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老戴是什么时候来到镇上的，只知道他是无为那地方的人。无为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饥荒和窘迫。这印象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那时候，街道上经常有逃荒要饭的来，或者说着江苏话，或者就是无为腔。当然，那时候我所生活的这条街道上同样处于饥饿的年代，我在上学之余所做的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挎一只篮子，去大士阁那边的湖场淘野菜，淘各种人所能吃的野菜。直到现在，我认识的野菜有上十种之多。
我很难把老戴同无为联系起来，不论是他当初在蔡家大屋做棉匠，还是后来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刑入狱，最后又回到镇上，他身上所表现的气质与那些习惯站在杂货店的柜台后做小本生意的镇上人完全不同。
老戴刚来的时候，是在运动场那一带一条巷子里。偶尔我在放学的路上，会听到从巷子里传来“崩，崩崩——呛”的弹棉花的声音。等走近去，却看到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戴着口罩，腰里系着棉弓，在一板一眼地弹着棉花。我并不喜欢听那种刺耳的声音，但有时候却禁不住站在那门口瞄上几眼。后来老戴的业务大了，就租住了蔡家临街的那片店面。蔡家原先是开瓷器店的，解放后公私合营，蔡老爹成了公家人，也就不再有自己的瓷器店。就像上街头所有歇业的店铺一样，蔡家的房屋从前街一直通到后街慈堂湖，接着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眼花坛，花坛上栽着一棵野桃树，每到春天，开着碧红的花，十分耀眼。蔡老爹有一个独生女儿原先是在县供销社当会计，嫁的丈夫好象也是一个很有头面的人物，但蔡家女儿后来不知犯了什么事而被押到白湖农场，丈夫离了婚，蔡家就从此败落了。我们一家从和悦洲搬到大通后，一开始就租住了蔡家后面的两间房子。母亲在院子里种了一畦辣椒，一畦茄子。现在，老戴搬来，就成了我们的前门邻居了。有时候，母亲会把吃不掉的辣椒或茄子送给老戴，老戴也把从老家带来的咸鸭蛋拿几个送到我家，两家关系非常融洽。
整个街道上似乎就只有老戴一家棉花加工厂。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生活有了转机，找老戴弹棉花打被子的人也就多起来。不久，老戴从老家无为找来几个徒弟，买了一台脚踏轧花机，蔡家大屋就整个热闹起来。没事的时候，我喜欢站在大门口，在压花机嘈杂的叫声中看那几个棉匠戴着口罩在飞扬的棉绒中握着木棰，有节奏地击打着腰里的那张棉弓。当他们把一床被子弹成一块巨大而雪白的发糕时，就开始用一只圆形的木盘压在蓬松的棉被上，人再站到那木盘上，这时的棉匠双手后背，扭动着腰肢，在棉絮上轻松游走，嘴里哼着戏剧，那床被子就一点一点压实了。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那种哭一样的“倒七戏”（庐剧），也不爱听那种嘈烈而刺耳的弹棉花的声音，但我却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站在那个门口，看棉匠们的表演。那几个棉匠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外乡人，譬如会讲故事的老梅，喜欢耍一点小聪明、却很快会被大家揭穿的小马，而大我八岁的梅明怀后来则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兄长。
整个夏天的晚上，我都是同几个棉匠睡在他们白天工作的铺板上，在土制蚊香呛辣的烟气中听他们讲一些男女故事，似懂非懂。有时候，他们也会张家长，李家短。我于是知道，老戴现在的妻子并非元配，而准备嫁给明怀的福英也不是他们老俩口所生。老戴现在的妻子，是当初他在附近圩区弹棉花时认识的，随后就做了相好。那个戴了绿帽子的男人曾带着刀子到镇上闹过几回。而出轨的女人是铁着心要跟老戴过日子，索性把头发剃了，要去庙里做尼姑。那男人知道，这个妻子里里外外都是老戴的人了。至于福英的到来，可能与戴妈妈终身未育有关，她或许认为，老戴在老家有一个儿子，她也应该有一个女儿，这样，两个人也就扯平了。
老戴的儿子金华一直生活在乡下，生活在他自己的母亲身边。只是偶然，他会到镇上来，多则一个月，少则三五天。金华从部队退伍后，在铜陵市机械总厂做了文秘之类的工作。他继承了父亲的身高和气质，不仅篮球打得好，经常代表他们厂队来镇上与镇篮球队比赛，还经常写些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不用说，金华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很多年后，在我与金华的妻子宝坤闲聊中知道，当初两个老人抱养福英，是要给金华做妻子的，但毕竟这是两个老人的一厢情愿。后来金华就与本厂职工张宝坤结婚了。我与宝坤姐是在她来大通做月子时相识的，她喜欢诗歌，尤其喜欢《青春之歌》这本书。她说，她要是生活在战争年代，一定也会是一个革命者。我们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老戴有时候会去一趟老家，每次回来，总要带一二个徒弟回来，据说都是他的亲戚。有段时间，他的家里每隔三五天就要办一桌酒席，所请的对象都是镇上的头头脑脑。不久，蔡家老屋的大门口就正式地挂上一块“大通棉花加工厂”的牌子。在一阵鞭炮声中，老戴的棉花加工厂算是名正言顺了。
父母早逝的明怀是老戴第一批从老家带来的徒弟。老戴把他带到镇上，或许一开始并没有要招他为婿的意思，后来他与福英好上，似乎也正合两个老人的心意。做了戴家准女婿的明怀与其他人所不同的是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有时候，我会不经邀请，直接闯到他的房间，却正好遇见他与福英在房间亲热。我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福英占领了我的好朋友，对福英很是不满，故意用语言去冲撞她。但无论是福英还是明怀，都把我当作他们真正的弟弟。福英每在我面前提起明怀总是说，你哥哥明怀如何如何。有一次，我在明怀的房里发现几本旧书：《粉妆楼》、《二度梅》，还有一本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我已经到了阅读的年龄，那些书上有一些性描写看得我心惊肉跳，我就对明怀说，好啊，你竟敢看这样的书。明怀只是笑，不作任何解释。随后，那几本书就统统不见了。
戴妈妈有时会来到后院同我母亲闲聊，来时，手帕中就包着一些细点或其他吃的。老俩口都喜欢叫我“洋狗”（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小名）。戴妈妈有时会去附近的乡下看她娘家的亲戚，每次都叫上我：“洋狗，帮我拎着这篮子。”因为老戴在镇上红极一时，戴妈妈娘家的人都对她别样看待，也把我当作戴家的人。这对于一个从未走出过镇子的十二岁孩子来说，是新鲜的，也是快乐的。
这一年秋天，我顺利地成为一名初中生。这年冬天，明怀第一次来学校看我，他告诉我说，福英给他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一个男伢。明怀同时告诉我一个最坏的消息，戴伯伯被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刑期十年，棉花加工厂也倒了。现在，他正与老梅等人去胥坝那地方寻活干去。那天下午，我与明怀就这样相对无语地坐在学校后面的笠帽山上，直到天黑尽了。戴伯伯的出事在大通掀起一阵长久的政治震荡，至今人们记忆犹新，镇上许多头头脑脑都受了牵连。
日子很快过去，这一年我回到大通，母亲说，老戴回来了，你去看看他吧。我忽然想起，似乎是在一眨眼间，十年就过去了。在蔡家老屋里，我见到头发花白的戴伯伯，他正戴着老花镜，在看一本小说。他仍然像十年前一样，头发梳得齐齐整整，找不到一根乱丝。时间就像一把锉刀，它不停地打磨着时间日月，但有一种东西是时间这把锉刀永远也打磨不了的，那就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气质。那一天我们说到他在白湖农场服刑的生活，又说到戴妈妈，他告诉我说，这十年间，戴妈妈给人家做过保姆，砸过石子，做过小工。他说，等他稳定了，就去接她回来。
等到我下一次回到镇上时，果然就见到满头银发的戴妈妈。老俩口在上街头开了一家杂货铺子。我母亲说，这条街上有好几家杂货铺，但戴伯伯家的生意最好。
站在满目的货架前，戴妈妈眯着眼睛看了我很久，终于认出我来，说：“洋狗老了，也没有小时候体面了。”
201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