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有关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的谈话可以看出，新中国这一政策是提倡“以苏为鉴”的结果。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客观需求，其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消灭、公有制经济成为主体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生活的多样要求，适量地较长时期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华侨投资和外国贷款投资）。尽管这些设想胎死腹中，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真正贯彻，[毛泽东的确提出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张，其他领导人也随声附和，但查阅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并没有出现一段“新经济政策”时期。别说三年五年，连10天半个月称为“新经济政策”的时段也没有。]但对于超越苏联模式的理论探索而言这是一个大的进步。
（3）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
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模式实行的是指导思想高度一元化，社会文化生活单调，甚至连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也贴上了党性的标签。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这种弊病，主张以苏为鉴，提倡中国的文化建设方针要与苏联不同，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双百方针”最早萌芽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成熟于50年代。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869页。]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学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注21。]“百花齐放”首次面世。其后，在回答有关《中国历史概要》一书争议时，毛泽东指出，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总结发言时讲了8个问题，第5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同上书，第54~55页。]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一次公开宣布：“双百”方针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
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毛泽东还在全国积极地进行宣讲工作，打消人们的疑虑。从1956年4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到5月的最高国务会议，再到1957年1月中下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2月16日在颐年堂召集胡乔木、周扬等文化界领导开的座谈会，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直到3月中上旬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最后在3月底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会见党政军干部（包括安徽省），几乎整整一年时间，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宣讲“双百”方针，做说服工作。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转引自肖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带领和鼓舞下，“双百”方针在从1956年5月～1957年5月的整整一年间得到了较全面的贯彻，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在这一年呈现出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总体上说，“双百”方针在这一年内得到了好的贯彻，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短暂地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尽管经历了这喜人的一年后，中国文化界又出现问题，“双百”方针很快就不提了，转而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新路线。但是，不能否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方针的提出，是新中国超越苏联模式文化体制的一次积极探索。这种探索乃是形成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要前提。
（4）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讲话。在《正处》的讲话中，毛泽东不但清楚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而且明确提出了处理这些矛盾的正确方法。这就将斯大林晚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形成了克服苏联动辄用残酷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分歧的正确思路。这个思想的提出，是斯大林以来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进步，是中国在探索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新说，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社会矛盾学说，纠正了斯大林以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形而上学认识。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斯大林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应。在逝世前的一年，斯大林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开始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当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否认这一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毛泽东则从哲学的高度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也是存在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而且，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会导致如旧社会被灭亡那样的后果。
其次，针对苏联敌我不分、搞肃反扩大化以及否认人民内部有矛盾或简单化为工农矛盾的做法，毛泽东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毛泽东指出，必须正确认识、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首先必须分清敌我：“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同上书，第205页。]其次必须区分两类矛盾的性质，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分两种：一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又细分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二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第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前者用专政的方法，后者用民主的方法，其公式为团结—批评—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说服教育解决矛盾，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再次，针对苏联模式的一党制，毛泽东提出了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中，毛泽东指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他讲，“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上书，第34页。]他还对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我们国内就是要搞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留下民主党派，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转引自韩荣璋主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提出保留民主党派，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苏联模式的一党制相比，这无疑是中国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再次强调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对于探索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明确的积极意义。
总之，从1956年初～1957年初的一年里，新中国确实试图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努力探索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和新方针。虽然，这些新想法和新方针或者没有实行，或者半途而废，但是客观上可以说，我们确实在超越苏联模式、形成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上做了积极探索。
2.努力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实践探索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只用了3年时间，就把战争造成的创伤全部抚平，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最好水平。1953年，在苏联的帮助指导下，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虽然生产关系领域中的变革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运动频繁而剧烈，社会政治生活动荡而多变，但经济建设在党中央领导下，却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均衡而高速地增长着，由无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起有序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对我们落后、混乱、无序、简单的经济的初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说，计划体制的一大优点，就表现为对初生态的简单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的良好促进作用。而且，中国建设计划体制是在吸取苏联35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有助于中国领导人在接受这种体制时适当结合本国国情，采取一些措施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当时中国领导人才会比较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经济计划的制订留有一定的余地，注意搞好综合平衡等。可以说，在实施“一五”计划的前3年，尽管中国总体上是在模仿苏联模式，但是中国的行为具有自身的特色。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迅速成功，让毛泽东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也能高速发展。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2月份在听34个部委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并认为“一五”前3年实行的是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的保守路线，“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同上。]提出这种设想的出发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如果没能把握好发展速度，则可能因为过于急进而遭遇挫折。
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对过分集权的弊端作出批评后，国务院很快就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制定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通过了7条分权原则，以期在实践上促进国民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这7条原则是：1.明确规定省、市、自治区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2.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面性、关键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业和事业，应尽可能地交给地方管理。企业和事业在下放的时候，有关的计划、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权一般地应该随着下放；3.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地改进和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4.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5.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6.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利，应作出具体实施的规定，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7.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某些重大的改变，应该采取今年准备、明年试办，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的步骤，稳步进行。这可以说是中国探索自身社会主义道路，扬弃苏联模式的重大实践举措，如果能够沿着这个路子坚定走下去，我们即将在超越苏联模式上取得更显著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