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学院 何开玲
“老师 ”是人间最美好的尊称。１９５１年起我进入上海医学院 （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 ）当助教至１９９２年底退休，在大学里做了４０多年的教师，其中有成功的乐趣也有失败的教训。
在这４０多年里，我们当教师也不能只管教好书就行了，常常还要我们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最普通的号召是所谓 “教书教人 ”。教书教人，本是件好事，老师原应尽 “传道 ”的责任，但是领导上常要通过我们这些教师的口，做一些他们想干预学生生活上的事。譬如有一次，领导上要我阻止我带教的班上的两个学生谈恋爱，我内心觉得不以为然，想到他们都已经近２０岁的人了，两个人很般配，成绩都不错，只要不因谈恋爱影响学业，不必多干涉，但组织上的命令不好硬顶，我对学生们说，谈恋爱，不要耽误学业，要注意影响，就这样搪塞过去了。人们常说天地很大又很小。我在１９９２年到芝加哥大儿子家探亲，大媳妇告诉我，她碰到了一位业务主管，这个人对工作很挑剔，比较难搞，并听说是我的学生，她心中更感到不安，因为她想到，学生一般总是害怕老师，而对老师没有多大好感的。当大媳妇把我的名字告诉了这位主管后，这位主管对她的态度大变，一改一味严格，而变得对她十分关怀照顾，并且告诉她说，我是她的好老师，曾经帮助过她们。实际上我只不过没有死硬按组织上的意见，阻止她们谈恋爱。她们在 “文革 ”时毕业后，一同分到新疆，１０多年后，一同来到美国。她们现在有一个幸福的家。从那时起，她们与我的儿子和媳妇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下面我要谈谈我与研究生结成的友谊。１９７８年学校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我那时还只是个讲师，不具有招研究生的资格。我因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加之人际关系的矛盾，想离开教研室到中科院细胞所工作。这事被学校的领导知道了，党委两位书记来劝我，说现在正是学校用人之际，不要走。书记们特准让我提前招研究生，配给我工作助手。就这样，我以讲师身份开始带研究生。当年招了两名，第二年又招了两名。到１９９２年退休为止，１０余年一共招了１０多名研究生。１９９２年退休后，我还协助其他教授带了９名研究生。改革开放给我最大的机遇是让我碰到很多好的学生，可惜他们毕业后，大都去美国继续学习，然后留在美国工作。多年来，在我去美国时，他们总会从四面八方赶来与我相聚，前后在美国纽约聚会了三次，从最初的单身会面，到后来拖儿带女来会面，人数增加了，难度也大了，可是我们的师生情谊源远流长。我的儿子曾开玩笑对我说：妈“妈，你对研究生比对我们还好。”
丁如川是我１９７８年破格第一次招收的研究生，我是在招生已结束后从落选的考生中挑出来的。他就读于上海医学院，进校不久，“文革 ”就开始了，实际上没有读到什么医学院校的书，但是他毕业于育才中学，而且是个运动员，是青海省城的排球队队员。我认为他的考试成绩虽不够好，但可能有潜力，所以选中了他。这些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时，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刚从 “文革 ”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一切都要从头新建，条件还比较差。我给他的课题起点较高，肝“癌染色质磷蛋白 ”的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他非常珍惜这个入学的机会，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他接种了１５０多只荷瘤小鼠，加上对照正常小鼠，做试验的小鼠共达６００多只。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有一次他在用同位素P３２做示踪试验时，因受到辐射照射的剂量太大，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面部和手部都受感染，生了疖子，我看到后，立刻让他停止操作，由我代他做下去。我们将困难一一解决，终于得到了非常理想的结果。在写总结论文稿时，我正患病住院，他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医院之间，拿走我在病榻上提出的改稿意见，带来修改过的稿子。就这样，在我住院约半个月中反复修改了三遍，如期完成了论文撰写，按时举行论文答辩。筹办论文答辩会时，有人曾对丁说：你“的题目那么难，能通过答辩吗 ？”但我对丁如川的工作很有信心，说：你“做好准备，我要请最好的老师组成答辩委员会。我”请了中科院生物化学所副所长、中国最具权威的蛋白质专家曹天钦教授 （我们的工作有关蛋白质方面 ），还请了我校管理业务的副院长朱益栋教授，他治学严正，使人生畏。结果，答辩会非常成功，似一场高水平的论文报告会。他用数学方程式推导说明试验结果，流利地回答了所有的提问，与会的答辩委员一致通过答辩，授予学位。结束时，曹教授特地与我握手，祝贺我培养了这么好的学生。后来听传说，曹先生回去，对所里的研究人员赞扬丁的工作和他出色的答辩。
答辩后，我要求研究生处帮我把丁如川留在教研室工作。当时要把原在 “文革 ”中分到边远地区的医学生调回上海市是非常复杂困难的。幸好当时研究生处的干部们非常通情达理，他们和我一样爱惜人才，花了很大的力气，帮我把丁留下来。这时我应美国同行的邀请去美国短期合作工作，我临行时嘱咐丁把他的研究课题继续做下去，这是个热点课题，很有前景的。但是，等我一年归来，由于人为因素，使得他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我就把他推荐到美国，继承我的事业，继续我的工作。他总说，我的今天是何老师促成的三级跳：从青海跳回上海 ；从一个学生跳为名牌大学的老师 ；从国内的教师跳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教师。的确，他很成功，但是他很念情，把成功归于我对他的培养。若无机遇，若不是他的努力，能有那么大成功吗 ？
在丁如川以后，我每年继续招两名研究生，他们都很好，我和他们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１９９１年在江西医学院工作的钟叔平拿了一篇有关 “非组蛋白对基因的调节作用 ”论文，到我校研究生处，要求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学位。研究生处看到他的论文是属我的研究领域，让他直接来找我，那时高教部有文规定，凡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完成一篇达到相当水平的论文，经过答辩，可授予相应的学位。钟告诉我，他是江西医学院生化教研室的一个技术员，跟班听了一些有关专业课，并完成了一篇论文，要求我审查，能否让他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我阅读他的论文后感到分量不够，但考虑到他是自费来的，求胜心切，不应该拒之于门外，但也不能降低要求，我让他在已有结果的基础上，用３—６个月时间，再做一些工作，补充一些数据。就这样，他立刻留在我的实验室内开始做试验，他的技术操作非常完美，两只手摆弄着试管，像做魔术般的快速转动着。他非常勤奋，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工作，受他的带动，室内另外两个学生和他一同在夜间灯火通明地工作着。记得那年的年三十，我在实验室内等他们工作告一段落，把他们拉回家，吃叔文烤好的肉，一起过了一个大年夜。很快他就得到些期望的结果，在他补做试验的同时，研究生处根据上级要求，在两周内要他补考英文和四门专业。他的试验已非常紧张，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最终他都如期完成了，他的上进、好学、敬业精神令人佩服。从我这里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又到湖南医学院肿瘤所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去美国深造。他在美国实验室仍保持在我的实验室那段工作时的干劲，每天工作到深夜才归，因此成果丰硕。去年，我到美国探亲，到他那里住了数日，他告诉了我一些往事以及到我这里拿学位的原委。他是在 “文革 ”中下放到当地农村的知青，初去时和大多数青年一样，安心在农村努力劳动，几乎年年评为先进。几年后招工，招生名额下来了，可就因他属于出身不好 （他父亲是南昌市内一个机关的一般职员 ）轮不到他这个 “先进的劳动者 ”。到１９７７年，在高考中他被录取在江西医专，毕业后分在当地医院的化验室工作。他有很强的上进心，在工作之余，到江西医学院旁听生物化学课，又在教研室帮忙做课题研究。后来才知道，当时江西医学院是个无权授予研究生学位的单位，才自费跑到我这里。听了他的介绍，我更觉得这个学生收对了，帮助人成长是老师应尽的职责。
从上所述，似乎我可以算得上是个成功的老师，但也有失败的例子。“文革 ”前不久，在我带教的一个小班实验课内，有一个成绩极差的学生，据说是从江西老区来的一个孤儿，上级领导要我重点辅导，使他的成绩赶上去。辅导学生，提高学生的成绩是老师的责任。但也要学生配合，愿意接受。在我的要求下，他勉强每周来我处，让我对他一个人讲解课程。我当时感到他的基础实在太差，无法听懂，我怕伤他自尊心，还要违心地讲一些话表扬他、鼓励他。这种勉强的师生关系一直维持到 “文革 ”开始。不久在我被打入劳改队，第一个碰到向我勒索的，竟是我花了不少心血的那位学生。有一天，他跑到劳改队来找我，当时碰到他时，我心中有些疑惑，有一丝惊喜，还存一线良好的希望，想到他到底是我尽心教过的学生，在这个非常时刻还认我这个老师。但是令我难受得几乎要晕倒的是，他一开口就向我 “借用旧自行车，为了革命的需要 ”。然而，我还是原谅他，因为他的心灵可能长期受到极 “左”思潮的扭曲，一旦遇到了 “文革 ”的适当土壤，就会暴发出来。此乃大形势所趋，非我做教师之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