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在须臾间魂气飘散，这都是“保身”之忧、“全生”之愁。纵有“生死齐一”之观念，又奈何死亡如此逼人？“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修龄适余愿，光宠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焉得凌霄翼，飘颻登云湄。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阮籍集校注》第324页。由“晷度”所显示的日月运转，联想到人生短暂，生命飘零如风尘飞逝，生命逝去像白云消散。作者虽钟情于“修龄”之术，盼望能益寿延年，但又觉得成仙之路飘渺难寻，走出生死困境似乎难以做到，这种生死之境迫使阮籍忧心如焚，不知其可。所以在阮籍的一生中，常常表现出无路可行的状态，“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阮籍集校注》第422页。“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阮籍集校注》第315页。走投无路的现实使阮籍深感世事无常、人生无常、生命渺小，可谓无可奈何。所以阮籍常常夜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集校注》第210页。诗人为何夜不能寐？为何面对清风明月独弹鸣琴？是生死之忧让他无法平静，伤心感慨。诗人一忧生命短暂，光阴似箭，转眼已从青年步入老年，而死神的狰狞面孔已依稀可见；二忧生命朝不保夕，死亡如一把高悬在人们头上的利剑，不知何时、何处会突然落下，转眼人天相隔，岂不痛哉？岂不哀哉？岂不辗转反侧夜不能眠？孤独凄苦的阮籍，在现实生活中尽可以遗落世事、酣醉于佳酿之中。但他的灵魂却无法安顿，像幽灵般徘徊于天地之间，上天入地去寻觅出路。然而大限已到，景元四年冬，阮籍停止了上下求索，驾鹤西去，时年五十有四。古时，此寿亦不算夭折，而且阮籍与嵇康不同，并非是凶死，获得了善终，应该算是“保身”了。其整个人生过程亦旷达任性，可以称之为“全生”了。对阮籍人生哲学的沉思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既是一个战乱频仍、社会痛苦的时代，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富于智慧、充满激情的时代。阮籍就是在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的时代氛围中成长为魏晋名士代表的，他融理性智慧与感性热情于一身，才高八斗，睥睨人间，心高气傲。他少好诗书，长好老庄，诗文瑰丽，享誉朝野。但却生不逢时，从幼年、少年至青年，历经魏武帝、文帝、明帝三朝。耳闻目暏，一片血雨腥风，上至官僚阶层，下至普通士子，皆生活在恐怖的氛围中。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阮籍继承道家的人生哲学，以一种怪诞奇特的人生模式行事处世，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得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也算创造了一个人生奇迹。近年来，学术界对阮籍的研究颇多，但绝大多数把阮籍定论为悲剧人生，一些论者认为阮籍一生充满着“失路之悲”与“忧生之悲”，甚至把阮籍视为一个人格分裂和人生失败者。这些人往往只看到阮籍忧愁伤感、“穷途痛哭”的一面，而对他箕踞、长啸、豪饮、洒脱的一面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全面考察阮籍的生死智慧与生死践履，或许可以发现另一个真性情的阮籍。
第一，阮籍逍遥浮世的人生观和遗落世事的人生践履，既是世道险恶和他任性不羁的产物，又标志着魏晋时期“自我生命的觉醒”，意味着中国人生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般而言，“人的觉醒”属于“类生命的觉醒”，是人们自觉地把整体人类与动物和自然区别开来，意识到人是天地之精华，是“天地之心”，所以要遵循社会的礼法，这一觉醒是由儒家完成的。而老子、庄子则揭示了人之个体生命的独特性、无可替代性，人本身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所以要打破各种外在束缚，保持身心自由，在天地之间作逍遥游。道家人生哲学实现了从“类生命的觉醒”到“自我生命觉醒”的提升，而这正是阮籍人生哲学的基础和前提。《晋书·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集校注》第416页。由“济世志”到“酣饮为常”，这是人生模式的极大调整，这种调整是在生死相逼（“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环境下完成的。完成人生模式调整后的阮籍，虽也有忧虑天下苍生疾苦的时候，更多是对自我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忧虑。他希望在这乱世之秋，能够远避灾祸，逢凶化吉，以尽天年。
但在那个风云变幻、人命如草的时代，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集团为巩固政权，翦灭政敌，滥施酷刑，诛杀名士，甚至采取株连九族的连坐法，一时朝野阴霾密布，士子们战战兢兢。由于阮籍的名望，统治者为了装点门面，多次征辟他为官。阮籍不能硬顶，只好采取“以病免”、“以疾辞”等办法推托。实在推托不掉时，也就暂入庙堂，虚与委蛇。虽人在朝廷，却“不与世事”，饮酒终日。目的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在《咏怀诗》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逍遥未终晏，朱晖忽西倾。……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阮籍集校注》第291—292页。
他希望自己能像“云间鸟”那样，翱翔远游，获得长生。然而世道污浊，罗网重重，他插翅难飞啊。不得己，阮籍只好采取“朝隐”、“道隐”的方法来消极避世，以获得“保身全生”。在乱世之中，这是一种高超的处世策略，阮籍运用得十分成功。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一般是在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得以确立的。人们必须按照自己在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名分生存生活，否则就是僭礼越法，会受到社会的谴责。阮籍超越了这一传统人生模式，确立了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完全是从生命在我、我必须“保身全生”的角度来体认自我的独特性，来彰显自我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我生命的觉醒。它使人们从家庭家族关系、社会政治关系中回归到人自身，认识到人生命本身便是价值本体。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生命本位转型，阮籍才能超越世俗礼法，做出一些在当时简直就是惊世骇俗的事情。或酣饮终日，不与世事；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或不分场合，箕踞而坐；或男女无防，率性纯真等等。这些怪诞放达的行为只能发生在“生命觉醒”之后，是主体独特性表现的产物。尤其是他哭邻家女的故事，更能说明这一点：“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阮籍集校注》第421页。
阮籍与这家人不认识，没有任何人际关系，为何会为这未出嫁而死的女子而悲泣呢？这是阮籍为这朵美丽的生命之花还未绽放便凋谢而悲，为生命如此脆弱而泣。在阮籍的眼中，这个女子是否孝顺父母、是否守妇道、是否遵循礼仪规范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生命存在本身，她的早夭意味着一条鲜活的、美好的生命陨落了，此不可悲可叹可泣乎？在世人眼中，阮籍的举止不仅仅超出礼法之外，简直就是有“心疾”了：她与你何干？你竟“径往哭之”。而这恰恰是阮籍与世俗之人的区别所在：世俗之人是从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论证“人的存在”，阮籍则是从“自我生命意识”的角度确证“人的存在”。刘大杰先生认为：“魏晋人的人生观是以人性的觉悟为基础，而以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为其归宿。”《魏晋思想论》，刘大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此论十分精彩。阮籍的人生哲学虽以“人性的觉悟”为基础，但又远远超越了“人性的觉悟”，走向了以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为特征的“自我生命的觉悟”，具有强烈的个性和感性色彩。然而要真正获得“自我生命的觉悟”，还必须进至死亡观的阶段，通过由死观生才能达到。第二，阮籍的生死观念是“生究其寿，死循其宜”，生死态度是“保身全生”，两者具有一定的矛盾。有些人在生死观念上比较达观，但在生死态度上却有“畏死”的现象，两者之间呈现出某种矛盾的情形。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生死问题是人类遇到的最大又最无力解决的问题，每个人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生于此长于彼，结局只有一个——死亡。所以，人们尽可以在阅读经典、研究学理、谈论生死时，高谈“齐万物”、“泯是非”、“一生死”，形成洒脱达观的生死观。但一旦真正面临死生时，也许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恐怕难以做到达观。如阮籍就经常“忧生”，处处“哀死”，无限向往“神仙”之永生。当然阮籍最终并没有走向宗教迷狂，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神仙不可求，永生做不到。在生死逼迫下，阮籍最终找到的出路是从“自我生命的觉醒”走向“感性生活的觉醒”。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生、生命与生活三个概念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决不可混为一谈。生命是人生的存在面，生活是人生的感受面；生命是人生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流，生活则是人生当下此在的感觉；生命是生活的基础，生活是生命的表现。当中国人在儒家学者的帮助下，从人禽之别中发现“人”存在的独特性时，人们往往从“礼”与“人伦道德”的社会性角度去认识自身，从而走向由内在心性之修养到外在行为之规整的人生之路。在“礼”与“法”这种社会规范及伦理道德的双重挤压下，人们凸显了生命的整体性存在、关系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人之生活的感性、生活的色彩、生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等等，统统受到严重的压抑。对儒家的这种人生模式，阮籍在《咏怀诗》中评述：“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渴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咏《南风》，媪袍笑华轩。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阮籍集校注》第363页。
对儒者这种只求生命辉煌而贬抑挤压感性生活的人生模式，立于老氏立场的阮籍只能对之“长叹”。所以，生命固然是生活之基础，但缺乏多姿多彩生活滋润的生命必是枯萎的。阮籍在“自我生命觉醒”的同时，由死亡观而发现并体会到感性生活的重要与必要。他之所以不仅猛烈抨击“君子”的人生模式，也深刻指出“隐者”与“薪者”人生模式的不足，其原因就在于他已察觉到感性生活在丰富人的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所以他不想隐于山林，与木石禽兽为伍。阮籍的一生，沉醉在美好的感性生活中，甚至以追求感官的强烈刺激来忘怀险恶的世道，去超越生死之忧。在阮籍的笔下，经常对那些循规蹈矩的礼法之士进行嘲讽：“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舆闻之，共议撰辞合句，启所常疑。乃闚鉴整饬，嚼齿先引，推年蹑踵，相随俱进。奕奕然步，滴滴然视，投迹蹈阶，趋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检，犹豫相临，莫肯先占。”《阮籍集校注》第134页。规行矩步，相互恭让，似乎是守礼节，但却失去了人际交往中的诚恳、纯真和快乐。阮籍又说：“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之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悲夫！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坚无穷已。”《阮籍集校注》第165—166页。在此，阮籍是以“虱”喻“君子”；以“裈裆”喻礼法。“虱”躲于裤缝之中，犹如君子生存在礼法之内，自以为是“安宅”。一旦“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烧死于裤裆之中而不能逃出。阮籍此言，既是对礼法之士的尖刻嘲讽，亦是对魏晋名士生命朝不保夕现状的真实写照。在司马氏取代曹魏的过程中，大开杀戒，无数人头落地，部分礼法之士也未能幸免，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断头台。阮籍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十分清醒的判断，不加入曹魏和司马氏中的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即使被迫征辟为官，也是“不与世事”，虚与委蛇，远离是非之地，从而在乱世中得以保全性命。阮籍保全性命的秘诀在于：超越礼法束缚，随顺生命本性的张扬，追求感性生活的快乐欢欣。《晋书·阮籍传》云：“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阮籍集校注》第414页。
“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忽忘形骸”，这是冲决礼法束缚后的个性张扬；而“登临山水”、“博览群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则是感性生活的丰富欢乐。生活既丰富多彩，又能保全性命，岂不快哉！人生中生命与生活的紧张状态，常常使人生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是生命存在至上从而压抑感性生活之需呢？还是生活感觉至上置生命于不顾呢？传统中国人往往持生命存在高于一切的人生观，现实生活中感觉再不好，活得再苦再累再穷，也要坚持着活下去，生命中传宗接代的责任、人伦社会的责任高于一切，感性生活的状态如何是可以不去考虑的，儒家圣贤推崇的“孔颜乐处”的人生模式就是这样。现代人往往相反，持有生活感觉重于生命存在的人生哲学，许多人以生活感觉至上，生活中的感性刺激至上，一旦生活感觉不好、不爽、不快乐，则放弃生命的存在——自杀。这两种人生观应该说都有偏颇之处。生处乱世中的阮籍，倒是将生命与生活较好地统一起来了。持阮籍是“悲剧人生”或“人格分裂”看法的人，仅仅是从阮籍外在的某些行为和诗文中的某些文学描写而得出的结论，没有深入到阮籍内在的生命层面，没有考虑到生命与生活紧张的问题。世有“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阮籍取“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何等的高妙智慧？世有礼法对人身心的摧残，阮籍超越于礼法之外，这是何等的风流倜傥？一任自性纯真，何有人格分裂？阮籍达到了生命与生活的统一：一方面，面对社会乱象，险恶的世道，他言谈玄远、不与世事，与政治保持距离，求得“保身”——生命存在及延续；另一方面，在生命之流中，他摆脱一切世俗礼法之束缚，任性放达，酣饮长啸，琴棋书画，远游近交，色而不淫，感性生活有滋有味，这是“全生”，何谈人生悲剧？今人若细读《世说新语》，品味阮籍及士子们的魏晋风流，亦会手舞足蹈，击节称叹。晋人卢播有《阮籍铭》，其云：“峨峨先生，天挺无欲。玄虚恬澹，混齐荣辱。荡涤秽累，婆娑止足。胎胞造化，韬光缊襡。鼓棹沧浪，弹冠峤岳。頣神太素，简旷世局。澄之不清，溷之不浊。翱翔区外，遗物度俗。隐处臣室，友真归朴。汪汪川原，迈迹图录。”《艺术类聚》上册，欧阳询撰、汪绍盈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页。这是对阮籍的盖棺之论，从中不难想见一千七百余年前，阮籍任情率真、超尘脱俗的生命情调，遗世独立、飘飘欲仙的洒脱风姿。其肉体生命虽已回归“汪汪川原”，但其文其行却传之久远，这不是精神生命的“永年”吗？
阮籍的在天之灵可以得到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