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６月底飞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关于科学哲学的研讨会，会期长达四周，接待条件很好，有机会尽情游览。回国途中与王力雄一道在莫斯科停留了几天，走访了从小就在头脑中熟知和一直向往的名胜，为俄罗斯各种事物——街道、广场、建筑物等等——的宏大气势所慑服。
１２月初去澳门，参加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澳门对话”会。本来以为，与中国鼓吹后现代主义的三大代表人物即“三大后主”当面争论，会有一场恶战，我事前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但看来后主们既不敢、也不能进行针锋相对、面对面的论争。到达澳门前一天的晚上在广州树人书店谈“启蒙还是解构”，双方摆开了阵势，但后主中的一位对于我的每一个质疑和挑战都回应说：“我们的看法其实差不多”，我穷追猛打几次后也争不起来。我原来猜测，后主们是自信、张狂、有战斗激情的，但实际上很虚弱和油滑。
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
——读《顾准文集》
思想断裂——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纵观近半个世纪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流变演进，有一种现象特别令人遗憾，甚至使人感到可悲。我们并不缺少禀具“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勤于思考，前仆后继，探索使中国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但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思想断裂。几乎每一代人的思考都是“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由于思想传播的路径很不畅通，也由于中国人近几十年来思考和治学缺乏承前启后的习惯，前人用心血、苦难，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思想成果，往往并未使后人得到滋养，形成代代传承，最终开出艳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的局面。比如，胡风本人及其“集团”的成员，无疑是思想敏锐、深刻的，对文学艺术是懂行的，他们因思想招祸，因文字罹难，现在，人们终于知道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实属千古奇冤，这固然令人欣慰，但这些思想者、文化人的主张和见解，有多少人有深入的了解呢？当代文艺批评搞得热火朝天，评论家多如过江之鲫，我们能从中发现多少前驱者的思想踪迹呢？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时，由于有“引蛇出洞”的策略，在“大鸣大放”高潮中，不少志士仁人对于揭露和纠正现行体制中的诸多弊端，表达了不少洞见，但在６０年代中后期，当许许多多青年学生从狂热盲信转变为理性思考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可以继承一笔思想财富，反而对“牛鬼蛇神”及其思想避之唯恐不及。
８０年代的青年是勇于思考的一代，但他们也生怕沾上“文革造反派”的边，对“右派”和“胡风分子”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心存偏见。
我们有顾准——在多种学科中的承前启后者
当我捧读《顾准文集》，在共鸣、震撼之余，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们有顾准，当代中国思想史链条中断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思想家的魅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和思考的恶劣条件与思索的艰苦卓绝、矢志不渝形成强烈反差，苦难与美交相辉映，由此衬托出思想者的人格；二是思想成果的开创性和生产性，即它在思想学术坐标架中的位置，对于解决当代问题的贡献和启发性。我要说，顾准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占据了崇高的地位。中国人往往对于人的兴趣胜过对于思想的重视，比如，知道罗素结过四次婚，在美国因为鼓吹新的性观念而落魄的人不少，懂得他的逻辑原子主义的人则恐怕寥寥无几（顾准就懂），其结果是思想家的故事流传，而思想本身却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失得无踪无影。
顾准首先是经济学家，他对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作用的论述，既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又富于当下的启发意义。自他于５０年代中期引发孙冶方表述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自己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到中共十四大确认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期间经过了漫长的三十余年。为什么这条道路如此崎岖，为什么现在人们视为显而易见的东西过去一直无法得到肯定？原因是，顾准的见解突破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颁布的钦定理论。同样，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现在不是还有许多困惑和争论吗？顾准关于新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思想、学说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使其克服自身危机的观察，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根据历史经验和当代科技发展、经济组织形式变化的新特点，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我们为完成现代化事业面临的最大课题，顾准的观点和方法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顾准研究了为什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是中国史学界长期探讨和争论而没有得到满意结论的问题。问题原来的提法是，如果不是西方列强入侵而使中国从外部遭遇资本主义，中国社会能否由于自身发展而产生资本主义？顾准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结论不应视为定论，但他在论证中对中西历史、社会、文化各方面作了深入比较研究，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纯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则显示了他的睿智。他同时指出，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于英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说任何国家都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顾准所研究的实际上不仅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而且包括现代生产力发展、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等诸多方面，特别是与它们相伴相生的法律、文化等条件。当前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除了经济的转轨、并轨问题外，还应有一系列上层建筑保护带的调整，不然，这种转型要么不能顺利完成，要么得到的是并非期望的东西（比如极度无规范、类似于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在这里，顾准的思想是极具启发性的。
顾准下的工夫最多、思考得最苦的是民主在中国（实际上不只在中国，而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命运问题，他为此上下求索，钻研古希腊史并与中国历史相比较，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着作并与各国实践相对照，考察西方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两支，并把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史官文化”相比较。他考察了发轫于希腊城邦小国的直接民主，分析了卢梭基于日内瓦经验的民主理想，这种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实践和变质，还研究了十月革命时苏维埃式的直接民主如何演变成一种社会法西斯主义。顾准的研究直指现实，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的中国，一方面是空前的“群众性大民主”，一方面是人权和法制的彻底丧失；一方面是所谓“北京公社”、“上海公社”的招牌，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赤裸裸的专制。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顾准不得不思索，当初的民主理想为何发展到自己的反面，毛病在什么地方？顾准的剖析深刻而有力，这其实并非他的个人洞见。比如，从８０年代末到现在，中国知识界也由浅入深地梳理民主的英美和法德两种导向，批判唯理论的政治哲学，重视长期遭到轻视的经验主义传统，批判激进主义、整体主义和一元论的思潮及方法论。应该说，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清理不过才开了个头，顾准是朝着这个方向行进的先锋，他的跋涉最艰苦、最执着，如果说，他的血汗只是涓涓细流，假以时日，终究会汇成巨川汪洋。
作为专业哲学研究者，我惊异于顾准在哲学上的犀利和明快。他显示了中国学者中少见的直达问题实质的直觉，在纷繁复杂之说中把握事物根本的能力。比如，他欣赏经验主义，强调没有绝对真理，只有或然性真理，但他同时清醒地看到，没有静观玄览即无科学，在科学理论的形成中，假设十分重要，科学理论并不是经验观察的总和。他的更重要的洞见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学本性的揭示，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理论、经验论关系的清理，在哲学这个领域，我可以较有把握地说，在若干个分支学科中，谁愿意沿着顾准的思路走下去，谁就最有可能得到新颖的成果。
娜拉走后怎样？——顾准的思考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顾准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家，原因在于他不仅在某一个学科中取得突出成就，他不仅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不仅在古希腊史、中国历史、马列主义哲学等方面有真知灼见，而且是因为他的关注和思考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他始终紧扣“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问题之结，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都集结于此。中国的现状，还没有达到不谈主义，只研究问题，可以由若干专门家处理事情的地步。顾准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革命队伍中人（而且还颇有些资格），他所参与的那场革命解决了“娜拉出走”，即夺取政权的问题，但紧接着出现了当初的革命目标是达到了、近了还是远了的问题。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面对在现实中起支配作用的传统，这个传统是革命传统，而不是其他。很多文人学者切入当代中国问题似乎不得要领，比如，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发展是前景乐观还是渺茫，又如，主体性概念是应该大力张扬还是应该无情消解，作为专门的文化问题来研究是有价值的，而作为中国去旧求新的根本大计，作为现代化的基础理论，却是相当离题的。顾准是革命传统中人，他从传统出发而不囿于传统（比如，他不去争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一条、两条，还是三条，如某些书生气十足的马列主义教员那样），他珍视自己的理想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思考直追马克思的最初设想，而且进入马克思所处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再溯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还旁及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哲学，这比仅仅致力于输入外来学理或皓首穷经于中国传统典籍，确实要高明得多。
顾准是中国大地母亲的赤子，他的思想更切合中国实际，虽然某些思想外国思想家也有，甚至表达得更周全。比如，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对唯理论政治哲学的批判，哈耶克也有系统的阐发。但是，在我看来，哈耶克对于“理性的僭妄”的批判，对人们过分迷信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指责，似乎过头了一些。
也许，针对欧洲的历史，这么做是对的。但顾准在相同的思路上却照顾到了中国的特点，他无情剖析唯理论政治哲学，却坚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这显然是因为，在中国，理性和科学不仅没有过头，没有被滥用，而是远远没有取得它们应有的地位。中国发生的不幸，不是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样，因为有人以理性和科学万能为口实，充当社会工程的设计者，而是赤裸裸地反理性、反科学。顾准有难能可贵的清醒头脑，他不会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
我们现在推崇顾准，不是要搞一套“顾准思想”，不是要把他塑成一尊菩萨。
我想，我们需要懂得他，也需要批判和超越他。批判和超越其实是最好的继承和纪念。比如，顾准对直接民主的追溯与分析，无疑集中表现了他思想的力度和深度，为我们理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下产生的怪诞现象作出贡献。但是，政治权力的异化确实发生在有代议制形式的国土上，这又作何解释？对直接民主的迷信，固然是异化的学理根源，但在中国这个实用理性占支配地位的国度，往往不是因为有人认死理，钻牛角尖才出问题，问题出在口是心非，或出在做表面文章。
如果说不同级别的代议制比直接民主更适合大国国情，那么还有一个如何实施的问题，目的要由程序来保证。《顾准文集》中多次用到“操作”这个词，真是使我欣喜。如果代议制机构中充塞着许多既无从政经验，又无参政愿望和能力的劳模、艺人、运动员之类，所谓民意，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由“集中”化解掉么（顾准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然，在批判和超越顾准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先学习他、理解他。顾准的思想，是中国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反思和探索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一笔精神财富。他的思想，可以将中国老中青几代志士仁人和真理的追求者联系起来，使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联辍成承先启后、四面通达的篇章。顾准不应该是划破夜空、光芒耀眼但倏忽即逝的流星，他是里程碑，标记过去，指明未来，他是灯塔，总有一天人们会沐浴于另一种光照之中，但有一段必经之路，却是由他照明的。
原载《东方》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人与事：一段精神历程
一、没挂牌的研究小组
１９６７年春，我鬼使神差地成了Ｃ市某群众组织的一员理论干将，人们把这种角色称为“笔杆子”。那时，造反派的“内战”迅速爆发。我和本派的人一样，认为对立派处处和中央的指示唱对台戏，用危言耸听的语言分析形势，以哗众取宠的口号争取群众。我引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论点和论据，攻击对方搞山头主义、风头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我的文章引起本派的一片叫好声，总部也十分重视，表扬之余指示要“继续占领理论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