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末周初石雕跪人像该遗址被认为可能是杜宇王朝时期的都城商业街船棺发掘全景独木棺船棺上的刻画符号以鱼为图腾对象的巴人不止鱼凫部。在古代还有一个叫做“蜑（d伽n）”的部族长期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他们后来也融入到了巴人中，他们的图腾同样是鱼。《说文》：“蜑，南方夷也。”蜑是一种生活在水中像蛇一样的动物，属于鱼的一种。有一种传说就认为巴人开国英雄廪君的祖先就来自于蜑部族。
4.出走的部落瞿塘峥嵘尽，巫峡迤逦起。一支支的巴人部落为了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在长江上游的大地上不停地迁徙，不停地游走，迈向他们心目中向往的神圣地方。如果说鱼凫部的西迁还是属于推断式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另一支巴人的西迁则是千古不争的历史史实，他就是鳖灵部。
历史闪回到蜀王国的第四代王朝杜宇。杜宇朝时期，大力提倡农业，蜀国空前发达。传说中一场水灾给蜀国带来了灾难，一望无际的洪水淹没了大片土地，农作物被肆意摧毁，蜀国陷入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中，杜宇望灾兴叹。关键时刻，一位叫做“开明”的蜀相挺身而出，决开堵塞的玉垒山，洪水奔涌而出，一场关系千百万人生死的危机就此化解了。杜宇自以为功德不高，于是将政事委托给开明，效法尧舜禅让之故事，将国王的宝座慨然让位于开明，自己则仙升西山。其时正当早春二月，子鹃鸟啼鸣之时，似杜宇有意催耕，蜀人闻听后无不悲伤动容。
“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亡。”杜宇的故事，因此常常成为不少古代诗人吟咏的题材。子鹃鸟，又名杜鹃、子规、催耕鸟。二月阳春，子鹃鸟啼鸣求偶，农人们常常把它的叫声当作春耕的信号。由于蜀王杜宇大力发展农业，被蜀人尊称为农事之神，号“杜主君”。杜宇失国后，当时的人们把子鹃鸟看作是他的灵魂，说：“那是我们的望帝呀！”或许是其魂归图腾的一种形式。子鹃鸟嘴角鲜红异常，若人伤悲泣血，这也是“杜鹃啼血”成语的来历。
上述故事出自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许多学者指出，进入国家社会的蜀国是不可能发生“禅让”故事的，杜宇与开明的王朝交替应充满了腥风血雨，是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后强迫实现的，不然蜀人不会如此悲愤。所谓的“禅让”、“仙去”不过是统治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一些华丽辞藻，不过是掩饰悲壮争斗、残酷杀戮的托词而已。
查阅更古老的文献，我们赫然发现，开明氏竟然不是蜀国的土著，他们是蜀王国以外的外族，他们竟然来自于东方！
西汉扬雄《蜀王本记》云：“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船棺内出土漆盘船棺内出土漆案商业街船棺墓俯视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
《水经注》引来敏《本蜀论》则记曰：“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为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
这两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开明原名叫鳖令，开明是其国号；二是鳖令是从东部沿长江西上进入成都平原的；三是鳖令是一名治水的专家，虽然不同的文献对其所治之水有不同的说法。
“鳖灵”这一称谓，魏、晋、唐、宋时有鱉、鄨（b佻）、令、灵、泠等多种写法，但都同音，说明对这个人物的存在没有什么大的争议。鳖灵西迁的经过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我们以后会对这一神奇传说做详细分析。
鳖灵的名称显示，该部族的族徽很可能就是鳖，其远古图腾应当与鳖有关。成都市三洞桥曾出土一枚战国铜勺，其上装饰有五个图案，分别是鸟、鱼、象、蛇、龟，恰是古代巴人各支系的图腾。五图案的平面位置充满了神秘感，龟居于中央，而其他四种图案环绕在龟的四周。我们知道，在古人眼里，龟、鳖是一类的动物，这一图案或许表示鳖灵部在入主蜀国后，在其他众多部族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考察所有关于鳖灵的记载，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问题：鳖灵究竟来自什么地方？他属于什么民族？
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童恩正认为，开明族可能是从四川盆地东部迁徙来的一个民族，熟悉水性，善于治水。最初到达川西时，定居在今乐山一带，以后进入成都平原，臣服于杜宇族，在消除水害开发成都平原的生产斗争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开明族随着势力的增长，就不断与杜宇族发生矛盾，经过一段剧烈的斗争，终于逐走了杜宇族，统治了川西地区。
童恩正进一步列举了三条铁证支持“荆人”就是巴人的观点。他认为：首先，在春秋时代，“巴楚数相攻伐”的情况下，楚人能否越过巴国，千里迢迢地在川西建立一个政权，实属可疑。其次，不论是文献记载或地下发掘的文物中，都看不出开明族统治时期的蜀文化与楚文化有任何密切的联系，相反，在周代晚期巴、蜀两地文化差异逐渐拉大，到了春秋、战国期间却又变得紧密起来，甚至难以区分。第三，从历史记载来看，战国时蜀王曾封其弟于葭萌，号为苴侯，前文已经说过，苴是巴人的一支，蜀王之弟称巴侯，可以反证蜀王本人也应该是巴族。
鳖灵既为巴人，为什么历史记载又称为“荆人”呢？原来春秋时，瞿塘峡以东巴人曾经长期居住的土地为楚国占领，成为楚的范围，后来别的地方的人就将这里的土人也称为“楚人”或“荆人”了。在历史记载中，曾经有过类似的例子。周王朝长子太伯、虞仲因王室内部斗争，逃到苏州一带，就被记为“二人亡如荆蛮，”而云“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越，其地属秦，秦讳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
人们发现，鳖灵和廪君巴人还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擅长舟楫，对船的迷恋等。1949年以来，人们在重庆市原巴县冬笋坝和四川广元昭化镇宝轮院两处战国墓地内发现过大量的以船为棺的墓葬，专家们联系到廪君造土船的传说，认为船棺葬应当是巴人的葬俗。后来，人们又陆续在成都平原一带发现了零星的船棺葬，这就为船棺仅仅是巴人葬俗的说法带来严重挑战。于是又有学者解释说，秦灭巴蜀后，由于蜀人屡反，秦国便利用巴人来镇守蜀国，那些船棺葬就是戍守蜀地的巴人士兵墓葬。可是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川西的船棺葬时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早期，那时的蜀国还没被灭亡，又何来“巴人戍蜀”呢？
2000年，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船棺葬之谜。在成都市区一个叫做“商业街”的地方，四川省委办公厅在此修建机关食堂地下室时，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一截巨大的由整木制作的像船一样的东西出现在人们面前。成都市文物考古队闻讯赶到现场。经过3个月艰苦的发掘，一处气势恢弘的古蜀国大型船棺墓地在沉睡2000多年后，重新商业街共发现了9具船棺和8具独木棺，每一具船棺需要2～3人才能合抱，而其长度多达10米以上。所有的船棺和独木棺均放置于一个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墓坑中。在墓坑的地面，还有大型的祭祀和宗庙建筑遗迹。如此规模宏大的古墓葬，被考古学家们推测为蜀王的陵墓。据史书记载，第九世“开明尚”的时候，他梦见城郭迁移，于是从已经见证了八代蜀王的国都“郫”，迁徙至“成都”，并且“始立宗庙”。
考古学家们似乎发现了这一历史。因为在以前发掘的船棺中，均为一次葬。但在商业街船棺中，却只有二次葬，而没有发现一次葬。只有八具殉葬（或陪葬）的独木棺是属于一次葬的。再加上商业街作为一大型合葬墓，其墓中葬具又皆是一次性葬入坑内的，这说明了商业街墓葬有可能属于一次大规模的迁葬。我们知道，商业街船棺下葬年代在战国早期偏晚阶段，而这正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晚期。蜀开明王朝共十二世，以秦灭巴蜀之年倒推，九世开明约与商业街船棺同时，这意味着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与古蜀国开明王朝的迁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