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所 杜作润
１９５８年，正是如火如荼的 “大跃进 ”年代，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第二年我就要考大学了，在紧跟形势、奋勇苦战之余，还要悄悄地琢磨考什么大学的问题。因为一些老师同学在议论复旦大学，知道那里有许多科学家和学术大师：苏步青、谈家桢、陈望道、周谷城…因为对数学家苏步青人生历程的向往和人格的敬仰，因为自己也还喜欢学数学，因为身体条件的制约，最后选择了学数学力学，选择了复旦。
１９５９年夏，经过困苦但远比今天平静的高考，真的圆了梦，进了复旦数学系。从入学到毕业分配留校，再到１９９９年年底，满６０岁按时退休，一晃就是４０年。到今天，年近七旬，在暮色苍茫中东张西望，却又还时常回头看复旦，和她保持着这 “割不断、理还乱 ”的联系，还有这 “说不清、道不明 ”的不了情。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４日，我被批准为中共党员。这是一个让我记忆一生也安排了我一生的日子。从此以后，我学习更加刻苦努力，在班主任王家莲老师的关怀和鼓励下，慢慢克服了语言方面的困难，逐步缩小了和班上的上海同学学习成绩的差距 ；另外，还服从组织的安排，担任了当时数学系共青团工作组的组织干事，在龚雅如同志 （“文革 ”后期去世，这是一位绝对忠实的共产党员 ）的指导下接受社会工作的锻炼，也确实培养了我的实际工作能力，只是多付出了许多时间。
五年的校园生活，除了社会工作的重压，除了每年 “三夏 ”或 “三秋”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劳动锻炼，除了接受政治形势教育，包括１９６２年的反右倾、１９６４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 “时代精神汇合 ”论和反对 “合二而一 ”等等。除了在这些方面不少的时间支出之外，主要的时间当然还在教室里、在图书馆，在听老师们的教导。其中，有欧阳光中先生讲数学分析，那是我们学时数最多的一门课，上课时先生总是逻辑严密、条理清楚、激情澎湃，犹如在吟诵。物性论。那样的长篇哲理诗，那情境，似已嵌入脑际，令我至今难以忘怀，事实上我至今还在享用他教给我的分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还有宋家骕老师讲理论力学课，虽然没有欧阳先生那样的激情，但让人细嚼慢咽，也可回味无穷，后来 “文革 ”后期，“复课闹革命 ”以及工农兵学员进校 “上、管、改”，我讲机械振动学课，也很得益于宋先生的教诲，虽然远没有他从容、自在 ；此外，黄城超先生讲的高速空气动力学，叶敬棠先生讲的流体力学，陈开明先生讲的概率论课，孙振宪先生讲的解析几何，黄缘芳先生、屠伯熏先生讲的代数，谢惠民先生所讲的常微分方程，等等，也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后来给管理学院的学生上课和应邀去海运学院为研究生讲线性代数，都想模仿他们的教学风格。可惜，终因修炼不够，连自己也不满意。当时，这些前辈师长们讲课的那种较真、虔诚、投入甚至忘我的态度，令我似乎感受到世界上只有数学的科学性最真实、最纯洁。以至于后来，因为研究教育评估的需要，我自学过的模糊数学，我也坚持这种多少有点过激的见解。我相信，参加工作后，我在教学和研究中的付出，千真万确得益于恩师们首先对我的付出。我和师兄王文亮先生曾参加当年７０８工程的项目，并因此于１９８６年有幸因为 “动态子结构方法的改进及其推广运用 ”的课题得了个上海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其中我的工作除了亮兄的在学识上的引领之外，也完全得益于这些前贤师长们的教诲，包括直接借用了曹志浩师兄引进和已经程序化了的求解对称矩阵特征值的 GH方法 …遗憾的是：慕苏先生的名来复旦数学系读书，却从来没有正式听过苏老上的课，只有一次去偷听了他上的几何学课，因为我读的是力学专业，方向是粘性流体力学，违规偷听几何学，完全是猎奇。为了猎奇，我还去偷听过胡曲园先生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偷听过张世禄先生讲广韵。当然，更多是到图书馆去偷看、偷抄，那里有无穷无尽的、同样令我毕生难忘的和助我稍解无知的学问、知识和对人生的种种启示。除了整理上课笔记和完成课外作业，在那里，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了许多人、许多事 （包括复旦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许多学科、许多文史哲典籍和我还没有读过的中外文学名著，模模糊糊地知道了世界的多样性、人的多样性、真理和主义的多样性。当时的复旦图书馆，特别是文科图书馆阅览室，也是我的一个课堂，至今我还保存着的２０多本已经发黄的硬封面的笔记本就是证明。我对复旦的体认和亲敬之情，首先就包括了对当年复旦图书馆的体认和亲敬之情。这样的校园生活，虽然一开始有遗憾或误会，但全面反思，我还是很快乐，甚至很留恋，如果可能，我愿意再过一次。
更大的误会还在后来。１９６４年，毕业分配时，我报名去甘肃，想参加国家的宇航航空建设，以发挥我所学之长，但组织上偏偏要我留校在数学系任职。这虽非所愿，但由于害怕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暴露，还是表情愉快地服从了分配，使以下的流水账还能继续。
留校开始时的具体工作，是担任当时刚进入二年级的６２５班的指导员，持续时间不到一年，但这段短暂的经历，因为经常和同学们谈心，交流思想，还对上海同学进行家庭访问，使我和这些实为师弟师妹的学生之间，建立了同样令我毕生回味又毕生难忘的友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业分配后，有在西安的、在杭州的，有在湖南的，还有在美国的，更多是在上海的，不少人至今还和我有来往，在我孤独时或忧伤时，还会有人宽慰我。我对复旦的情，对曦园的情，就包括了对这些师弟师妹们的不了情。
１９６５年夏初，不知是何原因，我被借调到上海市招生委员会工作，同时借调去的，复旦还有中文系的丁锡根先生。我们同在宣传组工作，相处得很好，丁先生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在 “外系 ”的师长，他的成熟和稳重，至今仍然是我应该学习的榜样。
招生工作结束后，１９６５年秋，刚刚回到系里报到，党总支书记告诉我，组织上安排我跟苏老工作，担任他作为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数学专业组副组长的秘书，而且据说是我分派留校时就计划好的，因为当时上下还未沟通好，没有告诉我。对这样的安排，我虽然不满，但我不能作任何表白，因为服从组织分配，是共产党员的本性。
在我的记忆中，苏老虽然兼任数学所所长，但去数学所的次数非常少，我所知道的也就那么两三次。其中有一次，所里开会，讨论秘书给他的关于数学所的发展方向和人事安排的报告。苏老说些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老先生对报告文字的批评责骂令我颤栗，也令我毕生难忘。我开始理解参加了工作和在校读书之间的差别，真实的人生和书本的差别。同时，我也更加努力，多方面地设想我的工作，多方面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水平。只可惜，在一种不太宽松的环境中，提高并不显著。经过一番准备，在苏先生的授意下，我代表他先后到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进行了一轮访问、调查。还到北京参加了科委秘书长召集的秘书会议。初步调查完毕后，我写了一个向国家科委的报告。苏先生看了后很高兴，立刻批了 “打印六份，尽快上报 ”，并签了大名。这份报告的原稿，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身边。既是记念苏老的纪念品，也是自我反刍的素材。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一切都乱了，这笔流水账就更难记了。只能简单地说：当时我激情喷发，贴大字报，混入 “红卫兵 ”队伍，贴的大字报，包括对张涛同志的、李明忠同志的和苏先生的，还有王零同志的。后来，我又被推进了系的 “文革 ”领导小组。但以我既柔弱而又自负的个性，真的不想再疯狂表现自己 “革命 ”到底的决心，所以后来又贴出 “罢官声明 ”自动辞职 ；此后，开始当逍遥派，还加入红卫兵步行串联的大军，从上海走到井冈山，再走到韶山，再走到长沙；后来，还和一大批复旦师生步行到浏河去学习一位顾妈妈的先进事迹，她是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后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我被 “结合 ”进数学系的革命领导小组 ；后又下乡到宝山罗店或罗泾农村备战 ；再后来被 “保送 ”进奉贤 “五七 ”干校、“毕业 ”后又被 “保送 ”到崇明 “五七 ”干校，在那里，我这个少小就务农的人，没有苦和累的记忆，却平添了许多快乐，因为认识了复旦许多当时与我同类的领导干部、著名学者和师长，而且都是相互平视的，甚至是经常嘻嘻哈哈的，他们也都是我复旦情缘之一源 ；后来，就是复课闹革命，就是工、农、兵学员的上、管、改…我们一直都畅想着那理想之花，可培育这美丽的花朵，实在让我们支付了太多的投入，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
１９７１年初，我奉命进入７０８工程项目。前期，去龙华飞机场７０８设计组工作，寄居中山西路小学，主要掌握 “运１０ 飞”机的结构和空气动力设计 ；后期，包括已经调到学校教育革命组之后的８０年代初，则主要在校内６００号数学系二楼７１９机房，用 GH方法，计算运１０飞机的固有频率和振型、突风响应、着陆撞击响应、跑道滑行响应，我曾为这些计算入过迷，确实太投入了，经常通宵达旦，有时晚上就睡在燕园西首的 “７０８ 实”验室，为此还受到师兄兼同事的陈康元先生的批评，他告诫我，也要多关心家庭、关心妻子、关心孩子。康元兄也是我在复旦毕生难忘的契友，我们还约定过，还要一同到罗泾公社潘桥生产队去看看当年我们劳动过的地方，看看我们认识的人。
“文革 ”结束，又发生了一场误会。因我作为老革命王零同志在崇明干校的校友，我被他第二次认识。又因为他被 “解放 ”、被重新任命为校党委领导之后，需要人手，１９７９年，就将我调出数学系，他诙谐地挤兑我，要我快点从防空洞里出来，参加当时的教育革命组工作。虽然有点自负但全无自信心的我，只好顺势离开数学系力学专业。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也由于学术发展的机会较多，几经转折，我开始了与７１９计算机房毫不相关的高等教育研究，直到退休。
几笔流水账本可到此结束，但思之再三，似有两笔账还应该补充记录一下。第一笔：那是１９８１年的春天，王零同志一早到我们在 “四幢楼 ”的办公室，要我仍旧回去担任苏老作为复旦大学校长的秘书，还说，这是苏老提出来的。老革命来得很突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要求让我想一想。后来我终于到老王那里表示了不愿去的态度，并且解释了藏在心中的原因。我因此至今还有愧感，对王零同志，对苏老，都有愧感。记得老革命还到当时复旦第四宿舍我家里去动员我，还因此惊动了我当时的友好邻居大陆先生等 …因为有愧感，所以我对复旦的意更深、情更切。第二笔：那是１９８９年，发生了一些容易使人激动的事件，虽然我已经是 “知天命 ”之年，但仍旧激动不已，十足的是个老顽童，居然也去游行了，去签名了。为了此事，后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即党员登记时，还一度成了问题。最后，经老强出主意，以检讨自己幼稚、不成熟为基调，终于渡过了难关。为此，我深深感谢老强，至今仍然服帖，他既是我的老上级，也是我的老朋友。
１９９０年，我申请去加拿大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居然也没有被人阻拦而顺利成行，我还是很幸运。在多伦多，有朋友要我留下 “避难 ”，享受加方政府每月８００加元的救济金生活，我权衡之下，还是回来，不为大话爱国，为的对复旦还有一份情，对教育过我、关怀过我的师友和领导也还有一份情，淡淡的，忧伤的，却是难以割舍的。面对我敬仰和留恋的母校复旦，我宁愿永远是老顽童，永远幼稚，永远不要成熟，永远磨蹭在她的鞭策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