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方法是人们思维的基本方法，对于只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来说，往往将《红楼梦》与其他文学或史学经学加以比较，如从事小说评点的文人就是如此。而对于有过国外求学经历或虽未身到域外却读过域外文学作品的文人来说，则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外国文学来与中国的文学加以比较，以分辨它们的差异性，尽管这种分辨与评定还并非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20世纪初不少国外归来的学者评说《红楼梦》都普遍显示出中西文学比较的眼光与方法。待到这种方法运用得多起来，对比较方法有了理论的自觉，有了是否具有可比性等等的规定性，比较文学也随之成为一门专学。
比较文学的方法的独特性在于将两部以上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可以产生如下的效果： 其一是扩展类空间，可从中寻找到共性的乃至规律性的东西。譬如读了一部《玉娇李》，颇觉新鲜，待读过《平山冷燕》等若干部同类的才子佳人小说后，便在人物面貌、性格、喜好、故事发生与展开、情节的巧合等方面发现许多相似点、共同点，从而又找出了才子合配佳人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共同特征。其二是新鲜感。因为将两部作品并在一起加以对照，好比将两个美女放在一起对照一样，在对照中可以产生一种未加对照前不会产生的新印象——第三种印象，给人新鲜的感觉。这种新鲜的感觉就是两者间的差异性，使得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更加鲜明。过去古代文学作品描写人物长得白净，常有脸如银盆、面色如月，写得多了似乎中国人肤色很白。一旦与白种人相比，方惊异地发现，中国人的肤色竟是黄色的，远不及白种人白。将《水浒传》与《金瓶梅》比较，方发现一个是男人的文学，一个是女人的文学，将《西游记》与《红楼梦》一比，方发现一个是写想象的神魔世界，一个写回忆中的那段富贵繁华梦。这两种最常见的效果，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有效地完成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完成由对一部文学作品个性价值的把握到一类作品的类把握，直至一段文学史和整个文学史的把握。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概念从西方引入，并运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其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06年。黄人在此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引用了英国学者波斯奈特《比较文学》中的一句话，来为“文学”下定义：“立读者之标准，当为一般的而非特殊的，薄士纳所著《比较文学》有云：‘文学者，与其呈特殊之智识，毋宁呈普通之智识。’”这说明黄人不但读过这部《比较文学》，而且颇赞成此书的观点。黄人在主持《小说林》编务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将中西小说加以比较，认为：“小说为以理想整治实事之文字，虽中西国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点。”希腊神话、阿拉伯夜谈与中国神话小说实际上“设想正同”。且中外许多国家的小说情节、结构也有许多相似，“如出一辙”。
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始于1911年。侗生在《小说丛话》中就有意识将《石头记》与其他小说进行比较：“英人哈葛德所著小说，不外言情，其书的结构，非二女争一男，即二男争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然细省其书，各有特色，无一相袭者。……曹雪芹所著《石头记》，所记事不出一家，书中人又半为闺秀，闺秀之结果，又非死即苦，无一美满。设他手为此，不至十回，必致重复，曹氏竟纡徐不迫，成此大文。”但自觉而大量地运用比较文学之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是吴宓。吴宓在1920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谈》，就是将《红楼梦》与西方小说相比。文章开头就说：“《石头记》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下文的论述每每举西文或理论或小说比较之。大凡“五四”前后的学者因其学贯东西，读过不少西方的文学理论或西方的小说，因而在论述《红楼梦》时，总自觉不自觉地，有意或无意地与西方小说加以比较，显示出“东西文化尽在我胸”的开阔视野。此后，比较文学的方法渐渐沉淀为一种习惯的文学评论的方法。1925年，阚泽在他的《红楼梦抉微》阚泽《红楼梦抉微》，天冰阁校印出版，1925年4月。中，将《红楼梦》与《金瓶梅》加以系统地比较，认为：“著《红楼梦》者在当日不过病《金瓶》之秽亵，力矫其弊，而撰此书。故全系仿《金瓶梅》而成。但青出于蓝，冰寒于水。”至于用此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主要有： 竹心《石头记与水浒传》、英之《茶花女与红楼梦》、萍生《红楼与子夜》、郭云浦《子夜与红楼梦》、关懿娴《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等。尤以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重庆《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一期，1944年4月。可给人更广泛更深刻的启迪。该文指出了两书的十大不同与四大相同，所见每能言人所欲言而未能言。今将其精彩之处转录于下： （一） 背景的不同。……就他们的生活态度说，是平民与贵族的不同。……而且《水浒传》的游侠式的传奇，是墨子精神的继续。《红楼梦》却是儒道思想的合流，道家的个人主义，儒家的家庭中心，都为它所接受了。
（二） 意识不同。《水浒传》都是不满足于现状，要求要反抗。它描写的人物，是落魄江湖的亡命之徒。而《红楼梦》则是在现状中求享受的，它是温暖的家庭。……所以我常说，夏天最好读《水浒传》，因为它写得痛快。冬天最好读《红楼梦》，因为它写得温暖。
（三） 这些意识之具体化。……《水浒》的人物是男性的，甚至于女性也男性化。看一丈青，看孙二娘，都是如此。《红楼梦》则不然，它是女性的，宝玉、秦钟、贾蓉们本来是男子，也女子化了！表示男子的感情，大都是“怒”，《水浒》整部都是怒气冲天的，总是风高月黑，放火杀人。代表女性的感情的是“哭”，贾母见了黛玉，哭！宝玉见了黛玉，哭！而且哭，又是女性的哭，先揉红了眼睛，再滴下眼泪，然后再哭出声来。
（四） 还有以恋爱来讲，《水浒传》是唯物的，我们一听就明白，不必细讲，单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恋爱史，就已经够了。至于《红楼梦》中的恋爱，可说是柏拉图式的恋爱了，是理想的，形而上式的，宝玉一遇见黛玉就说“我前辈子见过”。这“前辈子”就是形而上的了。
（五） 更可以说，前者的恋爱是写实的，所以他们需要的是金钱，金钱高于一切。在《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为什么可以蹂躏那许多的妇女，因为他握有很雄厚的经济力量。《红楼梦》的恋爱，却是浪漫的，以感情为重心。宝玉为什么爱黛玉？为什么他要做和尚？那就因为像歌德所谓的“情感是一切”。
（六） 再就年龄说，《水浒传》是壮年的，它的人物都是在二十五六岁左右。武松大闹飞云浦时，时年二十七岁！而《红楼梦》中的人物，大都不过十七八岁，那是少年的了。宝玉死时，也没有爬过二十岁的门槛。
（七） 就美的观点说，《水浒传》是壮美，是雕刻，是凸出的线条，健壮坚实，全属于单纯的美。而《红楼梦》是优美，是绘画，是彩色繁复，与前者大不相同。
（八） 换个说法，《水浒》是首史诗，而《红楼梦》是抒情诗。《水浒》也抒情，不过是抒大众的感情，不像《红楼梦》是单抒个人的感情！
（九） 创作的过程不同。《水浒》的成熟，实在是许多不同的短篇小说的集合……至于《红楼梦》，有人续作，也不过两个人，而且续作的人，也是依了原作而安排的。
（十） 所谓长篇与短篇的不同，不是篇幅的不同，而是个性发展与片段心灵状态的不同。在短篇小说中，人物没有个性的发展，黑旋风李逵一站出来，就是李逵，抡着板斧，乱杀乱砍，至于它怎样养成李逵的性格，《水浒》却一字不提。但在《红楼梦》中，宝玉的恋爱，先是感觉林妹妹美，所谓“感官之恋爱”；再是欲近反远、欲亲反疏的阶段，这是心理的爱；最后觉得只有林妹妹不劝他学八股，这是人格的、哲学的恋爱。有这样长的发展史，所以说《红楼梦》是长篇小说，而《水浒传》是短篇小说的集合。李长之同时指出了两书的相同点，共有四项： （一） 都有形而上的思想。两者都假定有两个世界，梁山泊的好汉，原不是世上的强盗，而是洪太尉放出来的魔星。贾宝玉是大荒山上的一块补天石，林黛玉是一株仙草，大都不是红尘中的人物。
（二） 都是描写寂寞。别看这样热闹的两部书，可都是寂寞之至的。试想一个万马奔腾的将军，让他在五台山做和尚，那是何等凄凉的事情！却以鲁智深偷下山吃了酒回来，望着五台山“喝彩了一番”，这五个字写鲁智深的寂寞，是何等深刻！……
（三） 都是细腻的作品。《红楼梦》的细腻，没有人不知道。《水浒传》虽然外面是大刀阔斧的，可是它的细腻在里面，这也是两者共同的特点。
（四） 都是伟大的作品。这里我要借用王静庵批评屈原的话，他说：“中国北方的作家，能写实而少想象，南方的人，善于想象，而欠实际生活。屈原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兼有南北之长。”《水浒传》与《红楼梦》，正也如此。因为，假若《水浒传》为施耐庵作，施是杭州人，而所写的乃北方之事，《红楼梦》为曹雪芹作，曹随父住过江南，却也写的北方都会，他们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重庆《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一期，1944年4月。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2—965页。。比较文学方法的功能： 由个别见到一般（相同的东西），由一般见到个别（差异的方面），在李长之的比较分析中都鲜活地体现了出来。这种对比的方法的长处在于可以打破就此书论此书最易造成的“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而给人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两书的长短优劣一经比较，方可“水落石出”。用这种方法研究《红楼梦》，在此后的各个阶段，都不乏可读之作。
在《红楼梦》众多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比较研究。包括比较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写作风格、人物形象的变异、情节的变异、语言的变异、审美观的变异，前后写作优劣长短比较。因为学界认定前八十回为曹雪芹的原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程伟元的续作。所以比较的思路一般是以前八十回为样板，由前及后地比较。与这种思路相联系，研究者往往以前八十回为实，推衍后四十回人物的命运、贾家的结局，推衍后四十回的情节。这种方法在“红学”史上被名之为“探佚学”。而这探佚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文学的方法。
何谓探佚？用梁归智的话说就是“探讨曹雪芹完整的艺术构思，勾勒出八十回后的基本轮廓，以显示曹雪芹原著的整体精神面貌”。由此可知，探佚学是建立于这样一个认知基础上的： 《红楼梦》后四十回严重歪曲了曹雪芹的创作原意，无论其学力、见识、文化造诣都远不及前八十回，所以要恢复曹雪芹原著的面貌。事实上，这项工作值得做，但又绝难做好。道理很简单，所谓探佚不过是要补写后四十回，而无论谁去补，都不可能如曹雪芹写得好，不可能写出曹雪芹那样活的世界，那样鲜活的人物、鲜活的灵魂。无论是谁，也不可能再有曹雪芹那样的生活环境，再有曹雪芹那样的生活经历，对书中那样的女子会像他那样熟悉。故而现代的人绝补不成曹雪芹的《红楼梦》，充其量，也只是依据前八十回中曹雪芹的提示而弄清后四十回人物的命运结局与情节演变的大体轮廓而已。然而这样的一个猜测的结局，无论如何也取代不了高鹗等人续作且流传了二百多年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影响力。不过，探讨后四十回的人物命运与结局还是需要的，至少让人们知道曹雪芹的本意初衷而莫上补写人的当，这也是喜爱《红楼梦》的人所渴求的事。事实上，这种探求《红楼梦》八十回以后迷失稿的基本故事情节，从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就开始了，文中“从脂本里推论曹雪芹未完之书”一章便是最早的探佚实践。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比较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比较方法，也属于，至少部分属于探佚学的内容。胡适前后，所有发表的研究《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文章也如是。而将其称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探佚学”，则是周汝昌于1981年率先提出来的。
《红楼梦》研究中的探佚学是以历史考据的方法研究文本，具体说以《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结构特别是《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提示、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明义的《题〈红楼梦〉诗》等为主要依据，来推断后四十回的主要情节和重要人物的命运。
就这一时期而言，周汝昌新版《红楼梦新证》专列“议高续书”一节，可说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相关问题的补充、发展。其后又撰写了《红海微澜录》、《金玉之谜》、《双悬日月照乾坤》、《冷月寒塘赋宓妃》、《红楼梦别境纪真芹》等论文多篇，勾勒出了后四十回的基本面貌。孙逊在其《红楼梦脂评初探》（1981）一书中专列一节，用六十余页的篇幅，推考、梳理出了《红楼梦》八十回后情节发展的大致轮廓。梁归智的成就集中见于他的两本探佚学著作——《石头记探佚》（1983）、《被迷失的世界》（1987）中。梁归智的探求更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并承袭了周汝昌等老一辈学者兼用考据与文化学批评的方法，拓宽了探佚学研究的路径。另有，吴世昌之力作《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徐恭时《红楼梦试追寻》、《红楼梦版本新语》、伏琛《戴不凡论〈红楼梦〉函札辑录》、杨光汉的《论贾元春之死》、《关于甲戌本〈好了歌〉的侧批》、《柳湘莲日后做了强梁》等、宋淇《论“冷月葬花魂”》等、梅节《史湘云结局探索》、赵冈、除仲毅《红楼梦后三十回的情节》、高阳《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构想》、周策纵《论关于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张硕人《〈红楼梦〉研究点滴》、蔡义江《论〈红楼梦〉佚稿》、杨光汉《〈红楼梦〉： 一次历史的轮回》（１９９０）、王湘浩《〈红楼梦〉新探》（１９９３）、刘心武《秦可卿之死》（１９９４）、周汝昌《〈红楼梦〉的真故事》（１９９５）等。 这些研究钩稽推考出了八十回以后的主要情节内容。如宁荣籍没备极萧条；宝玉遭囹圄；小红探监；小红与贾芸结褵；黛玉投河自尽；宝钗以难娩而亡；湘云丈夫死后沦落，后与宝玉结合，曾得北静王扶助；袭人嫁与琪官曾接济宝玉；探春远嫁藩郡；妙玉流落风尘；王熙凤被贾琏休弃后“短命”身死；紫鹃亦早卒；大观园中青娥红粉全散；“青埂峰木石证前缘、太虚幻境揭情榜”。从而使推测出的后四十回情节、人物与前八十回特别是第五回《金陵十二钗》与《红楼十二支曲》所预示的内容更趋于一致。
这一时期，探佚学的确取得了令人不可小视的成绩。然而由于我们对脂批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条别类的研究，对其中相互抵悟的内容真伪还不能辨析清楚，各取所需的现象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再加上受材料的局囿，推测成分较多，因而遭到一些研究者的批评也在所难免。不过这种运用史证方法和文化学的眼光探寻文本面貌的路子是正确而颇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