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与常识一致，常识是平常人之心，但不等于流行或常见的观念。例如在中国和巴尔干的某些问题上，有人主张为了“统一”不惜杀人，同时又反对为了救人而去打人。这类观念虽然流行，却完全违反常识。作为一个统治观念的“统一”，难道比千百万人的生命更宝贵？看见有人正在杀人，难道不应该打掉杀人者的武器？当这类观念出自许多学者和作家的口中笔下时，我们一方面不得不提醒说，去除蒙蔽，打破偏见，了解全面信息，然后再作结论，这种求真之心乃是对正直知识分子的起码要求；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痛感到，空洞观念人云亦云的后果，可以使常识被遮蔽得何等厚重，可以使人心被扭曲得多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良心未泯者的肺腑之言，极少数常识清明者的理智之声所面对的，就不仅有体制的窒息和世俗的喧嚣，不仅有可悲的沉默和可耻的回避，而且还有更可悲更可耻的曲学阿世和随波逐流。
在这种曲学阿世和随波逐流的下面，不论学者与作家是否意识到，有的是心的冷死，有的是识的蒙昧。
识的蒙昧，首先起于信息的片面：信息造成判断，片面的信息造成片面的判断。其次起于附和的习惯：附和减少阻力，对权威和多数的附和，可以消解很大的阻力而适合人追求轻松的心理。第三是起于求真之心的减弱，因为尽管有上述两条障碍，足够强烈的求真之心是会引领人去寻找，并找到至少一部分真理，看到另一面真相的。最终，它还是爱心冷却的恶果，因为，未冷的爱心专注于周围的苦难，它会为邻人的苦难而燃烧，从而不会被冰冷的逻辑或观念，被狂热的偏见或宣传所蒙蔽。
心的冷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乏对天道的信仰。没有天道所滋养所支持的人心，没有“天理”做来源做后盾的良心，必然是软弱彷徨而会随波逐流。反之，只有悟道之心、得道之心、敬畏神圣者之心、追求超越者之心，才能独立于俗世而永葆其温热。曲学阿世者们可能什么都知道，只是不知“道”，即不曾领悟“天道”。
而２０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原子弹到克隆人的种种危险告诉我们，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必须有天道的指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文学着述离开了它，更会丧失纵深的维度而肤浅平面或漂浮无根。
从精神层面来说，中国的百年灾祸千年苦难的原因，是逐步脱离了超越的天道、神圣的天帝，即一面虚化天道观念，一面实化人间帝王；一面使圣者世俗化，一面使俗人神圣化。而在本世纪终结时，学术和着述之附庸和媚俗的原因，则是心的冷死、识的蒙昧和道的疏离。这里所谓心，指的是求真心、责任心，更是爱心；所谓识，指的是见识、全识，更是常识；所谓道，指的是常道、天道，即是圣道。圣道也就是超越者、神圣者、终极者；也就是创造天地、化育万物、运行不息的圣智和圣爱。只有确立了对圣道的信仰，我们才能坚持爱心，从而坚持求真心和责任心，我们才能不舍常识，从而不舍见识和全识。这样，我们也才能使我们的学术和着述摆脱附庸地位和媚俗状态，获得独立的品格和批判的精神；我们也才能使我们的“故园”和园中之人以至园外之人摆脱偏见和仇恨带来的灾祸，摆脱谬见和迷狂造成的苦难，在建设正义社会的事业中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和幸福。
这一切，当然不是乐观的描述，而只是真切的希望。希望乃是对那不可见者的盼望，而不是对即将来者的等候。
在此，我又不能不想起鲁迅的另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还不得不说，“歌吟”是学者作家的职责，有歌吟处，必不致无声；“心事”是正直人们的祈望，祈而且行，必听见新千纪的春雷！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２日于北京西北望斋
“怀大爱心，做小事情”
她创建的组织有四亿多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捐款给她；她的手下有七千多名正式成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她认识众多的总统、国王、传媒巨头和企业巨子，并受到他们的仰慕和爱戴……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洗换；她只穿凉鞋，没有袜子……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她从十二岁起，直到八十七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有不少富豪，对穷苦人慷慨解囊，有不少慈善家，开办了不少孤儿院养老院……然而，她不是富豪，因为她没有留给自己的一分钱，甚至也不去挣钱，不去募款；她也不是一般的慈善家，因为她的目的，不是仅仅为穷人和鳏寡孤独者提供衣食住处，不是仅仅为病人和遭灾遭难者提供医疗服务，而是要在这一切之中，这一切之外，给这些人带去爱心，让他们感到自己有尊严、感到自己被人爱！为此，她愿意向这些人下跪；她立志要服侍穷人，所以先变成了穷人；她放弃了安适的修女和教师生活，穿上穷人的衣服，一头扎进贫民窟、难民营和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人之中，五十年如一日；她的追随者们为了让服侍的对象觉得有尊严，也仿效她的榜样，过着穷人的生活，以便成为穷人的朋友。这种远远超过一般慈善事业的宗旨，体现在她的这句话中：“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所以，她的一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怀大爱心，做小事情”。
她，就是被称为“贫民窟的圣人”的特蕾莎（亦译德肋撒或德兰修女）。她也被世人亲切地称为“特蕾莎嬷嬷”。１９７９年，诺贝尔委员会从包括促成埃以和谈的美国总统卡特在内的五十六位候选人中，选出了她，把诺贝尔和平奖这项殊荣授予了这位除了爱心一无所有的修女。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施舍的姿态。”公报还说：“她个人成功地弥合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她以尊重人类尊严的观念在两者之间建设了一座桥梁。”
她的答辞是：“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所以，把这笔巨额奖金全部用来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们办事，这对她来说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一向克己的她还向诺贝尔委员会请求取消照例要举行的授奖宴会。诺贝尔委员会当然答应了这一请求，并且把省下来的七千一百美元赠予了她领导的仁爱修会。与此同时，瑞典全国掀起了向仁爱会捐款的热潮。自此以后，她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支持。
从“印度伟大女儿奖”到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从卡内基奖到史怀泽奖，全世界至少有八十多个国家的元首、首脑、政府和各大领域的机构以及各个方面的国际组织，都向她颁发过崇高的荣誉和奖项。她的态度从以下两例可见一斑：１９６４年，罗马教皇赠给她一辆白色林肯牌轿车，她将车作为抽彩义卖奖品，用所得款项建了一座麻风病医院；１９９２年，美国哥伦布骑士团将“喜乐与希望”奖牌授予她，获奖后她立即打听在哪里可以出售奖牌，以便将出售所得和奖金一起交给修女会，用于救助穷人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