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
不管年龄代际对于严肃的文学研究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处，既然年龄代际已经成了衡估文学的时代性特征的一个参照，就一定有它合理的一面。比如论评“80后”的价值尺度就不可能适合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与新世纪之交的“底层写作”虽然在思想立场上有诸多共识，但其价值期许就不同。
从“80后”作家作品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流文坛似乎更注重“80后”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这也就部分地回答了市场与文坛之间的复杂关系。“80后”当然首先是一个文化事件，别的人看来严正的事情，在他们一些人那里不过是心血来潮时开的一个玩笑。仿真、抄袭、票友、发烧、赚钱、娱乐至死，波德里亚那里成为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80后”这里俨然成了铁打的现实。虽然这种事实还不能代表所有“80后”，可是在意识形态上它绝对占据着“80后”乃至“90后”想象世界的绝对思维方式。
作为文化事件，“80后”作家作品还没有完全进入理论批评观照的视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起码的价值视野，“80后”这个符号给人们的误导，就不只是“解构一切”这样一个笼统的叛逆文学的形象，还在于从根本上论证了人们对文学发展规律的盲目进化论思维，以及在相反的方向上，确认文学史生长点的贵族化基础、一种蒙上了神秘主义才华论的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搅混了作为社会学意义的另一“80后”图景。
另一“80后”图景，我指的是出生在社会底层、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且以纯真的眼睛和单纯的心灵体验底层社会，以直觉的、笨拙的记录式写作方式，再现底层社会的文学诉求。在“底层写作”慢慢退潮的今天，底层文学曾显示出的社会学张力，已经被美学的期待所代替，底层人物命运的温婉转身，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声音在支撑，那就是搜索尖厉背后的人性善念、生存苦难遮盖下的秩序性心灵运动规律。人性的善也罢，“君子固穷”式的心态宁静也罢，都聚拢在了以彰显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庄遁世、隐逸、逍遥的巨大文化氛围中，打上如此旗号的美学诉求，底层文学中的底层成了作家们想象、构建精神家园的栖息地。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生在宁夏西海固的马金莲，用她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打破了这种美学的沉闷。认真收集关于她的论评，发现大多评论不是关于其小说思维、叙事新质与人物特点的正面观照，而是围绕“神秘的才华”旋转的一些同样神秘却又语焉不详的惊讶：诸如有萧红的遗风、石舒清的风格等等。喜爱马金莲小说的一些读者、编辑、论评者，其实把马金莲同她的小说当成是区分于城市“80后”文学的一个另类。在城市“80后”写作的包围中，马金莲携带着在父辈们那里并没多少改变的农村生活闯入人们的视野，底层似乎又顽固地回来了，于是，人们惊讶马金莲实际上在惊讶那段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卷土重来。
细读马金莲的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我倒觉得，马金莲首先是马金莲。读她的小说没必要先套在“80后”这样的时间维度和身份等级程式中，她对农村底层生命的书写，是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底层文学”，或者更远一些是“零余者”“被损害者”的当代延续。马金莲这一代人的农村经验和她父辈、爷爷辈的农村处境，在她的小说叙述中，有时候并列存在，有时候更替显现。并列存在时，“我”这个小孩子就担任了“看”、感受成年世界的角色；更替出现时，“我”一般以初涉、主持日常生活（有时是生活的配角）出现，小说所叙述的农村底层生活就是“80后”马金莲时代的。这里，不同的只是经验转述者的角色人物与作为叙述者、凌驾于叙述人物之上调控人物的作者的性别不同而已，根本的命运、生活历程、生活容量等并没有本质性不同。当“我”作为通常所说的“全知视角”进行言说的时候，她的小说时间拉得很长，基本上属于一个人一辈子的生活事象，这样容易挤掉马金莲比较擅长的直觉式潜意识描写，但为了忠实于儿童的心理、认知习惯，长辈们的生活就产生了变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蝴蝶瓦片》。
老刀老汉与小刀子男人在“我”这个6岁孩子的眼里，生活不仅贫寒，而且龌龊。在主麻日的不断渲染中，宗教气氛反而显出了苍白的一面，小说最终把聚焦点收回到人的心理世界，小刀子这个身体残疾的中年男子一生所为就是为梦中的爱人牺牲。他亲手做的如此之多女孩子鞋子，就是等待“我”的出现——“这是给你做的，我等了你八年”。在这个短篇中，马金莲其实避重就轻了。当然有些人也许会读出另外的深意，比如把切入点转向个体的内心世界，这自然可以出深意，也完全符合当下颇为流行的“内在性”人性标准。但这样一来，小说就远离了小说本身，小说毕竟不是神秘的宗教文本，而且在此马金莲好不容易绕回来的“内在性”，要说明的反而是人的神性力量面对严酷现实（干旱）的无力感。也就是说，马金莲正是以直觉捕捉现实，这种本质上知识的匮乏，反过来成全了她即便忠实于直觉，也无法抹杀经验对外部现实的显现。人物的内心，那种她力图展示的孤寂、无语、失语状态遭到了经验现实的覆盖，两个角色的内心在叙述的层面显得滑稽而不诚实。
沿着如此思路，马金莲的另一小说类型，即作者经验与叙述人重叠的小说，比如《碎媳妇》。因为完全放下了知识性障碍而生的顾虑，直取自身经验事实，农村底层者碎媳妇出嫁前的美好期待、出嫁后的备受虐待，以及初为人母时的平常心理，即农村女性丝毫不比前现代更优越的精神遭际，一经碎媳妇满足的微笑而释解，这才是今天农村底层妇女最悲怆、最浑然不觉的主体性悲剧。这个叫雪花的碎媳妇，其以后的人生路，就像雪花那样融化，并进入无声的泥土，最终成为泥土的一部分。这里没有声响也没有痕迹。“慢慢将自己融化，汗水和着泪水，与泥土化为一片，融为一起，艰难地开始另一番生活”。这另一番生活还用猜测吗？谁敢保证碎媳妇意识到的另一种生活，就不是大嫂施虐和婆婆权威模式的从头再来？
自然，马金莲真正有分量的发现，不是别的，正是一些被“底层文学”曾经捡起又放下的人的命题，是农村社会人的现代性问题。这个口口声声说读石舒清的小说，不敢快速读完，要慢慢品味，生怕读完了就没了的马金莲，其实正在这里悄悄改写了石舒清对西海固大地的态度。石舒清的小说如果业内人士都还有记忆的话，《清水里的刀子》时期的石舒清，选“点”很讲究，就是通过回族老人日常生活中某一不经意的细节，诸如宰生、做拥脖、埋人、上坟、祭祀讨乜贴等，来展开穆斯林心底里的隐忍、安静和纯粹。而马金莲虽然与石舒清有着相同的信仰，也的确深受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节日》《红花绿叶》等作品的影响，注意排除知识、观念对直觉的拆解和更改，索性只用直觉、潜意识的召唤，哪怕不惜牺牲情节的完整、故事的饱满，把小说写得很琐碎——这符合直觉、潜意识对对象世界的再现。但马金莲突出的变化在于，她眼里的农村底层世界本质上一片狼藉、一片破碎，即便形式上很有宗教信仰的人，比如《蝴蝶瓦片》中的爷儿俩，内心都无比的残破，宗教生活在他们那里反而成了别人的笑料，他们自己在生活的不断变异中，也一步步显示了信仰的无力与无语。
“80后”是马金莲的标签，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80后”如果能像马金莲的一些小说所意识到的那样，卸掉身上另一种人为制造的包袱——无畏的戏谑、无止境的解构，并且能够严肃地面对大多数人群，一些沉重的人的话题在他们那里就不可能只像“50后”“60后”“70后”所描述的那样，应该充满着这一代人的思索在里头。而这种思索不管是结构的，还是解构的，都是他们自己的话语、故事和叙事，这才是文学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链环。
《六盘山》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