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5日，敦煌，从首都机场飞来的波音飞机缓缓下降。
“敦煌……三危山……莫高窟！”全国人大常委、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几近哽咽地在心里轻轻地呼喊。一下飞机，她便迫不及待地驱车直奔莫高窟，追寻仿佛在三危山上踽踽独行的父亲的灵魂，抚摸仍旧飘散着一家人生活温馨的黄泥小屋，一股热流在她的心中奔腾。
秋风乍起，九层大佛殿上的18只铁马风铃突然响了起来，悠长而苍凉，声声敲打着常沙娜的心弦，那被漫漫黄沙淹没的往事又清晰地浮现……
1936年，塞纳河畔，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常书鸿走出罗浮宫，步履从容地穿过圣杰曼大道。
九年前，常书鸿从西子湖畔漂洋过海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求学，经过四年苦学，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著名的油画大师劳朗斯门下深造。翌年，他在巴黎画界声名鹊起，连续四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得到“不轻易以一字许人”的世界级艺术批评家莫葛雷破例撰文推崇。人们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世界艺术大师的伟人祠里便会刻上他的名字。常书鸿对自己的前程也踌躇满志。然而，就在这个秋天，一个傍晚的奇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乃至一家人的生命轨迹。
“先生，请看看这几本画册吧。它们来自古老神秘的东方。”旧书摊的主人向常书鸿推销道。
常书鸿好奇地打开古老的线装书盒，眼前突然一亮：《敦煌石窟图录》。一个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向他洞开了，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其奔放的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
“先生，您是日本人？”旧书摊的主人被如痴如醉的青年画家吸引了。
“不，我是中国人。”常书鸿头也不抬地答道。
“哦？中国人……”旧书摊的主人炫耀道，“这是我们法国英雄伯希和博士探险时从贵国的沙漠中发掘出来的。”
“你说什么？”常书鸿悚然一惊。“这是从贵国敦煌的千佛洞里拍摄而来的。”旧书摊主人的语气不容置疑。
“敦煌？”常书鸿的心底顿时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凉和怅然：自己身为炎黄子孙，竟然不知道敦煌位于何方。
“前边不远处有个吉美博物馆，正在展览贵国敦煌的许多绢画。您一定会感兴趣的。”旧书摊的主人热情地继续说。
“谢谢！谢谢！”常书鸿离开了旧书摊。
次日早晨，常书鸿迫不及待地赶到吉美博物馆，留连忘返于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掠夺来的大唐时代的大幅绢画的展览中。他发现，这简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历史已过去了近千年，可其表现手法和技巧仍然十分前卫和现代。他顿悟到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就在敦煌遥远荒凉的沙漠里！
苦难深重的中国，呼唤着这个学贯中西的海外游子。
古老的祖国文化，诱惑着这位功名垂成的艺术大师。
走出吉美博物馆，常书鸿的胸中奔突着两个字：敦煌。他不再犹豫，决心离开巴黎回祖国去！
战乱的中国带给艺术家的安定只是暂时的。常书鸿回国不久，“卢沟桥事变”便发生了。翌年7月，陈芝秀从巴黎携女归来。常书鸿来不及与妻女细诉一年的离愁别绪，便带着她们跟随北平艺专匆匆踏上了南逃之旅。
1941年夏天，常书鸿一家终于结束了迁徙漂泊，在重庆安顿下来。这时，他们的长子嘉陵降生了。
家安顿了，子女有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常书鸿的心怎么也安定不下来，因为他还未见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敦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常书鸿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3年10月，走马上任国立敦煌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携带妻子儿女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了，一路风尘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兰州。在古朴的西北城市里，陈芝秀更显得摩登了，她身穿一袭火红的棉旗袍，头烫着40年代国际流行的齐耳鬈发，脚蹬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高跟鞋，成了一道时尚风景。此时，黄河已结冰，陈芝秀那身时髦装束难以抵御大西北的风寒霜雪，常书鸿便给冻得直打哆嗦的妻子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陈芝秀嗅着羊皮袄上的羊膻味，直感到一阵阵恶心，但最后还是噙着泪水把它穿在身上。
常书鸿开始在兰州招兵买马，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集聚到他麾下。他们师徒四人加上陈芝秀、沙娜、嘉陵，一行七人坐着敞篷大卡车，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踏上了从兰州到敦煌的2400里路的漫漫旅途。
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真是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们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常书鸿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由此可知，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其信念一点也没改变。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这时，当年常书鸿麾下的高足董希文、潘兹、张琳英等人纷纷从北平、南京、杭州辗转而来，与老师一道治理洞窟黄沙，现场临摹，研究和保护文物。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1945年的春天。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面对现实，常书鸿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一天，青年军官赵忠清手持介绍信前来找常书鸿，说希望在这里谋一个差事。常书鸿发现他口齿伶俐、精明干练，再说又是妻子陈芝秀诸暨县枫桥镇的同乡，便留他当总务主任，并把他介绍给妻子。
关山万里遇同乡，款款吴语拉近了同乡两个游子的心理距离。随着交往日益增多，陈芝秀与赵忠清的关系日渐亲密。疯狂地爱上了艺术圣地的常书鸿一心扑在事业上，竟忽略了妻子的感情需要，结果陈芝秀的感情天平开始倾斜，与丈夫的吵闹和战争不断升级。
1945年夏天，陈芝秀突然向丈夫提出要去兰州检查身体。蒙在鼓里的常书鸿不知道这是她与赵忠清设计的私奔，还交待赵忠清：“忠清老弟，拜托你照顾好夫人。”赵忠清不无尴尬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陈芝秀抛弃了与自己相爱20载的丈夫和一双儿女走了。
陈芝秀和赵忠清还没有走出半天的路程，董希文便拿出赵忠清给陈芝秀的情书递给恩师，不无忧虑地说：“师母此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常书鸿恍然大悟，立刻策马往酒泉方向追去，最后昏倒在沙漠中，独自返回。
此后，他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他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要坚持工作下去。
有一位作家曾问常书鸿：如果有来生，你想做什么？他回答：我还作常书鸿。
1994年，常书鸿老人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江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了大漠深处，他要守护对面的敦煌莫高窟。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一生为莫高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常书鸿，是一位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民族文化英雄。走近他，就像被敦煌天乐缭绕，他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文化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