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走近王造时教授的
社科部 何碧辉
王造时先生是我在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他给我们上。世界近代史。课。他学问渊博，课上得好，是知名的救国会 “七君子 ”，因此大家都非常尊敬他。１９５７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后，王先生被扣上大右派的帽子，经受严厉的批判，他的心情十分悲愤。“…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那堪今夕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恨人间，欢少苦多。旧愁未去，新愁又织 ……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这是他在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６日写的一首词，痛苦中他仍然希望 “东风带来消息 ”，与共产党相携手，报效祖国，可见他对共产党的信任矢志不改 ！１９６０年９月底国庆节前夕，摘帽之后，王造时先生重新走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讲台，仍然认真教学，同时积极从事翻译和著作。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为止，他翻译和著作达１００万字以上。可惜的是，我们的国家又陷入了 “文革 ”动乱，动乱给予王先生无情打击，致使他于１９７７年８月５日冤死狱中 ！
在做学生期间，我与王造时先生来往不多，毕业之后我离开了历史系。１９７６年我回历史系任教不久，王先生已含冤去世 ！但是，当我把研究方向确定为 “救国会史 ”时，首先接触的就是王造时先生的史料 ———“文革 ”期间的所谓 “交代 ”，反右斗争时期公开发表的言论，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更多的史料，我走进了王先生的历史的天空。我看到了他在 “五四 ”运动时的身影，追踪他爱国抗日的足迹…我决定将之作为课题的重要内容进行探索和研究。
王先生是清华学校 “五四 ”运动信息最早的传递者之一，是清华学校学生参加 “五四 ”运动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他走上街头宣传反帝爱国的道理，两次被北洋政府军警逮捕入狱。王先生也是爱国抗日的先锋，“九一八 ”事变之后，王先生就和章益、谢循初等教授组织“上海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 ”，发表。教授抗日救国论 他号召：
遇“到这种严重的内忧外患，大学教授不出来说话，谁出来说话 ？大学教授不出来指导，谁出来指导 ？”淞沪抗战时，他曾积极组织群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他主张：“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本拼命到底，促成日本国内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他铁骨铮铮地说：“士‘可杀，不可辱 ’；国‘可破，不可屈 ’。我们为争民族的人格，人类的尊严 …”他主张 “停止一切内战，‘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他警告国民党当局说：“若这次日本空前的侵略，国民党大权在手，没有坚决的表示，甚至于反而压迫救国运动，那么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国民党终必被人打倒无疑。”
王先生当年的爱国抗日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不应湮没的。于是，我提起笔，写了。王造时自述。、。王造时传。、。王造时在 “七君子 ”事件前后 所谓 “七君子 ”事件，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当局迫害王造时等民主人士的事件。１９３６年５月底６月初，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王造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救国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批评国民党 “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 ”的政策，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害怕。国民党出于对抗日运动的仇恨，于１１月２３日凌晨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以所谓 “危害民国罪 ”关进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七君子 ”事件。
我还发表了。王造时等人的。致斯大林的公开信，揭示了王先生在此一事件中所表现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精神。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前苏联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申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订立此种条约，不管斯大林当时出于什么考虑，都是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所以救国会领导人认为有公开发表文件表示异议的必要。当即推举王造时先生起草，王先生义不容辞，起草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 公开信表示：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 ；而且深信我们必能全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造时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 大公报。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公开信，其中一封是王造时起草的。
王造时先生始终把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敢作敢为，不怕牺牲，他的这种爱国者和先进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崇敬和继承的，我为曾经有过这样一位老师感到无比自豪。
在深入研究王先生的资料之后，我发现，王先生不仅是个爱国主义者，而且是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九 一八 ”事变之后，日寇疯狂进攻，企图迫使南京政府投降。国民党政府惶恐中迁都洛阳，召开 “国难会议 ”，听取民意，以缓减国内压力。于是聘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各方代表７０余人为 “国难会议”会员。王造时先生是被聘会员之一。这时，王造时与褚辅成、黄炎培等４０余人联名提出结束 “训政 ”，实施 “宪政 ”的议案。于是，“训政”与“宪政 ”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认为，中国人民程度太低，不经过国民党 “训政 ”，不能运用民主政治。他在南京接见王造时等 “国难会议 ”会员代表时，甚至扬言：诸“位如果不满政府的 （抗战 ）办法，去革命好了。”王先生当场批驳说：革“命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无路可走，自然会有人去革命。接”着，王造时先生在。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逐条批驳汪精卫，指出国民党不能 “训政 ”、不配 “政”的道理。“国民党 ‘训政 ’式的贵族政体，…实质附庸于军阀。训‘以中国之大 ’，我们当然不应该希望 ‘将中国的事完全做好 ’，但是国民党以 ‘革命党 ’自居，以‘训政 ’为名，至少要比北京政府时代做得好一点，才能骂人，才有资格 ‘训政 ’。但是，请问外交内政，哪一处能够比得上从前 ？只有贪污的程度，内乱的迅速，以及卖国的手段，比从前厉害罢了。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又一轮以反对 “国民党一党专政”法西斯统治为特征的民主宪政运动展开了。
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救国会 “七君子 ”无罪获释后，王造时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在国民参政会上，曾与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董必武等一起，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积极参加了１９３９年的第一次全国民主宪政运动和１９４４年第二次全国民主宪政运动，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法西斯统治的诤友。
国民党当局曾经对王造时先生软硬兼施，迫使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１９３７年７月，当局密令全国各大学不准许聘请王造时教书，以断绝其生计的手段来迫使其屈服。兰衣社特务甚至把他列入暗杀黑名单。同时，又想方设法拉拢他，封官许愿，劝他加入国民党。在江西，熊式辉来拉过 ；在重庆，张群、陈诚、陈立夫也来拉过。但是王造时始终坚持民主政治理想而不为所动。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王造时接受熊式辉的邀请，担任江西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大队长是蒋经国。接着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直到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６日吉安解放。其间，王造时与蒋经国、熊式辉等国民党高官、高级将领有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社会关系确实复杂起来。但是，他办的。前方日报。始终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团结的大方向，没有做过一件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坏事。相反，在国民参政会上，与中共代表，与民主爱国人士，为争取抗战到底，为实行民主宪政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折不挠的斗争。真可谓处污泥而不染。王先生做人高风亮节，深深地教育着我，我从内心感到十分佩服。这也正是我研究他、走近他的原因和动力。
在检视了王先生解放后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以后，我更深信，尽管王先生是在吉安解放后，才与国民党政权真正脱离了瓜葛 ；但解放后，他是真正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他的一系列文章就是佐证。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日国庆节时，王先生在。我们今天庆祝国庆要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的文章中说：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成功，而只能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共产党来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方能成功，并且只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完成中国的革命。”
也正因为如此，王先生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尊重。１９５７年２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市政协推举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和王造时前往出席。在北京，他不仅受到救国会的老朋友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热情款待，而且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总理肯定王造时解放初反对解散救国会的意见。他受邀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由于党的信任，他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他马上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得到马寅初先生的赞扬。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会议上，。新闻日报。和。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归纳起来，主要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法制建设 ；应该加强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 ；应该切实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 ；应该建立民主监督制度 ；应该推行基层民主管理等问题。他的讲话，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和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精华，是切中时弊的诤言。
但是诤友是不易当的，有时难免要受委屈 ！１９５７年的那次灾难，致使他在 “文革 ”结束不久就冤死狱中。
然而，历史的光彩是不能淹没的，是金子总要闪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日，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王造时的平反决定。指出：原“定王造时组织反革命政党问题，属不实之词，应予否定。”１９８０年８月，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举行王造时同志追悼会。悼词写道：王“造时同志解放前热爱祖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解放后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切希望祖国富强。在教育文化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面，提出过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王造时同志的一生，不愧为爱国民主人士，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是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尽一己微薄之力，拂去落在王造时先生身上的历史尘埃，让他的光彩继续照耀后人。我为自己在此时仍能承担此项使命而感到光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