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字嗣宗（210—263），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阮籍以清谈狂放酣饮成为正始名士，以撰著《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通老论》被视为“竹林七贤”之精神领袖，又以《咏怀诗》的创作驰名古今文坛。本章不准备对阮籍的文学成就和玄学思想进行讨论，只以其人生观、人生践履、生死观念、生死态度等为核心展开论述，解读其独特生死智慧与生死态度，阐明其人生观与生命实践之价值。人生观：逍遥浮世人生观念与人生实践互为表里、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两者的不同结合便产生出不同的人生模式。对人生模式的评价，既体现了评价者的好恶，又折射出评价者的人生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以寓言的形式比较了“大人先生”、“君子”、“隐士”、“薪者”四种不同的人生模式。
在这四种人生模式中，阮籍独崇“大人先生”，对其他三种人生模式则有不同程度的批评。首先，阮籍高度赞赏“大人先生”的人生模式。“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平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问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隤，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阮籍：《大人先生传》，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16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下凡引该书，不再标明版次。“大人先生”核心的人生追求是“与自然齐光”，亦即与天地齐寿，超越于生死之外，而最重要的人生活动则在“养性延寿”。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养性”就是人们通过修养心性来变化和改造自己的自然本性，逐渐适应社会，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人”或“道德人”。“大人先生”恰恰相反，其“养性”的目的是去除各种文明、制度、文化对自然人性的污染，使人回复到天真无暇的纯洁状态。人之生命一旦回归于自然本性，就能与“道”合一，“与自然齐光”。“与自然齐光”并非肉体上的不朽，而是精神上的自由、本体性的永恒，即所谓“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阮籍集校注》第165页。“逍遥”者，无待之来往自由也；“浮世”者，无执之游戏人间也。人虽生存于天地间，却在一定社会中生活，因此要随顺各种社会规则，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等等。所以，不仅无法获得清幽绝尘的“逍遥”，更难以挣脱动荡污秽的现实世界去“浮世”。“大人先生”不同，其性与天地之“道”合一，摆脱了世俗人伦道德与各种规则的羁绊，获得了“心性”的独立自由。人的心性自由了，形体也就“逍遥”了。人如何才能“逍遥浮世”呢？关键在于做到“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不以尘世的荣华富贵为念。阮籍云：“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为贵夫世矣，而恶知夫世之贱乎兹哉！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沕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欲从而仿佛，浣漾而靡拘；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则可谓富贵矣。”《阮籍集校注》第185—186页。
“大人先生”具有与世俗之人完全不同的人生追求：世俗之人追求的“富贵”是地位尊显、权势熏天、家财万贯，并为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厮杀，哪里能做到逍遥自由、延年益寿？而“大人先生”以回归“自然之根”为务，以超世绝群为志，世俗的一切富贵毁誉皆视如粃糠，无动于心。所以他们可以独往独来，逍遥于天地之间，怡然自得，延年益寿，甚至永寿不死。在阮籍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然而，芸芸众生有几人能领悟呢？所以“大人先生”只有遗世而独立。其次，阮籍又以嘲讽的笔调描写了“君子”的人生模式。其云：“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已。”《阮籍集校注》第163页。“君子”从外在看，其容貌行止，进退周旋，皆中规中举；从人生存在的角度而言，君子们口中诵读的是古圣贤之言，一举一动皆以礼仪为准绳；至于其人生追求则是：少以德行著称于乡里，长则闻名于邦国。在政治上发奋努力，取高位，扬声名，忠君惠民，克勤克俭，念兹在兹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因而在“君子”眼中，“大人先生”们那种不取人间富贵，独往独来，专注于精神逍遥的人生模式，实在是“身处困苦之地，而行为世俗之所笑。”然而在“大人先生”看来，“君子”的人生模式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往者，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覆颠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坏，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往者群气争存，万物死虑，支体不从，身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进求利以丧身，营爵赏而家灭，汝又焉得挟金玉万亿，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阮籍集校注》第165页。
“大人先生”认为：自然变化无穷无尽，社会演化亦十分迅捷，以不变之礼仪因应万变之社会，必然会生硬僵化，落后时代，贻笑大方。即使你建盖世之功，扬百代之名，也未必能获善终。李牧抗敌卫国，身遭惨死；伯宗忠贞直谏，后世绝灭。所以，求取名利、图谋爵禄实为取死之途。不仅亿万财富化为乌有，而且妻子儿女的性命都难以保全。“君子”人生模式的错误在于违背自然本性，过分推崇人为，破坏了自然社会的本来面目。在阮籍眼中的理想世界应该是：“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阮籍集校注》第169—170页。可是，君子们却“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这就造成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氐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阮籍集校注》第170页。人们越是有为，礼仪道德越繁杂，社会就越动乱，人心就越险恶，奸诈虚伪、假仁假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现象就越来越多。阮籍对“君子”人生模式的批判武器源于庄子“齐万物”、“同是非”的观点。在阮籍看来，礼法是君子们安身立命之道，但正是这些东西造成了社会贵贱、贫富、恩怨，使天下人为之相搏相残，终至造成“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总之，君子人生模式既给社会国家带来无穷灾难，更让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让个体和家庭成员陷于危机四伏的境地。再次是“隐士”的人生模式。按一般的逻辑推理，遗世独立、避入深山、专注修养心性、追求延年益寿之“隐士”在阮籍的眼中应该是理想的人生模式，但实际上，隐士的人生模式亦遭到阮籍的抨击。《大人先生传》中以传神之笔描写了一位“隐士”，他看见飘然若仙的“大人先生”时，心甚喜，认为可以“均志同行”，曰：“善哉！吾得之见而舒愤也。上古质朴淳厚之道已废，而末技遗华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躯，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安期逃乎蓬山，角里潜乎丹水，鲍焦立以枯槁，莱维去而逌死，亦由兹夫！吾将抗志显高，遂终于斯，禽生而兽死，埋形而遗骨，不复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齐颜，与夫子同之。”《阮籍集校注》第172—173页。隐士之人生模式，从摒弃世俗生活开始，远离人间社会，躲进深山老林，与木石为邻，像“禽兽”一般生死，追求“质朴淳厚”之道。这似乎是一种自性舒展的生活，是人之自然生命的绽放。可是在阮籍看来，隐士的人生模式，恰恰是建立在区分好坏、是非、优劣的基础之上，骨子里还隐匿着“求名”之实。“故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若夫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伊禽生而兽死，尚何显而获荣，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丧体，诚与彼其无诡，何枯槁而逌死？”《阮籍集校注》第173页。“大人先生”比较了“至人”与“隐士”的人生态度：“至人”的人生态度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分；“隐士”则刻意以己为“是”，以他人为“非”。“大人先生”认为隐士非自己同道，于是“遂风起而云翔”，继续远行。隐士羞愧万分，“衣草木之皮，伏于岩石之下，惧不终夕而死。”《阮籍集校注》第173页。可见，弃社会、离人间、像禽兽般生死的隐士生活，亦为阮籍所不取。最后是“薪者”的人生模式。“大人先生”继续云游，途中遇到一个砍柴的“薪者”，于是问：“汝将焉以是终乎哉？”《阮籍集校注》第176页。意思是说：你就这样困顿艰辛以终生吗？“薪者”云：如何终我一生并不重要，“圣人”且无所忧惧，我又有什么悲哀的呢？
“盛衰变化，常不于兹，藏器于身，伏以俟时。”这个“薪者”并非是普通的樵夫，而是一个形在江海、心存“魏阙”、待机而起的非等闲之辈。“薪者”列举了一些古代将相先穷后达的故事，指出：“由此视之，穷达讵可知耶？且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为用，不以人物为事；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木根挺而枝远，叶繁茂而华零。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阮籍集校注》第176页。在“薪者”看来，人间祸福、贫富、贵贱皆“无常主”。有些人在富贵中忘乎所以，岂不知“富贵俯仰间”，转眼间富贵荣华烟消云散。也有些人身陷贫贱，忧心忡忡，岂不知“贫贱何必终”，也许某天会财运亨通、发家致富？关键在于人们要安于所处的境遇，既不要为富贵而喜形于色，也不要为贫贱而悲哀痛苦。“大人先生”基本肯定了“薪者”的人生模式：“虽不及大，庶免小矣”，意思是说，这种人生模式虽然没有通达于“大道”，但已超凡脱俗了。然而“薪者”的人生模式为何“不及大”？原因在于他虽然可以对世俗的名利权势淡然处之，但没有彻底忘却，骨子里仍盼望待时而动、趁势而发，获得大富大贵。所以，“薪者”也不能作逍遥之游。
于是“大人先生”离开了“薪者”，“度重渊，跨青天，顾而逌览焉”《阮籍集校注》第188页。，继续做他的逍遥游。通过“大人先生”、“君子”、“隐士”、“薪者”四种人生模式的比较，阮籍认为只有“齐万物”、“泯是非”、“一生死”，与大道为一体，不以世事为念，不追求世俗荣华富贵，摆脱一切束缚的“大人先生”人生模式最为理想。这种人生模式并不刻意避开人际社会关系去与木石为邻、禽兽为伍，而是任情所动、率性而行，对世事不拘泥执着，无牵无挂，这样就可以逍遥于“无何有之乡”了。人生践履：遗落世事《大人先生传》文辞瑰丽、想象奇特、意境空灵，长期被人们视为文学作品。但如果结合阮籍生平加以考证，可以发现“大人先生”就是阮籍的化身，他实践的正是“大人先生”的人生理念。对此《晋书·阮籍传》有载：“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所言皆胸怀间本趣。”传中的“大人先生”蔑视“礼法”，瞧不起礼法之士。
阮籍也是如此，他厌恶礼法对人性的束缚。丧礼在儒家礼法中是最严格、最繁琐的，而阮籍在守母丧时，将对母亲的“至孝”藏在心里，在行为上却大胆突破儒家的礼法。《晋书·阮籍传》云：“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透过阮籍这些不遵礼法的狂妄举止，人们却可发现他“至孝”的真性情。其实，阮籍怪异言行的真正意义在于：宣告世俗礼仪正是扼杀人的生命性情的工具。所以，对礼法之士，阮籍以“白眼对之”，拒之千里；而对性情中人，则以“青眼对之”，必与其一醉方休。“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晋书·阮籍传》，《阮籍集校注》第419页。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礼之严格近乎法。但阮籍却不在乎：“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世说新语校笺》第393页，徐震堮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世说新语校笺》第393页，徐震堮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嫂子回娘家，阮籍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和她告别；邻家少妇有美色，阮籍醉后，不怕别人非议，仍“眠其侧”。阮籍的性情坦荡纯真，言行合一，是真正的君子。相反，很多“礼法之士”，表面上循规蹈矩、道貌岸然，内心却心怀鬼胎，行为上猪狗不如，礼法沦为他们的遮羞布。与其如此，莫若废之，此乃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之真意。“大人先生”渴望摆脱世事纠缠和人际束缚，在天地之间作“逍遥游”，但又绝非离群索居，躲进深山老林与木石禽兽为伍，阮籍忠实地践履了这种人生观念。阮籍少时，受家庭及社会风气影响，也曾有意气风发、济世救民之志，有诗为证：“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