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因商纣王荒淫无道）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被纣王拘囚降为奴，比干屡次劝谏被纣王杀死。孔子说：“殷朝有这三位仁人啊！”
南怀瑾说：我们要研究这篇书为什么要这样编？第一它是说明创造历史，创造时代，完全是属于“人”的问题，等于说英雄可开创时代。在一个时代中有人才，这个时代就兴了，人才衰落了，这时代也完了。第二点用人的问题，一个领导者能鉴识人才，培养人才，他的事业是成功的，如果不认识人才，不知道培养人才，事业一定是失败的。第三点关于个人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至少过去是如此，将来社会怎么变，就很难说了。
歌德说：只有本身具有伟大才能的君主，才能识别和重视他的臣民中有伟大才能的人。“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
孙中山说：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邓小平说：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
罗曼·罗兰说：我们只求把自己交给所向往和为之奋斗的事物。
苏洵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
司马迁说：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岳飞说：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
柏拉图说：人不仅为自己而生，也为祖国而活着。
拿破仑说：人类最高的道德是什么？那就是爱国心。
冰心说：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鲁国的柳下惠担任掌管司法刑狱的官职，多次被罢免。有人问他：“你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正直地为人做事，到哪一国去不会被多次罢免？如果不能正直地为人做事，何必要离开自己父母所在的国家呢？”
南怀瑾说：为什么把柳下惠的事放在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的记载后面？柳下惠并不是殷纣时代的人，而是春秋战国孔子这一时代的人，还可能稍稍早一点，比孔子大几岁，不过已是一个天下闻名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柳下惠的这几句话，也说明了前面三个人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古文，如《论语》的文章一看起来好像是法律的条文，一条一条，好像连不起来，实际上仔细一读，它是长篇文章，连接得非常好。换句话说，微子、箕子、比干，有的愿杀身以成仁，如比干；被赶出去就走了，如微子；为奴就为奴，如箕子。为什么他们不弯一弯呢？态度稍微改变一下，去拍个马屁，也会好好用他们，更何况他们本来就是皇族。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这就说明个人做人也好，在国家社会中立足做一普通人也好，大原则上人格的重要。反过来，就是如果以枉道事人的话，随便哪里都可以干，如果坚持以正道、直道事人，又何必离开？所以引用柳下惠的这几句话，等于是为上面三个人的事，作了一个注解，这就是《论语》的编辑方法。
冰心说：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
卢梭说：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
柏拉图说：只有正义才能使国家强盛。
柳宗元说：聪明正直者为神。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齐景公讲到怎样对待孔子时说：“像鲁国国君对待季氏那样对待孔子，我不能，用季孙氏、孟孙氏之间的待遇来待孔子。”后来，齐景公又说：“我老了，不能用他了。”孔子才离开了齐国。
墨子曰：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其道不可以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墨子说：孔丘到齐国拜见齐景公。齐景公很高兴，想把尼溪这地方封给他，并将此事告诉了晏婴。晏婴说：“不可以！那些儒者是倨傲自大而只依己见的人，不能教育下面的民众；喜欢用音乐迷惑人民，不可派去治理人民；主张命运而懒于做事，不可以派去担当职务；崇重丧礼久哀不止，不可以使他去慈爱百姓；……他的道行不能公之于世，他的学问不能开导民众。如今君上您封地给他，会改变齐国的风俗，这不是引导齐国及其民众的办法。”齐景公说：“好。”）
塞缪尔·亨廷顿说：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范围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在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齐国人赠送了许多歌姬舞女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几天不上朝。孔子便离开了鲁国。
尼尔·波兹曼说：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罗曼·罗兰说：我们只求把自己交给所向往和为之奋斗的事物。
柳传志说：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温家宝说：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
丰子恺说：宁做流浪汉，不当亡国奴。
毛泽东说：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车旁，他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为何道德这么衰微？过去了的不可挽回了，未来的还来得及改正。算了吧，算了吧，如今从政的人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同他说话。狂人接舆快步避开了，孔子没能同他说上话。
尼采说：我走在命运为我规定的路上，虽然我并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但是我除了满腔悲愤的走在这条路上，别无选择。
尼采说：在这儿，我最大的痛苦是孤独……这种孤独归因于个人无法与世界达成共识。
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罗曼·罗兰说：我们只求把自己交给所向往和为之奋斗的事物。
葛汉·克拉克说：经理人员应该具有尝试失败的勇气，力求改进；而不应畏惧风险而停滞不前。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桀溺两人一起耕田。孔子经过他们那里，让子路去打听渡口在哪里。长沮说：“那驾车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那他知道渡口在哪里。”子路问桀溺，桀溺说：“您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所说：“世上纷纷乱乱，礼坏乐崩，如滔滔的江水弥漫，天下都是这样，你们和谁去改变这种现状呢？而且，你与其跟随躲避人的人，还不如跟随躲避整个社会的人。”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用耰翻土覆盖播下的种子。子路回来将刚才的事告诉孔子。孔子怅惘地感叹说：“人与鸟兽是不可同群生活的，我不同世人一起生活又同谁呢？如果天下政治清明人性彰显，我孔丘就不参与变革这个社会的游说了。”
黑格尔说：假如我们进一步来观察这些世界历史个人的命运——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命运并不是快乐的或者幸福的。他们并没有得到安逸的享受；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辛苦和困苦；他们整个的本性只是他们的热情。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他们便凋谢零落，就像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
高尔基说：一个人的价值，也体现在对抗垂死与腐朽的生活模式中，以及建立生动和欢乐的新生活中所具有的才能和力量。
高尔基说：个人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置身于任何团结民众的伟大思想的范围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保守的、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
毛泽东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勒鲁说：一个人，若不和其他人一道组成社会，则无法获得精神、道德、物质上的生存。
扬·聂鲁达说：为了民族，为了全人类，人人都会一百次地把生命献上。
居里夫人说：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
约翰·肯尼迪说：社会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20%的人是“什么都反对”，永远站在旁边说风凉话，说三道四。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随从孔子周游列国，一次落在后面，遇见一位老人，用木杖挑着除草的蓧。子路问：“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你们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哪个是你老师？”老人将木杖插在地上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到他家住宿，杀鸡、做黍米给子路吃，让子路见了他的两个儿子。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告诉了这事。孔子说：“这是位隐士。”让子路回去拜见老人。子路到了那里，老人已经走了。子路说：“不从政做官是不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间的义理如何能废弃呢？只想洁身自好，却乱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君子之所以要从政做官，就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我们的主张实行不了，我们已经知道了。”
尼采说：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如果对于政治漠不关心，它立刻就会不复是一个民族。
赫兹利特说：人生最大的不幸即放弃责任。
林肯说：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也能负。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贬抑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就是伯夷、叔齐吧？”孔子又说：“柳下惠、少连，贬抑自己的意志，辱没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动经过考虑，他们只是这样做而已啊！”孔子又说：“虞仲、夷逸，隐居起来，说话放纵无忌，能洁身自好，废弃官位而又合乎权宜变通。我与这些人则不同，没什么可以，也没什么不可以。”
白鲁恂说：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国家很容易压制社会，民主也就没有可能了。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
季米特洛夫说：一切呆板的公式都是我们的死敌。生活比任何公式都复杂。
尼采说：我学习过走路，从此我让自己奔跑；我学习过飞翔，从此我能就地飞走，而不愿首先被推送。我现在轻松自如，我现在飞翔，俯视下方，现在有个神明在我内心舞蹈。
罗曼·罗兰说：我们只求把自己交给所向往和为之奋斗的事物。刘易斯说：尽管责任有时使人厌烦，但不履行责任，只能是懦夫，不折不扣的废物。
艾青说：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和欢乐里。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大师挚去了齐国，二饭乐师干去了楚国，三饭乐师缭去了蔡国，四饭乐师缺去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去了黄河地区，摇小鼓的武去了汉水地区；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去了海滨。
南怀瑾说：当时的文化，重点在礼乐，那个时代管乐的，不是现代一样的音乐专家，以现代语汇说，都是高深的哲学思想家而兼礼乐方面的事，可是当时这一班人都散掉了。……这说明一个国家社会，在变乱的时代，真正忧时匡世的人才离散，无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隐散伙了。真正有学问，想为国家天下贡献能力的人，无能为力，灰心地，都逃避现实而东零西散，人才一去，这个社会、政治的结构，社会的形态就成了大问题。透过这一段。我们要了解它的精神，等于领导一个单位，发现了好几个人才，薪水不足以养廉，或者某一环境困扰他，他们就散掉了，一个人唱独脚戏，就唱不起来。整个历史时代的光辉或黯淡，都是人的问题。不管制度如何好，还是要靠人来执行，没有人才就完了。所以这段要与前后文连起来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来。
塞缪尔·亨廷顿说：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罗马的权力在古典世界的有效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约瑟夫·奈曾论证说，在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权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的东西”的“软权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别。正如奈意识到的那样，世界上正在发生硬权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权力“与硬的指挥权同样重要”。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为其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
杨叔子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
龙应台说：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线，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当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约恩·丹尔尼松说：在和平时期，从没有一个国家崩溃得这么快、这么严重。（英国经济学家评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冰岛的巨大冲击。冰岛的主要银行全被政府接管，国家背负了巨额外债，面临破产——编者注）
米歇尔·海说：他们（朝鲜）终于开始意识到需要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杜维明说：中华民族的再生，当然会是经济现象、军事现象、政治现象，但它的文化信息是什么？假如它的文化信息不能充分展示，只是扭曲地落实了别人文化的一鳞半爪，我们所经受的几百年的屈辱就太不值得了！真正的亡国，是亡你的文化、亡你的心。哀莫大于心死，心不死，就有感性的觉醒，有感性的觉醒，就会有理性的反思，有理性的反思，就会有批判的建设，就会有中华民族再生的全视景观。
季羡林说：鲁迅先生完全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发现了中国固有文化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中国的民族性好像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号召，让人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有偏激之处，然而鲁迅的苦心是一般有识之士可能理解的。他像古代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想从外国引进一点火种，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为我们的国民进行启蒙教育。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任人唯亲，不要让大臣埋怨不任用他们。老臣老友没有重大的过错，就不要遗弃他们。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说明：“君子不施其亲”另有解释为“君子不怠慢自己的亲族”。编者认为，“君子不任人唯亲”的解释更恰当。理由是：一、微子篇第十八通篇都在讲述人才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二、从上文乐师的四处流亡及下文周朝八位名士的人才济济，都说明周公对儿子鲁公关于治国方略的中肯，也只有任人唯贤，才能不遗弃大臣，才能不让大臣埋怨不任用他们。
《尚书·君陈》：王曰：君陈！……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周成王说：君陈！……你不要愤恨愚钝无知的人，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求全责备。作为人君一定要学会忍耐，做事才能有所成就；要宽容，德行才算是伟大的。）
普京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需要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品质——这就是宽容，依我看，宽容常常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波普说：错误在所难免，宽恕就是神圣。
斯塔尔夫人说：随着智慧的深邃，我们会变得更宽容。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周朝有八位名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南怀瑾说：周朝的兴起来，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还有重要的干部，就是这八个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后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础，并不简单，全是靠人才济济，同心协力所致。
歌德说：只有本身具有伟大才能的君主，才能识别和重视他的臣民中有伟大才能的人。“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
孙中山说：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毛泽东说：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