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院 华宏鸣
年逾６０，总有一些人生阅历的积累，我的数百本大大小小的照相册记录着我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的多个不同工作岗位到多次出国累计达１０余年的国外生活、学习和工作，从在职教授到退休后的丰富多彩的再就业和活动，…面对着这数千张照片，我问自己有哪些照片是我记忆最深的，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下面的三张照片，因为它们记录着我最难忘的几段记忆。
一、苏老赠孔先生的题词
在第一张照片中，站在左边的是我，站在右边的是孔宪锋先生，中间是苏步青先生的一幅题词。孔先生是美籍华人，是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也是我校特聘名誉教授。他曾多次来我校讲学，与我校生物系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对我校在马里兰州立大学学习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也倍加关照，常在节假日邀请他们到他家做客。
我于１９８６年９月至１９８８年２月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 Baltimore（巴尔的摩 ）分校管理学院政策科学系学习，有机会多次参加孔先生家中的聚会。有一次在聚会中与孔先生闲谈时，他特别提到老校长苏步青先生。他非常仰慕苏先生的才学和为人。他说他在浙江大学访问时曾看到过苏先生的一幅题词，字写得苍劲有力，内容也非常好 ；并说他将要移居新舍，希望在新舍里能有苏先生的一幅题词。但考虑到苏先生已年逾８０，觉得不便开口。我为孔先生的诚意所感动，抱着试探的心理给苏先生写了一封信，谈及了孔先生跟我的这段谈话。没有想到苏先生接到信后，立即为孔先生写了一幅字，并通过校办告诉我夫人题词已完成。我夫人如获至宝立即裱好，并把消息告诉我。我为苏先生能对我这样一个普通教师的信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而深受感动。孔先生听到这一消息更是喜出望外。在他１９８７年３月份再次访问复旦时，我夫人将苏老的题词送到了他的手里。他回到美国后，又一次邀请我们在马里兰大学的复旦人到他的新居聚会，当众展示了苏先生的这幅题词，并拉我和他站在苏先生题词的两旁照了这张照片。他还托我带一张照片送给苏先生，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我们大家在欣赏苏先生的优美苍劲笔锋的同时，更为先生在题词中散发出的精神所感动和鼓舞。
苏先生这幅题词的内容是：
初上教坛而立年，今逾八十转流连，漫夸桃李满天下，更盼风光润大千。居恐偷闲成敝屣，退思补过着新鞭，平生最是难忘处，扬子江头浙水边。
先生回忆了５０余年的教坛生涯，并不以桃李满天下而满足，８０高龄的他还 “更盼风光润大千 ”，关心着国家和社会 ；他不愿闲居虚度年华，而是以 “退思补过 ”的情怀要为社会再作新的奉献。当时还年轻的我，感到苏先生年逾８０还不敢偷闲，我们当如何珍惜年华呢 ？正是在苏先生这一精神的感召下，我不敢怠慢，非常珍惜在美国的学习时光。作为访问学者，本来我可以不参加考试，但为了检验学习效果，我选择了每门课程都参加考试，而且每门课都取得了 A或 B的好成绩。正是由于这段经历，使我回国后能转到管理学院工作，并在这一领域承担了多门课程的教学，完成了十多个研究课题，发表了６０多篇文章，出版了５种书，并晋升为教授。
现在，我已经退休，再读苏先生的这一题词，更有新的感受。我今虽年逾６０又算得了什么呢 ？苏先生年逾８０仍不敢偷闲，我们就是要像苏先生那样，年老不服老，更要 “着新鞭 ”。
我喜欢这张照片，从心底里仰慕苏先生的为人和精神。
二、与谢校长和韩大使的一次面晤
在第二张照片中，站在前排的是谢希德教授，后排中间是韩叙大使，右边是大使夫人，左边是我。
这张照片是１９８７年４月３０日摄于孔宪铎先生家中。这次聚会是孔先生专门为迎接谢校长的来访举办的。这一次，他不仅邀请了在马里兰大学的部分来自复旦的访问学者，还邀请了一些美国朋友和在美国定居的知名美籍华人，如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校长 Hooker教授，马里兰大学 ColegePark分校物理系系主任刘金生教授，美国知名的华人社会学家薛君度教授等３０多人。韩叙大使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这次聚会。使我没有想到的是谢校长还专门把我介绍给韩叙大使和其他一些与会者。她还以比较多的时间问及我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她得知我参加每门课程的考试，成绩都在 A或 B，已经拿到了１０多个学分时，非常高兴，并鼓励我好好地读下去。韩叙大使在旁边听了我们的谈话也非常高兴，说你们在美国的良好表现是在为中国人争光和争气，并邀请我和谢先生与他们夫妇一起照了相。谢校长的亲切待人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有人竟误认为我是谢校长的儿子，刘金生教授还当着她的面问我这一问题，谢校长当即回答说：我“哪有这样高大的儿子。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随口说出了一句心里话：“谢校长对我们青年人的关心就像慈母一样。”
三、与 Hooker校长一家人的合影
在孔先生招待谢校长的那次聚会中，我还有机会与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校长 Hooker教授做了较长时间的交谈，Hooker校长十分关心我在巴尔的摩分校的学习和生活。当我向他谈起我在参与 “马里兰政策研究所”的一个研究课题 “对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在马里兰州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时，校长非常感兴趣，并说如果在研究中需要他的帮助，尽管找他。他还把校信息中心负责人 Karlson先生的电话和 E Mail地址告诉我，让我在需要资料的时候去找他。
后来 Karlson先生对我的帮助确实很大，使我免除了很多查资料的烦恼，只要我需要什么资料，Karlson先生就会通过 E Mail传给我，大大地提高了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速度和效率，使我能在１９８８年２月回国之前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课题。
当我将这一课题报告送给 Hooker校长时，他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为学校做了一件好事。当他得知我即将回国时，感到很惋惜，特地于１９８８年２月３日在巴尔的摩市很有名的 BaltimoreClubCenter以家宴的方式宴请了我，参加这次宴请的只有他的夫人和女儿，于是我就有了这第三张照片。他以这样的方式为我送行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极少数中国在巴尔的摩的访问学者能够享受到的礼遇，我认为这是对我在巴尔的摩学习成果的最高奖赏。
提到这一研究课题，不得不使我想起一位美国老师 Alen Rosenbaum教授。当时他是“马里兰政策研究所”所长，也是我们政府政策课程的授课老师，他对我所做的作业非常满意。有一次他问我想不想参加一些研究课题，我当然对有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高兴的。于是他把我带到他的研究所，向我介绍了 “A StudyonEconomicImpactofBaltimoreCampusofMarylandUniversityin Maryland State”这一课题的设想，开始时由我和一位台湾同学一起做，但不久这位同学提前回台湾了，就由我一人来完成。AlenRosenbaum教授治学非常严谨，知识面非常广，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非常开阔，接受他的指导，使我获益匪浅。我回国后能比较好的完成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重大课题等多项研究项目，并取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较好成果，与在美国的这一段研究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独立完成了这一研究课题，也是 Rosenbaum先生没有想到的，因此他非常满意。在我快要完成课题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留下来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鉴于我当时已完成了２９个学分，读满３６个学分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他估计我再花２年的时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他的这一提议当然使我非常高兴，但我提及我是访问学者，按原计划一年半的时间已经期满，一般说来转读研究生是不可能的。他说他可负责我转读研究生的一切手续，只要我愿意留下来就行。就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我确实是非常愿意的。于是他就去帮我办有关手续，我就向学校写信，希望再延长２年在美国的学习时间。两个星期后，他告诉我，他已为我办好转读研究生的手续；但我却告诉他，我收到复旦外事处正、副两位主任的分别来信，他们在信中都强调 “我没有读研究生的任务，希望我能按时回国”。因为当时我是以复旦外事处工作人员的名义，由谢希德校长亲自推荐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读书的。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我的内心非常矛盾。读研究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作为外事处工作人员应带头遵从学校的安排，按时回国。经过再三考虑，我毅然地选择了按时回国。我的这一决定使 Alen Rosenbaum教授感到非常失望，也使很多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感到意外。当时还有人对我说：“华老师，我们跟你说，看你会不会留下来，只不过是与你开开玩笑，你留下来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我”还是按时回来了。
回校后，每当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常会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而我的回答是“不后悔”！因为我认为，我是复旦人，我的成长和我能够取得的任何成绩都离不开复旦，离不开复旦的背景、复旦的培养、复旦的条件、复旦的支持。现在我退休了，我心里还记住一句话———做一名真诚的复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