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这一年，关于“世纪末”的约稿特别多，除了这里所选之外，我还写了两篇杂谈以及宗教学专业的四篇文章，分别写的是基督教和佛教的百年发展，以及世界宗教学和中国宗教学的百年发展。但我主动写的“反美示威与新闻联播”之类杂文，也反映了那个世纪末一些令人心忧的现象。夏天与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社科院的一些中国学者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开学术研讨会，讨论中国的基督教哲学，发言自由痛快的程度，在国内学术会中少有。秋天与何怀宏、秦晖等同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与戴康生访巴黎、罗马。
千年回望神与人
千年回望，一声长叹！
神人关系，绵延不绝……
《创世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又说，人因想要“如神”而违抗神命，遂被逐出“乐园”。
换言之，人身上有神的因素，但又非神，而且与神疏离已久。
考古学、历史学和以之为基础的宗教学告诉我们：远在千年以前，万年以前，当人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有别之时，当人有了自我意识即人成为人之时，就有了对神的意识。这种意识后来被称为宗教体验和宗教观念。
人类学、社会学和以之为方法的宗教学还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种和民族，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都有着表达神灵意识、表现神人关系的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它们虽然千差万别，到现代却被与宗教体验和宗教观念合在一起，总称为宗教。
如果说宗教是神对人的触及和人对神的反应，那么它在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中的绵延不绝，就表明神人关系虽然久已疏离，却又“绵绵若存”。
上古时代各民族宗教中的多神崇拜，表明人们会把此世的事物，误作为终极的关切。中国的龙王与风伯，罗马的维纳斯与丘比特，只不过显露出人们把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人世间的美丑爱恨看得何等重要，换言之，把同自己相关的利弊好坏看得何等重要！
“轴心时代”否定多神崇拜的哲学和宗教体系，从东方的孔子、孟子，到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兴盛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到兴盛于欧洲地区的基督宗教，表明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这种自我中心和近视浅见，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浩渺的苍天，让心思深入于世界的本源。《福音书》有“浪子回头”的故事，说的是离开父亲、浪荡多年的儿子，一旦醒悟之后，仍然受到父亲的欢迎。也许这可以说明，大约在１世纪前后“轴心时代”创立的各大宗教及其影响下的文明，为何能蓬勃成长、繁荣兴旺。因为文明或文化的动因，是人要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而超越精神的集中体现，乃是宗教。超越所指向的最深最高和最远者，则是宗教的对象，即董仲舒称为祖父的“天”，或基督耶稣称为父亲的“神”。
然而，如果把“子”、“孙”当成了“父”、“祖”，把“人心”等同于“天道”，人就又过于狂妄，同神又再次疏离……脚踏２１世纪的门槛，回想１１世纪的前后，在此第三个千纪的开头，回望第二个千纪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
１０７７年，在意大利的卡诺莎城堡门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身披麻毡，双脚赤裸，在雪地里站立三天三夜，忏悔罪过，为的是请求暂住城堡之中的教皇饶恕，恢复他的教籍……１０１４年，巴拉迪一役获胜之后，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下令将一万四千名保加利亚俘虏刺瞎，企图恐吓强敌，永保江山，但他那皇权高于教权的帝国却从此步入厄运……同样在１１世纪，北宋“天子”宋真宗先是与大臣自编自演“天书降临”闹剧（１００８年正月），继而又故伎重演数次（同年四月、六月），还自立塑像于玉皇大帝像旁。他利用道教，以及佛教和儒教（诏令佛僧修法华忏，亲至泰山封禅祭天）的目的，是要“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一百年后，宋徽宗更不但自称“上帝元子”，还自称天神下凡，运用政权力量在宗教中扬此抑彼（推行本国之道教、儒教，排斥夷狄之佛教、明教），结果不但“四海”未服，自己反成“戎狄”囚虏……从１１世纪往后，我们更可以看到：
西欧的宗教以其精神力量和独立体制，与世俗政权并立共存，相互制衡。“恺撒的归给恺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于是君主集权受到限制。仅以英国为例，在１３世纪就有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和“国会”，而１６世纪宗教改革的导火线，竟是亨利八世想要离婚而未获教皇批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实权，更不可能统一西欧，这就造成了多元竞争的局面。由此所激发的活力，可以解释当时分裂而又落后的西欧，后来却远远超过了统一而又先进的中国。１６世纪的宗教改革，让人直接面对神，在体制的多元之上又增加了思想的多元。１７世纪的科学勃兴，则同《圣经》的这一重要观念有关：神创造自然并交给人进行管理，故人可以探究自然、为人服务。１７世纪的英国革命造成“虚君”制度，其主力是信神虔诚的清教徒，１８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发布“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其基础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吸取数百年宗教迫害和战争的教训而确立的政教分离制度，其根据是人对神的信仰必须出于内心，因此宗教信仰应该自由。
在１１世纪（１０５４年）正式同西方分裂的东正教会，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它自认为“同帝国是一个整体”，完全屈从于拜占庭皇帝和俄国沙皇的控制。于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如教士布莱尼斯当时所描绘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人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的世俗社会，宗教就丧失了批判和制衡的作用。“刽子手”巴西尔二世死后，一度稳定、强大、富裕、自满的拜占廷帝国日渐萎缩，内部腐朽，外部虚弱，终于在１４５３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八万军队攻破首都，皇帝也死在城墙之上。五百年之后，在沙皇被说成“比太阳明亮”，首都被称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这种制度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在中国，古人敬奉的“上帝”在周代渐称为“天”，人间的帝王则不但自称“天子”，而且垄断了祭天的权利（“天子七庙”，“不王不禘”）。民众的宗教情感不得宣泄，只能到被统治者诬为“淫祀”的民间宗教和佛道之中寻求满足。这种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一方面独尊儒术，祭天祀祖，一方面又对儒释道三教严加控制，把任何独立批判视为“犯上作乱”。自宋代开始日益严酷的专制制度，使当时多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外部屡被强敌入侵，内部日渐腐朽没落，社会丧失公正，人生丧失意义。从神人关系的角度来看，把掌权者称为“天子”，把皇上奉为“圣上”，是把人奉为神，把世俗奉为神圣，其结果是消解了神，消解了神圣，也消解了人间秩序的基础。这可以解释宋代开始的中国社会世俗化过程：“儒释道”教日趋虚伪衰微，“小说”、“淫祀”日渐赢得大众，“理学”、“心学”日益虚化天帝，惟危“人心”渐被等同“道心”。社会生活中的不守规则即所谓“无法”，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无天”。
时至世纪末，道德滑坡或“无法”，起因于人神混淆或“无天”的现象，更加明显。发人深省的是，一方面，在长时间科学昌明而信教自由的西欧，星期天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在曾推行“领袖崇拜”并压制宗教的东欧和中国，各种宗教却死灰复燃、十分兴旺；一方面，在实用理性已显现弊病的美国，传统宗教复兴和新兴宗教崛起正适应着人们的灵性渴求，另一方面，在灵性饥渴正日益明显的中国，人们却将宗教混同于迷信，仍然热衷于实用主义。
过去一千年中，人类逐步从体制化宗教的殿堂走了出来，但是仍在摸索和试验各种新的宗教形式。过去五百年中，人类开始建设某种平等竞争的经济政治体制，但仍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过去一百年中，人类在掌握自然从而为生活制造便利方面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同时在组织社会从而避免人为灾祸方面却遭到了空前的失败。
所以，爱因斯坦说：“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敲响警钟，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唤醒各国人民，特别是各国政府，提醒他们注意：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人对人的态度，以及人们对未来的观念，他们便肯定会给自己带来空前的大灾难……被释放的原子能除了未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外，已经把一切都改变了，于是我们将不知不觉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之中。”另一位大科学家海森堡更指出：“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现在第一次只是面对自己：人类已没有别的伙伴，也没有别的敌人。”所以，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人类将决定自己和其他物种的命运之时更说：“现在的问题是，要评估作为一个物种的我们——我们的人性……”
古人说“人心惟危”，仅仅依靠人性是危险的。如果说我们的人性中还赋有某种神性，那便是爱和创造。因为恨和毁灭只引向虚无，爱和创造才带来世界，才带来人。只有回复到人性中的这种神性，我们才能在新的千年中，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并造就一个美好的世界。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２日于北京西北望斋
心、识、道
回首百年，直面世事，鲁迅当年的诗句涌上心头：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百年倏忽，世事沧桑！而此情此景，此心此意，竟然如此相似！
在中国，我很怀疑，不察此情，毫无此心，官员何以施政？教师何以育人？企业家何以经营？艺术家何以感人？同样地，我还怀疑，无视此景，了无此意，学者何以治学？作家何以作文？
百年以来，千年以来，这片故园中的灾祸与苦难，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这个社会中的不公与不义，令人气难平心难安。十年以前，五十年以前，有人呐喊，有人抗争，而今如何？我们不敢奢望孙中山式的从政、蔡元培式的办学、张謇式的企业、聂耳式的音乐，但是我们这些年所耳闻目睹艺术的堕落、商海的黑心、官厅里的冷血、学校里的僵硬，实在空前！同样地，我们也不敢奢望鲁迅式的作家、胡适式的学者，但是我们这些年所耳闻目睹文字堆中的无聊、象牙塔里的躲避，但愿绝后！
面对这片故园中无处不在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无时不有的权力滥用和公产盗窃，面对这个社会中日益扩大的权利不均和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一言堂倾向和不公正现实，凡有心者，能不黯然神伤？伴随着剃头剥皮的山峰和污浊铅灰的天空而来的高楼大厦和滚滚车流，在公产外流的同时靠外资营建的宏伟壮观和灯红酒绿，能让人心旷神怡吗？眼见着工人下岗和农民受压的现象，投诉无门和异议不行的现实，人们能心安理得吗？如果老百姓知道自己几十年劳动的积累正被蛀空，自己土地上那些豪华堂皇的东西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因而当人家正当地撤走之时，自己会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土地和一些对付同胞的武器而已，他们就只能把拳头砸向天空。退一步说，经济的发展也并不带来人生的意义，人间的幸福更离不开正义的感受，不义的富裕是不能使人心安然释然的。一句话，正义的问题已成为中国最普遍、最深刻、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
观此情景，如果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不把正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解决，那将在新的世纪造成无法估计的灾难。中国的教育以及文学、艺术和一般的文化，如果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不但会丧失自己的灵魂，而且会危及自己的存在。同样地，中国的学者和作家，如果毫不关心这个问题，就只能因自己的冷心助长外界的寒冷，又加快自己的心冷，因自己的死心助长外界的死寂，而加快自己的心死。
“灵台”难逃“神矢”，表明这心就是爱心。鲁迅所爱者是故园，更是故园中人。
爱国必须归结为爱国中之人，否则这“爱”会堕落成为恨和恶的工具。因为“国”脱离“人”，便成为空洞的观念，即使是“人民”这个概念，也会流于空洞而导致荒谬。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文革”十年间，许多人一边真心呼喊“为人民服务”，一边残酷对待眼前活生生的人；正因为如此，我们体会到耶稣要人们“爱邻人”（爱身边的或具体的人）的头等重要性。同样地，爱国若不落实为爱人，便蜕变为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给别族人和本族人带来的巨祸，正是一百年来历史的常识。所以对统治者无情批判、对老百姓常显哀怒的鲁迅只是爱国爱民者，不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是只许本族实行，不许别族实行，恰与“普遍立法原则”相悖，是自相矛盾的非道德，是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它的盛行只会给中国、给世界带来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