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批判与敌视来自两个方面。从哲学上说，当代西方思想大师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认为在当代科学和理性盛行之时，人类却陷入了一场精神和人性的危机。因为当代主流意识把认识论当成了哲学的范本，把精确性、可预测性当成科学的唯一准绳，认为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可以靠科学方法来完成，科学既可以向人们提供世界观，也可提供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意义上扞卫人文学科的独立性和尊严，我以为是对的。当然我们不能夸大人文和科学的矛盾，因为中国和西方不同，我们的传统哲学中从来没有把认识论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代中国文化中丝毫不存在科学霸权主义。
另一种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敌视和拒斥与对五四运动的批判性反思有关。有人把“五四”提倡的科学等同于唯科学主义，并借哈耶克对笛卡尔和卢梭的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强制性的积极自由观的批判否定“五四”的启蒙精神，为传统儒家文化争地位。他们的主要论据是，曾在中国猖獗一时的“左倾”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曾以科学性自相标榜，以洞悉历史的必然发展为借口对人和社会进行摧残性改造，而种种倒行逆施都以继承“五四”精神自居。
我认为这种论证没有道理。提倡科学精神，在“五四”时期所起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反对封建愚昧，在今日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反对长官意志。另外，科学和理性曾经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并不是它们本身的过错，况且直接理由是阶级斗争，与科学、理性又有多大关系？其实，任何积极的东西都可能成为行恶的口实，罗兰夫人不是早就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在本文所论的十年内，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比，中国学术界内种种起伏曲折无非杯水风波而已。学术思想的作用不宜夸大，但它毕竟不是个人游戏。当时主义之争论和今日问题之探索，内中实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主义”和“问题”后面又是什么，且待十年后再作分解。
原载《东方》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三题
观照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对其他民族和国度在历史和文化上强大持久的影响，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中宗教的作用不甚重要，因此，当我们议论重建民族精神时，哲学的内容和气质将成为主要话题。
我认为，重建民族精神决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优美无比、举世无双的精神，我们只要对之挖掘和再现，使之发扬光大，就足以应付当前面临的精神危机，应付中华民族在全球中所处地位的挑战。现在我们谈重建民族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察我们民族精神中不足的方面、孱弱的因素，在当前这个开放、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引进和培育某些精神因素，以利于我们民族以健全、有力的精神面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
重建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源于一个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我们从个体精神文明的高度和类型看问题，从伦理和审美的维度思考问题，那么应该说，我们从现存的精神资源中基本上可以找到足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我们的文化最终可以划归为酒神精神、宙斯精神或别的什么精神，我们理当实行内在超越还是外在超越，我们的审美意识应以时间感还是空间感为基调，这些实在是无关紧要。各民族在这些方面的精神气质并无优劣高下之分，精神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是世界有意义的根本因素。如果我们不给自己提出现代化的任务，如果我们面临的不是各民族、多国家激烈竞争的现实，我们满可以像梁漱溟主张的那样，沿着中华文明的老路走下去。
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华民族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我们应该尽快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社会。如果说，我们民族能够凭借自己的精神和文化惯性达到这个目的，那显然是自欺欺人。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哲学、文化中得到启发和借鉴，那也未免过于笼统。只要对西方哲学有一定了解，就可以看到，我们最需要的、同时也是自己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实用精神，是一种认识论和经验论传统。这里讲的理性精神，主要指科学态度和怀疑精神，而不是指对于理性认识万能论的迷信。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天地万物、社会人伦均有论述，能为人们提供完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我们往往只见论断而未见论证，我们得到的是独断的教导，而没有关于它们从经验或理性方面来源的说明。中国哲学家中从未诞生过笛卡尔或休谟式的人，能对人类认识的理性根源或经验来源进行严厉的怀疑和质疑，没有出现过康德式的人物，对人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限度进行考察。没有怀疑就没有确定性和严格性，这使得中国人的思维容易带上随意性，使人喜欢宏观把握而缺乏精细分析，使人欣赏气势而倦于逻辑证明，使人习惯于依附和引证权威而不能勇于创新。
中国哲学的启发和灵感来源于文学艺术，而与科学绝缘。中国人在生活中是极为现实的，但政治和社会思维习惯及其理想却是浪漫和乌托邦式的。中国人相信人皆可为尧舜，期盼圣主明君，而忽视制度安排，更不喜欢制度安排中的权力制衡。我们愈是以人性善为思想指导，愈是得到丑恶的政治现实。我们想靠短期突击和人际关系的剧变进入大同世界，在取得虚幻的辉煌成绩之后却一溃千里。我们容易认为民主不是最美妙的行事方式（它确实不是，比如在作决定时效率不高），但我们不太容易看到它是避免错误，尤其是灾难性错误最有效的方式。事实上，现代化是一项缺乏诗意的事业，基于想象和激情的雄才大略、孤注一掷、高歌猛进必须让位于商人般的计算、耐心与妥协。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突出的、不变的因素是整体主义。一方面，它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使人产生法律是惩罚人而不是保护人的错觉；另一方面，它使人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彻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激进态度，而忽视零敲碎打的改进，点点滴滴的进步，以及局部的、临时性的安排。中国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长期抱有要么天翻地覆，要么一事无成的心态，总是在亢奋和颓唐两个极端变化，而难于坚韧不拔地从眼前的变革做起。
二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学术思想、精神文化产品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如果说，西方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并未站稳脚跟，那么，与中国传统精神异质的那些流派、观点对中国人更显得隔膜和陌生。使中国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论之类的振奋人心的主张，而不是洛克、休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它们显得太枯燥、太平实。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德国哲学，中国哲学界明显偏爱黑格尔而冷淡康德，也许，原因在于黑格尔的学说来源于历史，投合中国人“治国平天下”或“为帝王师”的心态，而康德学说来源于科学知识，适合于思想的探索者而非历史的介入者。７０年代以后，我国的西学热分别是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现在大概是解释学热及解构主义热，我们很难设想中国会有罗素热、维也纳小组热、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热，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和译着实绩最大。
１９２０年前后，中国哲学界文化界有两大盛事：世界着名哲学家杜威和罗素先后到华讲学，以两位哲学家在世界上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他们在中国停留时间之长，接触面之广，讲演内容之丰富而言，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并受到哲学界、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没有在中国留下多深的痕迹。
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对外来因素的迎斥和选择具有如此强烈的区别，值得深思。首先，这说明我们的精神文化有极大的自主性和保守性，我们喜欢消融一切异质精神因素，而不愿改变或调整自己的文化心理定势，就像一个阅历丰富的老人，把一切新鲜经验都纳入自己的记忆中，而不愿迎合新的潮流一样。杜威和罗素所代表的实用精神、经验方法和逻辑技术，虽然在当时是世界哲学的主流，但与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形态却没有接榫之处。王国维遍阅西方哲学着作之后发出感慨，说它们“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话极深刻，王国维（以及许多中国文化人）其实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但他们的气质教养却使他们无法喜欢这些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从个人爱好的角度选择了投合自己心性的东西，而不是对改造或重建民族精神大有裨益的东西。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接受西方的理性精神有一个难于跨越的门槛——科学知识的准备。罗素在中国受到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但他却清醒地看到，他的听众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中国思想者的精神养分和思想资源多为个人的经历体验（包括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或情感生活的不幸），他们常在饮酒赋诗之时，吟花弄月之际达到精神上的提升，很少凭借理性的思考和知识的积累一步步向思想之巅攀登。事实上，没有门槛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登堂入室，西方哲学中某些形而上学维度，可能更难体悟把握，但中国人往往只用科学-文化，理性-体验的二分法看待西方哲学，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后者。
当然，中华民族在吸收西方智慧的表现的偏颇，也有文化之外的原因，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中国在一百多年前遇到的挑战是整体性的、政治性的。英国哲学中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救亡的呐喊声中决然不能发出振聋发聩之声。穆勒、洛克等人论自由、论政府的着作是为确立社会秩序而作，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发展理论却为历史社会的流变提供了整体性说明。黑格尔式的整体主义和辩证方法，不但与中国精神传统共鸣，也是一件更合用的思想武器。
三
在重建民族精神时重视接纳和补充西方精神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当然是出于对实现现代化的考虑。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在中国，一方面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精神文化因素尚未消失；另一方面，某些人又急切地将当代西方否定现代理性的后现代文化引入中国，这样，现代精神前后受敌，被新旧两种思潮夹攻，某些以促进民族精神现代化为己任的人士，感到极大的困惑。
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最主要的口号是反对认识论哲学，它认为认识论是在西方哲学中流行了两三千年的主流倾向，但现在被证明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神话。它主张用所谓后哲学文化，即以诗歌为主的文学艺术取代原来的哲学，而这些文艺作品不能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构成它们的符码的意义必须具有滑动性和任意性。这种主张，和我们固有的审美文化情趣和诗化哲学倾向，显然一拍即合。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承认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西方过分垄断的建构哲学倾向和认识论主流的合理反动，对于一个从未形成成熟的认识论的民族文化而言，难道是一贴对症的药方吗？
在我国，后现代文化的欣赏者对当代西方反科学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倾向作了大声呼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轻视和贬低科学技术的倾向一直存在，科技被当成雕虫小技，与高雅的诗书理义不可相提并论，即使在上世纪中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海防大门，西方科技仍被视为奇技淫巧，毫无资格成为立国之本。我们需要科学，这一点大概无人反对，但有没有缺乏甚至反对科学精神的科学技术，这一点恐怕就见仁见智了。当代西方若干哲学大师反对唯科学主义对人文精神领域的侵犯或垄断，他们认为，用科学精确性作为尺度来衡量和要求人文科学，是不合理的。他们对科学精神的拒斥态度是否正确，这里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在当前的中国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至少也是无的放矢。
在西方，有人认为，经验主义的认识标准是过时的主张，人的认识并不提供现实世界的反映，理性并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经验也不是判断一个科学理论对错的标准，他们的口号是“怎么都行”。这种惊人之语在西方并未得到多少人支持，那些被贬斥为居正统或主流地位的思想家或学者仍然尊重理性、尊重经验。
在我国，反理性、反文化、不尊重科学和事实，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风气曾一度盛行，后来又受到批判。这些恶劣作风余毒未尽之时，西方最时髦的思潮可能为它们提供最有效的辩护。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现实层面上的差距，以及在精神层面上的差异，是我们考虑重建精神文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会在精神和现实之间发生错位，就会混淆新与旧、腐朽与神奇之间的界限。
一个民族，最要紧的是要在精神上有定力，知道自己是什么，该干什么。以前中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不止一次地流行读书无用论；以前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现在许多人明里暗里又开始笑贫不笑娼。我想，重建民族精神，先不谈那么玄虚，首先能坚持那些最简单最朴素、为各时代各民族公认的道理与标准，就不错了。
原载《浙江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