前伸，前端上卷。象有硕大的头，圆圆的眼睛，身躯与头等大，装饰斜向的条纹表示象腹皮肤的褶皱，惟妙惟肖！整只象显得十分温顺，虽只有简单的几组线条，却生动地传达了象的生动形象。
距什邡几百公里之远的川南荥经县，同样的象纹也在一个叫做“同心村”的地方被发现。不同地方象纹的出现，说明象纹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之作，使用他们的人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同时，巴蜀文化研究专家们注意到，象纹铸于巴蜀铜兵器上，这和战国时期常见的将虎纹铸于兵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推测可能具有庇佑的意思！或许，使用这种铸有象纹兵器的人，他们所在部族的族徽就是象，他们可能就是“巴蛇吞象”中象部族的后裔！
巴蛇在发展过程中，还吞并了一些其他小部族，如《山海经·大荒南经》就有“玄蛇食鹿”的记述，考古发现虽未见蛇食鹿的形象，但铜器上的“虎食奔鹿”图案倒是很常见。在前进的道路上，也许为了一块土地，一种资源，一次部落寻仇，兼并和屠杀的故事持续上演着，巴人在征服的快感中壮大，随着时间的流逝，部族之间的生死对决演变成了图腾动物的追逐和捕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的来历。
湖南澧陵出土的铜象尊
3.谁创造了文明
金光闪耀的“权杖”，金箔状面的青铜面具，高大威武的铜人，神奇的大神坛，繁密挺拔的神树，以及各式各样的玉器，成百的象牙……1986年夏，位于肥沃的成都平原上的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祭祀坑”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了。坑里的数百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就像埋葬阿里巴巴宝藏的大门，在意外的发现中被不经意地打开了。它们多数是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稀世之物，震惊世界。
这两个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器物坑，由于种种难解之谜，被考古专家们暂名为“祭祀坑”。面对难以想象的辉煌文明，一系列的问题提了出来：谁创造了这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它是传说中失落的文明吗？
在众多耀眼的珍宝中，有一种东西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像磁场般一下就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它就是那些尖耳、凸目、高鼻、方颐的巨大青铜面具。在东方人的视野中，这些面具显然不同于我们的面部特征，由此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创造三星堆文明的人可能来自西方。
发达的三星堆文化跨越了夏代晚期和商代早、中期。即使是拥有很高青铜文明的中原夏商文化，看起来似乎也不比怪异的三星堆文化进步多少。差不多与三星堆文明同时，在欧州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古希腊人创造了米洛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但这段文明很快就失落了，被纷繁战乱的荷马时代所取代。直到19世纪，迈锡尼的辉煌历史才又被伟大的业余考古学家谢里曼所发掘出来。与三星堆文明相似，迈锡尼的统治者阿加门农死后也带有黄金面具。金面具的习俗在埃及也能见到。相反，在中国的夏商王朝，却找不到这样的传统。难道在成都平原和遥远的西方有某种不为人所知的联系？文化基因的相似性还进而表现在权杖、铜车轮形器上，所有这一切都为三星堆文明西来说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但是，反对意见有更强力的支撑。首先，专家们认为，不能以中原文化的标准来看待周边地区的文化，不能把那些凡是与中原存在较大差异的文化均当作异类，必须摈弃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的有色眼镜；其次，除了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怪异”文物外，三星堆还有大量的带有中原文化色彩的青铜重器和玉器。嵌有绿松石的椭圆形铜牌饰、三个内空足的陶盉（h佴），都在夏代晚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有较多出土；器身上满布神秘恐怖的饕餮（t佟oti侉）纹的青铜尊、罍（l佴i），温润透澈的玉璧、环、戈，均是商王朝的上层统治者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中的用器。这些中原文化的遗传基因，在远隔大山大河的西南一隅的广汉三星堆被发现，显然我们不能忽略其影响。
三星堆出土的带冠凸目铜面具
三星堆出土的凸目铜面具
三星堆出土的勾喙铜鸟头
三星堆出土的状金铜面具
三星堆出土的玉戈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三星堆出土的三星堆出土的云阳李家坝遗址三星堆出土的铜车轮形器金杖及细部金杖上的图案铜鸟纹柳叶剑（或认为是太阳形器）当然，简单地认为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来自中原是站不住脚的，中原的因素或许只是三星堆的助推器。大多数历史、考古专家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三星堆还是古蜀人创造的。谁创造了文明？在一阵众说纷纭甚至喧嚣后，这一话题的范围被逐渐缩小至古蜀国的那一代王朝身上。
诗仙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芒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已经说明，即使在近四千年前，四川盆地与中原就有了密切往来。李白们为之茫然的早期蜀王国君，似乎也已曙光初现。西汉扬雄《蜀王本纪》里有关于古蜀史的重要一节：“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巴蜀文化研究者们认为可以找到打开三星堆文化猜想的钥匙。
首先是蚕丛。在《华阳国志》中有这样一句话：“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在三星堆祭祀坑没有被发现之前，蚕丛异样的“纵目”特征常常被解释为竖向的眼睛。五件凸目青铜大面具的出土，使一些人找到了新的证据，他们认为面具上螃蟹样突起的眼球，正是文献所说的“纵目”！三星堆文明的拥有者很可能就是蚕丛！
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铜罍
三星堆出土的铜树
但是，关于蚕丛的证据似乎就那么一点点，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而且，已有学者指出，这种青铜面具很可能是当时人们敬奉的神祇，即使与蚕丛相关，也很可能是作为后人的祖先神而已。
继起的柏濩很少有文献提到。难道三星堆是鱼凫王朝的遗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
被视为王权象征的三星堆金杖透露了鱼凫的秘密。它的出土，是1986年夏天一个凌晨时分的惊喜时刻。长期主持三星堆考古工作的陈德安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留守的副领队陈显丹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凌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挑出了一点发光的东西，有鱼纹。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用竹签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最后竟然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民工在追问‘是不是金子’，陈显丹敷衍说：‘没什么，黄铜。’但它就是后来的‘鱼凫金杖’。”
这支内里的木棍早已炭化的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笑意盈盈的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三个图案组成。
这个图案很容易就让人们联想到鱼凫。在古代，鱼凫的“凫”乃一种水鸟，就是善于捕鱼的鸬鹚，又叫鱼鹰。鸟纹和鱼纹分别暗示着当时人们崇拜的凫和鱼，两者连起来，不正是传说中的“鱼凫”吗？
在汉语的结构中，鱼凫这个词既可以被理解为偏正结构，即捕鱼的凫，也可以理解为联合词，即鱼与凫。这两种理解都可以开县余家坝出土的鸟纹戈在三星堆金杖上找到合理的解释。金杖上的鱼和鸟图案，是被一根箭一样的图案串联起来的，其中的箭尖似乎直插鱼的身体，箭似乎暗喻着鱼是被鸟所捕杀的对象。另一方面，箭形图案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支麦穗，它是古代中国社稷的象征，这是否隐示着三星堆文明是由鱼和凫两族共同统治的呢？因为鱼图腾和凫图腾的结合而被称之为鱼凫呢？
除了金杖上的鸟形刻画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很多鸟形器物。二号坑出土的3.96米高的完整青铜神树上，站立着九只鸟。鸟的形态基本相同，均为长嘴、钩喙。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十多件鸟头柄勺。这些勺柄塑造的鸟，下端一般下钩如鹰嘴形，造型与青铜神树枝上所站立之鸟极其相似。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勋燎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青铜器，或是陶器上的鸟类头部，与金杖上的鱼凫纹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长嘴如钩，也是鱼鹰嘴部最明显的特征”。
说了这么多，鱼凫王朝和巴人有什么关系呢？张勋燎教授正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他经过近20余年的潜心研究，得出结论：鱼凫是巴人的一支。张破解这一迷雾的是语言学。他认为：远古巴人是源于壮侗语系的民族，如今壮侗语族中，鱼读音为遭佟，远古巴人也极有可能使用同样的发音，“鱼”的意思就是“巴”，“巴”就是“鱼”。鱼凫就是鱼、鸟两族结合的标志。
事实上，今重庆市的奉节县古称“鱼复县”，追溯这一名称的来历，应与远古时期这一带生活着一群“鱼人”相关。上古典籍《逸周书》里曾谈到，周王朝“西边的鱼复献鼓钟、钟牛”，鼓钟应当是巴人的乐器于，春秋时，鱼人在奉节建立“鱼邑”。可见，鱼凫巴人曾长期生活在川东一带。
张勋燎教授勾画了一部分鱼凫巴人西迁的路径。他惊奇地发现，从鄂西地区沿长江西上，至宜宾转入岷江到成都平原，有十多个“鱼凫”、“鱼复”、“鱼涪”、“鱼符”和“巴复”、“巴涪”、“巴符”的地名，这些“凫”、“复”、“涪”、“符”是同音字，“巴”和“鱼”是同义字，同音通假，同义互代，它们都是同一个名词的变写。所以，“鱼复”、“鱼涪”、“鱼符”、“巴复”、“巴涪”、“巴符”等名称都是指称的“鱼凫”！张教授认为，这些地名应当就是远古鱼凫沿江西迁的路线。
古蜀国鱼凫王朝的上层统治者东来的观点似乎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在湖北宜昌白庙、中堡岛等遗址，发现了许多鸟头把勺；近年来在三峡重庆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中，亦发现了一些夏、商时期的鸟头把勺。考古学家认为，若能从时间上证明东边的鸟头把勺比成都平原早，或许就能说明鱼凫巴人的迁徙方向。
三星堆的辉煌荣光并没有湮灭，鱼凫继续在创造着他们的文明。2000年，在成都市郊附近的金沙遗址，又发现了大量相当于西周早、中期的金、铜、玉器，它们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传，大大地丰富了古蜀文化。其中的一件黄金带饰，再次彰显了鱼凫的王权，这件可能是王冠上的金器，其上刻画的图案居然与三星堆金杖上的“鱼凫”纹饰惊人一致！这充分说明了鱼凫在古蜀王国的重要作用。
张勋燎先生作出的鱼凫是巴人的一支的推论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那个天地玄黄的时代，峡江地区的文明和成都平原还有很大的落差，鱼凫王朝的上层人物是巴人的可能并不能否认蜀人的创造力，正是因为有了成都平原富饶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才产生了如此璀璨的文化。
在峡江地区，留守的鱼凫部族仍然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云阳李家坝的两座战国墓曾经出土过两柄柳叶形青铜短剑，上面铸有一个很大的水鸟图案，为平面浅浮雕结合阴线，造型生动。这种水鸟有长长的钩喙，身体回弯，颀长的尾羽从头顶掠过，仿佛正在疾转飞行。川西地区的鸟纹也发现较多，多数显得较小。荥经县同心村21号战国墓出土的柳叶青铜剑，双面均铸有鸟纹。鸟喙长而略勾，尾羽较短呈扇形张开。让人感兴趣的是，其上一面还刻有一鱼纹以及巴蜀符号。什邡城关的一座战国墓出土一件双翼铜戈也浮雕有鸟，该鸟形状较奇特，似乎还有一长卷鼻，短喙下勾，有三股尾羽，翅膀似正在扇动。
鱼凫作为鱼和凫的联合体，鱼图腾的形象也是随处可见的。渔猎是巴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鱼是巴人食物的重要一分子，而且也是巴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故巴人对于鱼的崇拜是很强烈的。重庆市博物馆专家申世放曾写有《巴族鱼崇拜》一文，她收集了11幅巴蜀青铜器上鱼纹图案。这些鱼纹显得生动而活泼，有的似在水中静游，幽雅而闲适；有的正跃出水面，扑闹而欢腾。申世放认为，不同支系的巴人采用过不同的捕鱼方法，有的使用网罟（g俪），有的使用弓箭，有的使用鸬鹚。使用后一种方法的就是巴族鱼凫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