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第十五首，《阮籍集校注》第265—266页。“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诗》第三十九首，《阮籍集校注》第321页。阮籍在年轻时，读的是儒家诗书，立志以颜回、闵子骞为榜样，决心效仿“成仁取义”的忠义之士，希望获取功名道德，此时的阮籍充满着济世安邦的热情。但当他开窗四望，看见的是布满山野的坟墓，使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开轩临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咏怀诗》第十五首，《阮籍集校注》第266页。无论是圣贤还是凡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结局——死亡，都要变成长眠于荒山野岭的孤魂。想到此，阮籍不禁悲从中来，他大彻大悟：世间一切荣华富贵和美名有何作用？还不如早点追随仙人羡门子高去修长生之术。这是一种触物悲情下的反省，是由死观生后对人生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但以其家族地位和才气名声，阮籍无法遁世避居。独善其身既不可能，只好“遗落世事”、在任诞放达、酣畅宴饮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才俊志高，特征辟其为属官，力辞不就。后在亲朋好友劝说下，勉强就任，但不久即以病辞归。曹爽辅政，权势浩大，征召阮籍为参军，他再次称病回避。不久曹爽遭诛，世人皆以阮籍有远见。之后，阮籍任过太傅、从事中郎、散骑常侍等职，五十四岁时死于任上。为什么阮籍对“逍遥游”悠然神往，却多次到朝廷任职？这是他有不能言说的苦衷。如果他与统治者公开对着干，硬扛着不去应召，很可能会遭杀身之祸。两难之下，阮籍只好取“遗落世事”的态度，或人在曹营心在汉，或敷衍塞责，或醉酒佯狂，或装聋作哑。司马昭欲与阮籍结亲家，他大醉六十日不醒；钟会欲加罪于他，每以时事问之，阮籍皆以醉不应，司马昭和钟会只好不了了之。
更奇特的是，阮籍听说步兵营房的厨师善于酿酒，于是请求任步兵校尉。“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丢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晋书·阮籍传》，《阮籍集校注》第418页。醉酒成为阮籍遗落世事、消灾避祸的手段。虽然背上了“疏狂”和“痴傲”的名声，但却收到了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之效果。在魏晋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人的生命朝不保夕，阮籍要想践履“大人先生”的人生模式，做到“齐万物”、“泯是非”、“逍遥于无何有之乡”是不可能的。在保全生命与精神自由的两难选择中，他找到了一条也许是最适合他的人生道路，这就是：超越礼法之外以获得人生自由；酣饮终日以祛灾免祸；为官在朝却“遗落世事”。所有这一切，虽不能延年，但可以“保身”；虽不能免俗，却可以“全生”。这是身处乱世中阮籍的无奈选择，我们不能苛求他。
生死观念：生究其寿，死循其宜生死观是人们对死亡的思考及看法，其特点是先由“生”观“死”，再由“死”观“生”，在透视生死之后，更加自觉地规划和安排自我人生。阮籍在《达庄论》一文中，系统阐释了他的生死观。在《达庄论》中，礼法之士以“客”的身份提出设问，作者则以“先生”的身份做答，通过问答的形式探讨生死问题。“客”问：“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生死，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为诚是也。”《阮籍集校注》第136页。儒者以天地之道来区分人间吉凶祸福，建立“是非”等价值准则，人们追求利益，尊崇权势，厌恶死亡，重视生存，整个社会安定有序。而庄子“齐祸福，一生死，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将会产生困惑和混乱，使人们无所适从和社会陷入混乱。面对咄咄逼人、暗藏机锋的“客”问，“先生”从容地谈到：“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阮籍集校注》第138页。
这是说，立于个别人的立场来看，天地有上下，万物有殊相。但若能超越个人立场，站在本体之境看问题，则会发现，天地生于混沌之自然，何有异？万物生于苍天大地，怎有别？这即是，若从事物之不同着眼，“则肝胆楚越也”，而若立于事物相同点来看，“则万物一体也”。由以上观点来看人之生死：“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积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阮籍集校注》第140页。
人与人虽然不同，但从本根而言，则皆由自然天地而来，其形体、性情、精神，本质上皆蕴含天地之精华。由于自然天地是超越生死之外的，所以从“生”之角度而言，万物包括“人”在内，无不“长寿”；但从死的角度来看，则万物无不短命。因此，大小之别、寿夭之分都是由不同角度看问题而产生的，本质则应该是“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如果像儒家那样，过分执著于事物的差别，则会忘记万物的根本，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彼此争夺，从而失去人安和顺适的本性，于是各种疾病祸乱产生，夭亡也就不远了。人们应该向至人学习，“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消息不亏。”《阮籍集校注》第144页。“至人”的生死观是：他们不汲汲于世间之功名利禄，所以生也恬淡；他们时时以本根之自然处世，所以死亦平静。生时能够恬淡，则情感不会受到外界诱惑而迷乱，以至伤身害体；死时能够平静，则神魂不会离散，从而回归大道趋于永恒。于是，人们与阴阳同化、天地同变，生时好好地活，尽其天年；死则循自然之宜，了无遗憾。所以说：“故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真。”《阮籍集校注》第145页。“畏死而荣生”的生死观，是在生死自然更替中渗入了好坏优劣的价值评判，故而会以生为荣，以死为惧。阮籍指出：人们只有随顺大自然的造化，体认到“生”是造化之功，“死”亦造化之意，摒弃是非、优劣、得失的价值评判，不刻意有为，才能保身全生。而世俗之人恰恰不明白“生死之理”，他们“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夭，自割系其于世俗也。”《阮籍集校注》第151—152页。由于过于强调生死的区分，追求财富、地位、享乐，结果伤生害体，不能终其“天年”。在阮籍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哀。可见，阮籍在《达庄论》中表述的生死观，基本上是从庄子思想出发，针对世俗之人、礼法之士的观点阐发的。主旨在要求人们回归“大道”，从现实的生死之分迈向观念上的生死齐一；由真实的生死之别回复到本根的无生无死。所以阮籍的生死观念是：生则恬淡处世，以尽天年；死则顺其自然，回归大道。那么，阮籍能不能在自我的生死实践中一以贯之呢？应该说，他是极力这样做的，但仍在某些方面不能完全超越生死，有荣生畏死之念。
究其原因，则是生死观念与生死态度之间的矛盾在阮籍身上的表现。生死态度：保身全生生死态度指的是人们面对死亡逼近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阮籍在著书立说时，以庄子的“一死生”为指导，阐述各种生死道理，要求人们不恋生，不畏死，随顺自然变化，超越生死之外，做纯粹的逍遥之游。但在真正面对死亡时，仍表现出一种忧死畏死、渴望保身全生的追求与行为。在生死问题上，阮籍的理论基础就是庄子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庄子浅注》，曹础基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页。“保身”主要指人们保住身体与生命之存在，使之不过早地夭折，也不要遭遇水火刀兵而亡。如果一个人不注意身体的健康，不远避危及生命的事件，没有活够自然赋予的寿命便逝去，那便没有“保身”了。而“全生”意谓“全性”，即在世俗生活中仍能够保持纯朴自然的“天性”。如何在“保身全生”的基础上做到“养亲尽年”，这是阮籍及其他魏晋士子竭尽全力追求的人生目标。但在司马氏独掌生杀大权的时代，在统治集团互相猜忌、杀戮成风的时候，“保身”不易，“全生”更难。阮籍虽放达，“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缤纷。”
认为生死皆自然之理，不必太在意。但在他的心灵深处，仍时时刻刻有着深重的生命焦虑：“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集校注》第312页。感叹时光如梭，光景催人，不由得身心憔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