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万军
我们还能够清楚记得，1980年代早期和中期，朦胧诗像海啸一样漫卷而来，以《今天》为中心的写作群体，迅速展示出这一代诗人的英雄主义立场及其高贵的写作姿态。到了90年代，在80年代作为整体出现的诗歌群体开始迅速分化，“世俗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政治意识的滑落，诗歌的写作呈现出一种离开政治意识和反叛意识的迷茫、暧昧情绪。而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地域性转换也表现的比较明显，由北京而西南，尤其是四川。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写作呈现出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局面，但是由于其他一些非诗因素的介入，使得这些年的诗歌写作并不能使人们感到满意。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艺术功能的衰退，想象力的丧失，批判意识的淡薄等等使得诗歌像一朵明日黄花，日渐沧桑。
不过从总体上来说，西部的诗歌创作还是处在这样一个稳步前进的发展状态之中，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的诗歌创作会不时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甚至被称为是“西部诗坛刮起的绿色风暴”。
宁夏的诗歌写作长期以来一直孤守在这样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方暗自生长，先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虽然从全国范围来讲，他们可能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进入不了文学史的写作视野，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努力，不能忽视他们作为诗人那种纯粹的诗歌理想和精神，那种饱满的情绪和高扬的写作姿态。
这一期《六盘山》杂志上选编的几位原州区诗人的作品，基本上能够代表当前原州区诗歌写作的基本状况。下面就以这次选入小辑的几位诗人及其作品做一简要解读。
一、关于王怀凌
我总是喜欢将一个人的创作和他的身份归属、精神选择联系起来，所以在2004年《绿风》杂志的宁夏诗人点评中，我说王怀凌是一位身在庙堂心在野的诗人。这种特殊的身份归属和他的诗歌写作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关系。
比如他创作过一首题目为《昼伏夜出的羊们》的作品。作为乡镇干部的王怀凌必须毫不迟疑地执行上级的各种政策法规。在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之下，传统的牧羊在西海固地区已经成了历史，那些关于羊群的美好想象在这里画上了休止符。羊群由放养改为圈养，但是有一些农户根本没有太多的草料去喂养羊群，所以只好在夜色的掩护下，将羊群赶到外面去啃青草。或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和国家政策相悖的小小举动，然而那些夜晚出没的羊群却打动了诗人，或许，这时候诗人真正感到了内心的凄凉和无奈。作为一名乡镇干部，他的理性和情感此刻正处在纠结当中，如果此时是白天，或许他会上前劝说牧羊的农户，然而此刻，夜晚，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打动了。这并不像诗人单永珍曾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这是一首强烈批判现实的优秀诗作”，更多的是表现诗人内心的悲悯情怀，批判需要的是锋芒和烈火，而在王怀凌则是成熟之后的忧虑和恻隐。
《我看到了两只喜鹊》不是一篇关于“邂逅”、关于“童年”的诗篇，而是关于传统与现代，关于城市与乡村，关于命运的一种重新审视和打量。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喜鹊走失的消息，就像邻家女孩/不辞而别的说法一样，有很多种版本”，喜鹊的走失、邻家女孩的不辞而别，诗人似乎是随手拈来，但是实际上这两者都是在现代化的阴影之下悄然发生的事实，这是一种让人多么心痛的现实，可是谁都无法阻止现代化的脚步。然而在“几孔窑洞，几棵苍老的杏树”的“东山里”，诗人却看到“两只喜鹊落在崖畔畔上，像一对走亲戚的夫妻”，这是凑巧被诗人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在传统的乡村甚至是贫穷的乡村，诗人看到了喜鹊并没有走失，因为“黄土旱塬上草木稀疏，但天空很干净”，所以“风轻轻一吹，我的伙伴又回来了”，仿佛邻家女孩再次回来，让诗人内心充满了美好的感觉。在城市里，诗人看到的是被欲望和物质切割得七零八落的现实，而在乡村，在干净的天空下面诗人感受到了生命原初的美与力量。这也是这些年来人们在不断的讨论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是一个让人尴尬和窘迫的问题，然而在王怀凌这里我们却轻而易举地看到了答案。
所以，王怀凌所呈现给我们的事实绝非一般，他不是靠想象和幻想写作的人，镇长的特殊身份让他在生活和世界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联，让他看到了荣华背后的辛酸。当然，在中国有无数个镇长，但是这些镇长却没有全部成为诗人，这关系到作为写作者的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良心。一个没有良心的写作者最多只能当一个镇长，而一个有良心的镇长即使他不写诗也是一个诗人。
生活没有代偿品，诗人这种切肤的生命感受不是靠写作者“体验生活”或者“观察生活”所能感受得到的，正是多年来这种特殊的身份、地位和经历使得诗人充满生命激情的同时内心却满是冲突。王怀凌始终把目光落在脚下的土地上，但不是简单地歌唱土地，而是以悲悯之心去审视土地，几棵卑微的小草、两只久违的喜鹊、半块断壁残垣、一个辛劳的麦客子，缠绕在山腰的小小村庄，而这些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真相，世界的真相，这不单单是西海固的，这是人类的，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一棵草的命运就是自然的命运。所以，有时候我非常想看到那些能够忍得住寂寞，能够想到去关怀一棵小草、一只虫子的诗人，如果懂得去关怀着这些卑微的生命，那么他也一定会去关怀人类。
二、关于红旗
红旗是一个从企业家成长起来的中年诗人，他没有经历过诗歌的青春时代，所以从他的创作一眼就能看出那种人到中年的悲壮、沧桑以及无边的怅惘。经验和情感交织，使得情感更加真实、饱满、成熟。比如《谷雨》一首，在谷雨的背景中弥漫着怀旧的情感，时间过去了，甚至时代也过去了，然而保存在人心底的那种怀旧情绪和纯真的童趣却依然在目“那时，每逢我冒雨回家，父亲就训斥/——我不知，教训该从哪里汲取/事实上，趟水总比踏进泥泞畅快”，当然，如果单单表达怀旧和童趣，那这首诗只不过是和“童年”的一次偶遇而已，关键是诗人最后写道“直到今日，人们都小心翼翼、裹紧风衣/躲在伞里，而父亲/像一束谷穗，指着我被雨敲打的颧骨”这最后的一节让人眼前一亮，“父亲”像“一束谷穗”，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坚定与苍茫，经历了不止一次“谷雨”，而是经历了人世的所有“风风雨雨”，诗人内心满怀着无与伦比的沧桑情怀，坚定有力地从现在一眼望到过去，望穿人世，望穿秋水。
在西海固作家的笔下，雨总是金子，像上帝一样被人们信仰，然而在红旗的诗中总是那么温暖，似乎散发出薄薄的橘色光芒，就像在一个母亲臂弯熟睡的孩子，让一个坚硬的人变得柔软，就像一个贴心的友朋或挚爱的情人，允许你向他（她）低低诉说。《雨点》《小雨来了》《等雨的心情》《有雨，才会有》几首，使用散文的语言，通过描写和渲染，通过对生活对细节深透的观察和精微的体验，把一种简约空灵、沉静恬淡的心境表露无疑。寻找的过程就是创作的过程，红旗不断在路上，像一个漂泊的人，似乎一无所获却又得到了很多。
尤其《小雨来了》一首。夜行的列车将很多人带入了梦中，而红旗却始终在“疲惫的车厢/咬了一夜的牙齿，打了一夜的呼噜”中醒着，这种状态最容易给旅途中的人带来孤独和漂泊之感，即使一个即将归家的人也不例外。然而红旗却在这孤独的漂泊之中看到“小雨来了/她，轻盈地走下月台/穿过菜市场/走进田野”，“小雨”就像是寂寞旅途的希望，就像是一个浅浅的微笑，就像是一只小小的烛火，成了寂冷夜晚最美好的相逢。这时候“许多爱情逐渐圆满/——许多春天开始发育”，然而，对于一个注定要和这“小雨”擦肩而过的人来说，这最终却只不过是“秋气垂落在言语的肩头”，这就像是命运，所有的相遇只不过是一场相逢。
中年就是一场守候已久终于来临的雨，没有太大的惊喜也没有过多的失望，如果再早一些则满是青春的伤痕和颜色，如果再晚一些则暮气沉沉黯然神伤。然而，恰好在红旗这里，中年这场雨伤心迷茫却明亮干净，充满希望。
中年的红旗和迟到的诗歌，在人生的拐弯处相逢，正如一场雨一样，不管紧迫或者随心都是北方人所希望的。红旗对于诗歌始终怀着信仰一般的热爱，在开始写作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走遍了西海固的沟沟壑壑，创作了大量细腻丰富的作品。正如在谈到王怀凌的时候我所说的那样，有一种有趣的事实，红旗从一名企业家转而成为一名诗人，当我们问起其中缘由时他只是不好意思地一笑，像一个犯了小小错误的腼腆孩子。这种身份与事实的强烈反差往往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误的判断，诗歌在红旗这里不是附庸风雅的游戏或者青春的冲动，而是人到中年之后一种深刻的历险，义无反顾且稳健成熟。
三、关于几位年轻诗人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谈到，诗歌就像是一个燃烧的青春，是属于青年人的事业。事实上，诗歌的写作最渴望的就是火热激情和充沛力量，而这些正是青年们所拥有的，所以我们会经常说：青春期的诗人。所以，很多年轻时候的诗人等到青春期过后却成了小说家和散文家，这就说明那一股火烧完之后剩下的是老道的经验和深邃的思索。
田玉铭我见过几面，之前他和另外几名青年诗人经营着一份叫做《现代诗报》的民刊，辛苦但却充满理想。张家传我并没有见过，也是初次阅读他的作品。武碧君是在和红旗编《草根诗刊》的时候听红旗介绍过几句，大约说是一名充满了诗意和理想的写作者。我曾注意到，在西海固写诗，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功名利禄，没有一个人会把诗歌当做一种工具，尤其在这些青年诗人的身上，我们更容易看到一种高扬的诗歌理想，在困顿低落的现实生活面前，诗歌成了拯救生命的水和粮食。他们大多数是为自己写作，细节的感受、现实的描摹、情感的流露，无一不打上了深深的生活烙印。
描写亲情和人间的温暖似乎是田玉铭最钟爱的事业。《山城街景》仿佛一幅年画，淡淡的怀旧色彩，“两岁的女儿/搂着爸爸妈妈的脖子/幸福的笑脸宛若晶莹的花蕊/一顶花折伞在细雨中尽情绽放”，一个细节，一个瞬间，温暖情怀像一股溪水流入心中。另外，《与母亲一起割苜蓿》《父亲的向日葵》两首在朴素甚至艰苦的生活中折射出诗人的温暖情怀。当“我”跟随母亲收割霜降前的苜蓿的时候“母亲不断回头叮咛/苜蓿低旧茬高镰刀快”、当母亲的手被锋利的镰刀割破的时候“母亲靠前揽着宽趟儿苜蓿/不断回头叮咛/苜蓿低旧茬高镰刀快小心手”于朴素之中显露出无边母爱。“父亲老了向日葵让父亲/尊严地在土地上耕劳/原谅那场秋雨吧/毕竟这里的土地缺雨父亲说”当父亲的向日葵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中遭遇重创时，父亲并没有气馁伤心失望，而是以宽容谅解了秋雨，这是西海固农民与生俱来的高尚品质。田玉铭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
武碧君善写长句。善于通过气势恢弘的句式表现或壮阔的历史文化或细微的生活场景。有时候读者更加期待清新娟秀的小诗，对于长诗或长句总是有一种隔膜的心态，但是在青年诗人武碧君这里这种隔膜却荡然无存。比如《北嘴旧城》，就仿佛一曲苍凉的历史悲歌，长句反倒使得作者更加具备了婉转曲折叙述历史的可能。我们一直在回望历史，然而历史终究要成为过去，所以只能在斑斑痕迹中翻捡那些沉淀下来的东西。在这首诗里一些历史片段被无限放大，“爷爷的爷爷拉运银元”成了很多人叙述历史的入口，虽然这种话语模式比较陈旧，但是却不影响我们从这个放大的细节中去窥视历史的真相，去体会人世的艰辛和希望。与此同时诗人还给读者打开了许多通往历史的细微通道，“锈迹斑斑的渡槽”“深浅不一的窑洞”等，这些具体的历史遗迹带我们回到过去，虽然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是却仍然让我们内心震颤。另外在《花的念想》和《喜欢生活》两首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诗人对场景的迷恋，对长句的迷恋。
张家传的诗好像是沙龙里的谈话，通过无边的诉说把读者带入一个一个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诗人希望通过朗诵的方式、内心独白的方式告诉大家，叙述者的体验与感受，比如一首通俗的钢琴曲清新明白舒缓自然。在《远方》一首中，我们恍若回到了余光中曾经给我们营造的寂寞乡愁之中，然而这却是张家传的“乡愁”，虽抵不上余诗那么源远流长，但却依然婉转回肠，“一枚邮票/邮走了我积蓄四年的寂寞/远方呼唤着我的姓名/而我在沟中束缚着的梦/撞击山的回音/节节枕木摇着我的情怀/在梦中走向你/山没有回音”，这“一枚邮票”和余光中的“一枚窄窄的邮票”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一种思念寄到远方。在张家传的这首作品中“乡愁”成了一种双向的等待。一个是“在沟中束缚着的梦/撞击山的回音”，这是向“沟”外世界的乡愁。这在文学的叙述中有别于“原乡”，正如周作人所说的凡是到过的地方都是故乡，而在张家传的诗中，没有到过的“沟外世界”也成了故乡，那里有一种“爱情”甚或是“希望”，一个是可能到了“沟外世界”之后才会深深怀念的家乡（故乡），因为“我漂游的目的/只是一股思念的波/起起伏伏”，突然之间让人们意识到此前“夜晚灯芯花流着泪/望你烧你想你”或许不过只是一种愁绪而已。
从总体上来说，这三位年轻诗人的作品情感充沛丰富细腻，但是却缺少更加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总是有一种游离的感觉。不过我总是想，诗歌的希望在于青年，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
不论是读人还是读诗，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西海固地区诗人的写作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没有跟风，没有随流，更没有什么主义、宗派和圈圈之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诗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保持了诗歌的纯净和高尚，保持了诗歌写作者内心的安静，有时候只有一个安静地写作者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如果现在没有，那么就需要我们耐心等待。
林贤治在《自由诗篇》序言里说过：“诗是水，是粮食，喂养的是灵魂。在你困苦时，诗给你以快乐的酒浆；在你迷醉时，诗以神谕般的力量，动摇你，使你苏醒。诗有许多触须，伸向你身体最深最细微的地方；倘若你为石头所折磨，被刀锋损伤，你会因诗而感受到世界最温柔的部分。”无论如何，我们对诗歌始终怀抱着美好的希望，不要计较我们走得有多远，但是一定要知道那些青春苍凉的声音和在路上的梦想便是我们最优美的歌。
《六盘山》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