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上，当时的苏联和中国作为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行为自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其他国家纷纷效尤。在中苏两党的倡导下，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1958年或先或后地均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了第35次中央全会，乌布利希总书记在报告中要求发动加速工业增长的新运动。结果，1958年工业生产增长了11%，1959年增长了12%。物质产品净值增长率在1956~1960年这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最高的，达到年均7.1%。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1958年在中央全会上宣布，国民收入将在3年内翻一番。4年后，这一目标落空。1962年11月，6年前取代契尔文科夫升任总理的安东·尤戈夫被指责对大跃进表示怀疑而下台，成为工业大跃进失败的替罪羊。朝鲜发起了所谓“千里马运动”，工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这样，在这一五年计划（1956~1960）期间，物质产品净值年均增长率匈牙利达到6%、波兰6.5%、罗马尼亚6.6%、捷克斯洛伐克7%、阿尔巴尼亚7%、民主德国7.1%、保加利亚甚至高达9.6%。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工业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加速了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到1960年底，东欧各国基本上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
综上可知，国际形势的好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体战略的转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感召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行动，乃是中国转变“一五”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进而发起大跃进的国际背景。美好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设想，使中国在探索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染上了太多理想主义的色彩。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中国走上了通过所有制的大变革和片面发展重工业尤其是钢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等于是踏上了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老路。而且，中国“以钢为纲”的做法事实上比苏联的片面发展重工业做法更加极端，竟然走上了片面发展钢铁工业的路径。
2．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转变
1958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转变，整个过程表现出了中国在探索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急于超英赶美，从而走上了片面追求所有制革命和发展钢铁业的错误道路。这个转变，又使中国从摆脱苏联模式约束的积极方向走上了回头路。
1955年6月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是中国转变经济建设方针的前奏。其时，毛泽东与邓子恢就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严重争论，邓子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争论中，毛泽东把邓子恢的稳固发展路线批评为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走路，是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不得不作出检讨。随后，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口号的鼓动下，全国出现了合作化的高潮，当年底入社农户达7500万户，占全国农户的63%。到1956年2月，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而且，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使毛泽东认为应该全面加快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他急切地认为：“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3页。]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了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讨论农业发展的远景，归纳为《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年均亩产量黄河以北地区达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为500斤，淮河以南为800斤，棉花分别达到60斤、80斤、100斤，开荒1.4亿亩。按照这个要求计算，1967年粮食产量不是原设想的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计划近80%，棉花产量是12000万担，超出原设想1倍多。
12月5日，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此后，1956年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现象，各省市各部门纷纷要求追加基建投资和建设项目，投资比原1956年计划控制数112.7亿元翻了一番，项目追加到800个，大大超过“一五”计划5年内限额规定的694个。这种冒进倾向还影响到1957年年度计划和“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各项指标都大大超过了原来预想的数字。当时，主抓实际工作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各位国务院主管起先也是拥护毛泽东的反右倾保守指示的，但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发现国家的财力物力根本不能支持这些高指标，认为经济工作出现了急躁冒进的现象。于是，从1956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在舆论宣传上和实际工作中采取一系列反冒进措施。[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1956年的基建投资被压缩到140亿元（仍超过原计划20多亿元），“二五”计划的一些高指标被压缩，如1962年粮食的指标由6400亿斤改为5000亿斤，棉花由7000万担压缩到4800万担。钢的指标由于有分歧而定了两个数字，即1050～1200万吨。]在反冒进的过程中，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这一方针为当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采纳，并被定为今后的建设方针。
之后，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又进一步反对了冒进的倾向，确定1957年的建设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坚决实行综合平衡的建设方针。整个1957年正是实行了这一方针，才弥补了1956年冒进所造成的亏空，做到了平衡有余，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了圆满的结局，并为1958年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前提。但是，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拉开了中国转变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序幕。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影响决不停留于知识界，而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经过这场运动，毛泽东的政治判断出现了偏差：其一，他推翻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二，认为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胜利，1957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派斗争）又取得了胜利，这样，就可以在1958年的生产建设战线上再来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
政治上的左倾很快影响到经济生活。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评反冒进。他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4~475页。]11月2～20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各党代表宣告，中国将在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特别是钢产量要超过英国，达到4000万吨。这等于向全国人民下了一个动员令。随之，11月13日和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公开批评反冒进，号召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前一篇社论）和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后一篇社论）。这后一篇社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它表明中国的建设方针开始由综合平衡转向全面跃进，这是一个转折点。
从1958年1月到5月，党中央接连召开的7次会议都集中批判了反冒进。接连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八届四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都批判反冒进。最终，八大二次会议决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钢的产量15年后要超过英国的提法改为：在主要的工业品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但是不管怎么改，这其实还是又走上了“重重轻轻”的老路。片面发展重工业是苏联模式的重要特征，中国的这种行为说明，中国仍然深陷于苏联模式弊端的窠臼之中，并且比苏联的片面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实践上，大跃进是从农业发端的。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就奠定了大跃进的思想基础。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10月25日，四十条纲要公布。27日，《人民日报》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号召“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首次正式发出了大跃进的号召。在中央的号召下，1957年11月全国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达六七千万，12月上八千万，1958年达一亿。在这股热潮的鼓舞下，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要求10年完成的四十条纲要指标提前到5至8年完成，甚至要求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实，四十条纲要的指标就是10年内也不可能完成，如要求1967年粮食产量达一万亿斤，棉花一亿担，实际直到1984年棉花产量才达到一亿担（12145万担），1996年粮食才上一万亿斤（10090亿斤），这是当时的人们绝对想不到的。农业大跃进留给人们的最深印象不是什么冬春农田水利高潮，而是夏收亩产大放卫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最早放出的卫星是河南遂平县的小麦亩产2105斤，最邪乎的卫星是《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30434斤，7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连续出现在《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上。各级领导和新闻单位却对此深信不疑，致使中央对1958年的粮棉产量作出了高得出奇的估计，粮食总估产从最初的4316亿斤直到1万亿斤，棉花从4093万担直至7000万担，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最后估产粮食为7500亿斤，棉花6700万担。但是，当年的实际产粮不过是4000亿斤，棉花3938万担，连最初最低的估产都没有达到。
对粮食产量及此后年增速的高估，又使毛泽东误以为粮食问题解决了，下决心把全党全民的精力转到大炼钢铁上。自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国决心在15年后分别超过英美后，毛泽东回国后即大批反冒进。冶金部打报告认为我国钢产量10年内可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在发言中明确告诉与会者，这次大会通过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1962年产钢3000万吨、1972年1.2亿吨）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意见，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页。]的目标。只过了一天，即6月22日，毛泽东看了经委主任薄一波的《汇报提要》，又批示说：“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同上书，第699页。]可是直到当年7月只产钢380万吨，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来访，对中国当年产钢1070万吨不太相信。毛泽东有了危机感，于8月中旬决定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就这样，一场亿万群众大炼钢铁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虽然当年产钢达1108万吨，但有300多万吨是土钢，根本不能用，还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