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研究方法问题和如何摆脱红学自身面临的困境使之有一个较大突破，是新时期红学史研究讨论的热点，发表的文章数量较多，内容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什么是红学；《红楼梦》研究是高扬人文主义精神还是坚持科学主义的原则；《红楼梦》中有无“两个世界”。
“什么是红学”之争，实质上是考证派与评论派在理论上争夺名分、地位的一场文字较量。考证派与评论派，一个属基础研究，一个属义理研究，具有互补共存的关系。然而两派的研究方法、路径不同，各自的弱点也是明摆着的。一个以材料为支点，从作品到历史，受材料制约，或易流于繁琐碎细，或导致材料不够设想来凑的主观猜测。一个以理论为支点，理论不同，阐释有别，见仁见智，易流于空疏，一旦相互攻讦，对立之势难免。
这场论争肇始于1981年，何满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和非现实主义的评论》一文，批评考证派用曹家来说明贾家，红学变成了曹学，渐与论敌索隐派打成一伙，大有走向杂学的趋势。
面对议论曹学的是是非非，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什么是红学》（根据录音整理），指出红学有她自身的特殊性，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不是红学，而是一般小说学。他主张红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这显然是把《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研究划到“红学”之外了。其后，应必诚撰写《也谈什么是红学》应必诚《也谈什么是红学》，《文艺报》1984年第3期。，认为： 《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的研究如果脱离了《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那就会使自己失去研究的目的和存在的价值。周汝昌在《“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中指出： 应有“红学”与“红楼梦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名称和概念，不应把红学拉往一般化。而赵冬年则认为“人为地划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各自领域是不必要的”。周汝昌没有撰文对此文进行反驳，这场论争便没有再进行下去。但是，自此以后，对考证派的批评文章却从未间断过。
20世纪80年代初，考证派喧闹一时，未得多少实效，引起学术界一片唏嘘之声。当代文学界呼吁：“红学研究更应当与文学的现实靠近些，再靠近些！”古典文学界批评道：“你们红学界把我们考据的名声败坏了！”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考证没有什么意思，不要再弄下去了。”“应加强红学研究的理论性，以提高研究的‘新境界’”。针对此类意见，周汝昌在《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寻》一文中毫不客气地说： 红学目前的情况表明，在很多方面，迫切需要的还是基本功和补课。大量的问题从根本上还未弄个清楚，不要侈谈空中楼阁的高境界。这种相互攻击对方的错处，无益于学术的发展，只会增长不良的学术风气。事实上，考据派与评论派在相互接轨。周汝昌不只是考据大家，同时也搞红楼梦的人物思想研究（如对宝玉的评价），艺术评论（如研究《红楼梦》的结构），探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评论派的理论是建立在考据派成果基础上的。许多研究《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文章离不开脂批文字和曹雪芹家世生平的资料。考据派在没有新史料时，不妨研究一下作品的实在价值。评论派为防止空疏，也应多接触一些考据成果，乃至作一点考证工作，这种互补是很有益的。
红学研究遵循的是科学主义的原则，目的在于再现《红楼梦》及其作者的历史客观原貌。这是新红学以来一直遵循的原则。对这一原则谁也未曾怀疑过。一些讨论红学研究方法的文章，多是以科学主义原则去衡量红学研究的现实，批评那些“瞎子摸象”式的、“见木而不见林”的主观片面倾向，或者只引用有利于自己论点的材料而不顾及其他的主观随意性毛病以及不把研究对象放在当时的历史地位上考察，而是用今天的眼光去任意拔高，或不从材料出发只从设想出发，材料不够假想来凑的考证方法等等。认为上述做法都背离了实事求是，违背了科学精神。
周建渝在《“红学”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提出了相对应的观点，主张用人文精神替代科学主义的原则。他认为每个时代的批评都会根据自己时代的意识、时代的生活需要，去发现《红楼梦》中新思想和新的意义，这就是批评者的任务。在文学批评上不应该有，实际也不可能有一种一成不变或毫无差别的科学原则。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性质应该在于它的人文精神而不是科学主义原则。文学批评的最终着眼点，主要是在于考察和评价作品中的精神信仰、人生意识、伦理道德以及作品存在的其他形成，而不仅仅停留在考证小说与历史事实是否相符或论证方法是否科学。如果说在世界文化背景上，19世纪是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那么20世纪以来，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已经打破。周建渝立足于当代意识、当代需要和文本的当代意义，意在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愈来愈后置于当代社会，只追求科学性而忽视人文意义，只探求历史的原貌而不问当今社会的需要的偏颇现象来一个矫枉过正，其善意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文学研究特别是小说研究离不开人文精神的观照与发掘也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历史的存在是双重的，既客观地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又存在于后人的理解当中，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客观性的要求对一切科学来说都是首要的原则。因此，强调人文精神而忽视乃至取消科学主义原则，便会偏离对象，丧失研究的依据，从而也就取消了学术的严肃性与科学性，变成流行意识的传声筒。文革中的“评红”热与“评水浒”便是最生动的例子。这大概正是周文在学术界并未产生反响的原因吧。
在探讨“红学”未来发展的文章中，最富于理论性且影响深巨的要属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与《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在前一篇文章中，余英时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在后一篇文章中，余英时在作了《红楼梦》研究学术发展史的分析后，指出：“未来的新典范，一方面十分尊重‘自传派’的考证成绩，另一方面，新典范复力求突破‘自传说’牢笼而进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由此可见，不但《红楼梦》中有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之分，红学研究也同样有两个不同的世界。‘自传说’所处理的只是作者生活过、经历过的现实世界或历史世界，而新典范则要踏着这个世界，而攀跻到作者所虚构的理想世界或艺术世界。”由此看来，余英时的“两个世界”的观点是要建立他的红学的新典范。而《〈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自然要被看成这个新典范的代表了。
余英时的上述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红学家的极大兴趣。大多数人认为余文有创见性，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赵冈率先发表商榷文章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认为《红楼梦》中主要的部分是曹雪芹取材于自己家庭的历史，虚构部分是次要的，而余英时则颠倒了这种主从关系，把虚构看作是主，而曹家的历史是从。“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的了。”
余英时撰写了近四万言的长文《“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理论。认为曹家材料必须为曹雪芹的创作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派上用场。”足见讨论双方的概念思维存在着差异。余定国对父亲余英时的观点也提出异议，认为两个世界说不全面，应该还有个第三世界： 太虚幻境与大荒山的抽象世界。余定国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太虚幻境和大荒山只起一种提示和结构作用，不能称之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不能与现实和理想世界鼎立而三。《红楼梦》中的确存在着两个世界。作者生活过的世界和虚构的世界；但是这两个世界搅混、溶化于作品中，很难掰分得一清二楚。大观园的世界是否是虚构的理想世界，而只有大观园外的世界才是他亲身经历过的现实世界，怕并非如此吧！
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和“新典范”的理论，意在说明自传说对《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评论派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可是考据派与评论派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完成红学革命的任务，这一结论实在说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故把它作为红学未来的新典范，恐怕还是不够格的吧。其实评论派与考据派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两种方法，人为地把考证与评论划分为两个，与大陆的学术政治化所造成的评论方法应需而走红不无关系，与胡适受到批判的同时连同他的考证方法一起被扔掉的悲剧史不无关系。考证派与评论派的争论最终将导致两者的统一，故而为学界上了一堂“红学”研究的正确路向的实践课。
讨论20世纪《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人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即20世纪“红学”是考证派红学的天下。我们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这个结论来源于对现象的概括，即看到的只是流派纷争、一次次的热闹现象。如果接下去问，一次次热闹之后，留下了些什么东西？考证的水平是呈上升之势还是下滑之态？就会觉得《红楼梦》研究在考证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再看对文本的评论阐释，一种种理论，一次次浪潮，涌来而又退去。尽管没有造成争鸣的大场面，也没有考证派那样的轰动效应，然而理论的意识追求、精神文化的意向以及摆脱模仿企仰创造的趋势则是上升的。所以从实质上看，一个世纪的“红学”史正是考证之学的路数渐渐露出强弩之末的后半世光景来，而文化精神的阐释日渐展示出它的后劲，这种后劲有待于中国新哲学、新理论的出现。当然，总的趋势则是两者的结合——红学的研究愈来愈走向论证性、逻辑性、科学性。
进入90年代以来，主张红学研究回归文本和文本本位的代表论者是宁宗一。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中本来就有作品本位与作者本位之争，宁宗一明确表示自己是作品本位论者。他与别的作品本位论者所不同的是，将文学史应是心灵史的提法运用到了作品本位的理论中来，不仅主张文学的研究一切应以文本为据，回归文本，而且主张再现文本中最动人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回归心灵，即回归心灵文本。回归心灵文本，似乎无人否认，问题是你理解的心灵文本的依据是什么？仅仅是对文本的体验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便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回归心灵文本也不能离开作者与文献的参照。宁宗一认为自己遭到了他人的误解，事实上，他主张文本策略“绝无意排斥占有史料与必要的考据”，“因为充分占有史料乃是从事研究的必要手段”宁宗一《追寻心灵文本——解读〈红楼梦〉的一种策略》，《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辑，第6—7页。。这里，我们已经看出文本与文献的相融合的趋势。
王蒙是以一个作家的眼光与创作体验来解读《红楼梦》的。对于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他采取了自由而宽容的态度，即用什么方法研究它都可以。因为宇宙的研究允许采用任何一种方法，而《红楼梦》就是一个宇宙，所以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有所得。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哲学的、神学的等等。世界上进步的思想、理论、方法都可以用《红楼梦》来加以验证，“又反过头来用这些主义来验证《红楼梦》，这是一件大好事。”王蒙这种主张的另一理论根据是“本体先于理论”说。他说：“《红楼梦》反映的是人的本体，它先于一切理论而存在，也可以与一切理论相贯通。再过二百年，甚至一千年，仍然会有某种科学理论能在《红楼梦》中找到某种相通的契机。”王蒙《〈红楼梦〉的研究方法》，《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期，第2页。即使是误读，也可反映人类的某种灵性与智慧。这种无所不包的、主张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明智而客观的，便于化解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互轻视的矛盾。周汝昌等不赞成将研究小说的一般方法纳入“红学”中，然而他所倡导的中华大文化本身自然包括文学的方法，就如同包括历史学的方法一样。
20世纪末，年轻一代的红学家们以老一代为门户之见所苦为鉴，主张方法的兼容性。但提法稍有区别，一种主张文献、文本、文化的结合赵建忠《二十世纪红学流派的冲突对垒与磨合重构——兼论新世纪红学流派的发展态势》，《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一种则主张超越模仿的理论与方法的创造陈维昭《超越模仿，旨在建构——21世纪红学方向构想》，《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前者讲学术方法的视域是物理的凝合，后者属于化学的化合与新物质的生成，无疑后者的要求更高。方法的兼容与创新乃是下一世纪涉足于红学的学人们努力的方向。
§§后记
写这样一本书的设想，始自2002年。当时我正参加编纂《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著索引》，许建平也正在进行《中国小说研究史》的撰写。我们在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 在这个方法论的世纪，很有必要将一个世纪小说研究的方法得失做个总结，既算是对一个世纪小说研究的交代，也是后来的研究者所希望见到的。于是以我的名义申报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的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获准立项。因我手头的事情多，而许建平忙于博士论文的写作，便搁置下来。直到许建平从复旦毕业，就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后，我们才开始着手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
原本想对一个世纪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做一个全面的研究和总结，然而动笔后方感到相关资料浩如烟海，操作起来有较大困难。我们想，不如选择一部能系统反映百年小说研究方法演变全过程的个案，做较具体细致的分析，而这样一部沉淀了一个世纪研究方法的小说，则非《红楼梦》莫属。但是，只以一部小说为个案，又如何与“古代小说研究”的范畴相称呢？于是我们采用了设立“综论篇”总述小说研究方法，以补个案研究视域狭小之缺；同时又设立“个案篇”，以《红楼梦》为个案，以补“综论篇”所述方法少之不足的撰写结构，遂有了上编、下编之分。上编从五个方面概述之，下编列出研究《红楼梦》的十种主要视角与方法。我们深知，这十种视角与方法，远未能穷尽所有的《红楼梦》研究方法，因出版经费和时间的限制，如心理学分析的视角与方法、叙事学分析的视角与方法、美学分析的视角与方法、小说编年的视角与方法等虽有所涉及，但均未列专章加以论述，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遗憾。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和韩结根编审的鼎力支持。对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深致谢意。此外，郑方晓、陈栋、王亚茹三位研究生做了核对引文出处和书稿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黄毅许建平
200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