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为了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些方针鼓励城镇办个体经济，并且在实践上得到了贯彻。195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养猪生产的决定》，鉴于生猪数量下降，肉食供应紧张，决定要认真贯彻1956年下半年实行的“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这一指示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村个体经济的合法性。当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强调了农业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要求实行财务公开、办事同群众商量、干部参加生产等项民主措施。紧接着在3、4月间，全国分两批召开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认为对产品零星复杂又不甚重要的行业，可以较长时间保持个体经营方式。这一通知实际上又承认了城镇个体经济的合法性。由于经济的发展，全国煤炭供应紧张，国务院又在4月发出《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鼓励县、农业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开采小煤窑。这一指示其实就是主张兴办城镇小工业经济实体。
再次，在经济调整时期适当开放自由市场。在党的八大上，陈云发表了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为主旨的讲话后，是年10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要求除国家统购的农产品如粮棉油外，凡供求正常或供过于求的小土产，都可以由少到多地逐步开放，价格偏低的可适当提高。尽管该“指示”仍有种种限制，但它承认各地已开放的自由市场，使之合法化、公开化，并扩大了开放的品种，因此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这是中国在实践中探索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收获。虽然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自由市场又遭禁止，它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在“文革”中许多领导人因赞同过它而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罪状，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1956年后的短暂时期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积极探索。
在这一年多的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实践中，前期实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虽然其中也出现了要求过急的“冒进”毛病，但在周恩来实施反冒进措施后，这个时期的实践总体上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56年，虽然农业没有完成年度计划，但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6.5%，工业增长28.1%，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6年的水平。八大后，党中央在生产经营和所有制上实行了一些新政策，放开了城乡个体经济的口子，开放自由市场，增加了农民的自留地，农业社实行民主经营和自主经营，县社可以开办小煤窑等，这一系列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热烈拥护，人民的生活生产有了一定的改善。
总的来看，这些实践措施大多是短期行为，而且只是探索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非常初步的试验，不可能形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设计。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掀起，这些有助于探索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措施很快就难以实施，或者在实施中发生扭曲变形，最终使中国没有在扬弃苏联模式弊端的实践探索中取得更大的成果。中国探索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还将经历更多的磨难。
二、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转变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中国经济由市场机制转向了计划机制。从此，有计划，按比例，实行综合平衡，积极稳妥，稳步前进，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工业产值翻番，比重过半，农业产值增长24.7%，工业年均增值和农业年均增值均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按照综合平衡的方针继续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健康快速地发展。然而，从195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从提倡综合平衡转到了强调不平衡，转到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这种转变使刚刚出现的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积极探索迷失方向，对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带来了消极作用。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势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让毛泽东又增添了十分的自信。他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页。]是继1956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从此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转向缓和。另一方面，少数文化人被打成右派，不但丝毫影响不了反而更激发了广大工农群众对幸福生活、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热切向往。当时的领导人兴致勃勃地畅想：再来一个技术革命，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掀起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这一时期内，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循着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足迹，来考察中国模仿与扬弃苏联模式的进程，是这里不能不提的话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为恢复和抢夺新老殖民地不惜发动局部战争，但它们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并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反倒削弱了自身实力。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初步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显示了它们的实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基本上达到了均势，这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得到了一定体现。这两次会议后，国际形势开始走向缓和，并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趋势发展。
虽然帝国主义势力不甘心其在国际斗争中的颓势，但毕竟无力阻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1956年10月31日，英法军队入侵埃及，企图重占苏伊士运河。埃及奋起反抗。在苏联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于11月2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方立即停火。全世界人民也起来声援埃及，反对英法的侵略。12月22日，英法军队被迫撤出埃及。1957年，美国又试图入侵叙利亚。苏联表示坚决反对，并任命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为援叙军司令，迫使美国打消了入侵企图。到这年底，英国在亚洲和非洲都退出了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被打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终于在1958年9月退出阿尔及利亚。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嚣张气势全然不见了，开始显出颓势。
社会主义阵营则相反，由乱而治，强势初现。虽然，东欧诸国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时，都经历了激烈的内部斗争和巨大的社会动荡，其间又经历了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出现短暂的混乱，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工人党甚至还出现了退党潮，但是，这只是前进中的漩涡，乌云很快散去。波匈动乱迅速被平息，不坚定分子的退党反倒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更纯洁更团结。进入1957年，社会主义阵营显得极为稳定，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一派欣欣向荣。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表示团结大势，并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愿望。
这个时期事实上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空前蓬勃的阶段，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趋势转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充满了社会主义将压过资本主义的豪情。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7页。
毛泽东用《红楼梦》中一句“东风压倒西风”的话形容1957年两大阵营的对阵形势，可以说是极贴切恰当的。正是在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开始逐步转变原先的那种非常注重平衡的经济策略，急功冒进。
此时，苏联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依靠其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而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实行武装干涉来实现的。苏联开始提倡通过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去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全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放弃了斯大林的革命与战争的攻势战略，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认为：列宁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在目前原子弹等大规模灭绝人类武器产生的条件下，世界发展只有两条路——或者和平共处，或者人类灭绝。而和平力量的增长已经足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动，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中的竞赛，并不意味着放弃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在两大阵营的竞赛中，社会主义的胜利应依靠其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而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实行武装干涉来实现；当人们看到社会主义优越性时，迟早会走上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
由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所以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一所谓“双和战略”，很快对社会主义各国产生了影响。必须指出，当时苏联提出“双和战略”，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将注意力放在本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上，以高速度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出发点本身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在前一阶段激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亟须稳定，以某种非政治活动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倡导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稳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和输出革命，这原本是这些国家的最佳选择。只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实行这一战略时，不少都期望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搞得像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轰轰烈烈，从而很容易在实践上犯下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错误。
在理论认识上，苏联成就的感召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大好转，促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领导人纷纷产生急进的冲动。1957年11月，赫鲁晓夫提出，从1959年算起，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盛情赞颂了苏联的建设成就：“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所有这些，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骄傲。”[《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然后，毛泽东又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超英赶美的创意，他说道：“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前者为英共主席，后者为英共书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末，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326页。]这种认识无疑是引导中国走上大跃进的重要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