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分析是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其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文本的表现形态，即文本中作家情感是以何种方式表现的，包括文学表现的形式、个性特征、艺术价值等。研究者在分析文本形式过程中所采用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就20世纪而言，主要是西方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西方文学理论的内容很丰富，其运用于国内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西方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理论中的形式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前苏联社会批评模式中的形式艺术理论；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下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和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美学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六种： 一是结构形式（包括艺术构思、艺术结构）；二是造象组象及人物形象塑造艺术；三是叙事艺术（建立于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基础上的叙事学理论，以及古代叙事技巧论，诸如起承转合、草蛇灰线、一石三鸟等章法、文法理论，实写、虚写、正笔、侧笔等笔法）；四是语言艺术（包括西方语义学批评理论；语言修辞学中的概念，诸如比喻、夸张、拟人、象征、烘托、反衬、借代等；古代文论中关于情与境、情与理、气与味等概念）；五是美学分析（西方美学理论，中国古代的审美趣味，诸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等含蓄空灵的审美趣味等）；六是西方的接受主义理论。形式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以细读文本为基础，在理论的指引下，对作品作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分析，而其目的在于发掘文本之所以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真正原因。
形式分析的视角与方法起始于20世纪的最初四十年，主要体现于那一时期的形式分析成果。关于这一阶段的成果，已在“文本分析”一章中加以叙述，如俞平伯《红楼梦辨》、鲁迅《红楼梦》叙评、曾虚白《红楼梦前三回结构的研究》、李长之《红楼梦之批判》、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王昆仑（太愚）等的人物论等，故此处不复赘述。只就文革后的研究情况在总体上作一说明。
在政治中心意识流行的年代，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被人为地降低了，这种冷遇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80年代初，才逐渐地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美学热、方法热、文化热浪潮的涌动，《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得到了宏观的崭新的多方位的展示。有以文学理论观念分析《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如周中明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胡菊人的《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段启明的《红楼梦艺术论》、红楼梦学会编的《红楼梦艺术论》（论文集）、舒芜的《说梦录》、林兴仁的《红楼梦的修辞艺术》、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陈诏的《红楼梦谈艺录》、王昌定的《红楼梦艺术探》、傅憎享的《红楼梦技巧论》、薛瑞生的《红楼采珠》、周书文的《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姜耕玉的《红楼梦艺境探奇》（论文集）、杜景华的《红楼梦艺术管探》、罗宪敏的《红楼梦艺术美》、周书文的《红楼梦配角塑造艺术》、何士龙的《红楼梦语言美鉴赏》、《红楼梦的艺术世界》、李之一的《红楼梦艺术与珍奇》；有的从叙事学角度研究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如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王彬《〈红楼梦〉叙事》、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黄侃明《红楼梦的叙述艺术》；有的从美学、哲学高度探讨《红楼梦》的艺术美学思想，如高辛勇《形名学与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与小说叙事法》、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李传龙《曹雪芹美学思想》、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周思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施铁民《红楼梦章法与技巧——以西洋文学批评与清代红楼梦批语论证》（台湾博士论文）等等。这类文章论著涉及的范围有： 创作方法、艺术美学风格、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艺术思维、艺术构思、艺术结构、叙事艺术、人物塑造、梦幻描写、园林艺术、环境描写、服饰描写、肖像描写、心理刻画、宴席描写、民俗描写、诗词艺术、戏剧艺术、绘画艺术、语言艺术等诸多方面。限于篇幅，仅列述讨论最多最集中的艺术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艺术三个方面。
一、《红楼梦》艺术结构
这一问题主要包括《红楼梦》的情节主线、结构框架、叙事艺术手法等方面。
关于《红楼梦》的主线，这些年看法不一，争论较为激烈。有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有以贾府的衰亡为主线或主干，有以贾宝玉的叛逆道路为主线，还有以叛逆者和卫道者的斗争为主线的种种观点。然细按之，宝黛爱情并未贯穿全书的始终，从第三十五回到第五十七回则很少涉及宝黛爱情问题。第五十七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之后的二十几回书中，便几乎没有描写他们爱情场面了，而贾府的衰亡是由许多故事、场面汇合起来的情节，并不是结构上的一条线索。至于叛逆者和卫道者的说法，并不符合作品的描写实际，也非作者创作本意。有人提出无单一的情节主线论。李广柏认为： 《红楼梦》没有一条明显的作为结构主干的情节主线，小说根本不是沿着一个或几个主要故事写下来的。我们不能把通行的小说结构模式硬塞进《红楼梦》的结构之中。王蒙认为： 《红楼梦》没有很强的故事主线，却有很强的凝聚力，使这部包罗万象而又常常琐琐屑屑的小说富有有机的整体性王蒙《红楼梦启示录》，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7页。。
《红楼梦》的结构模式也是评论界极关注却众说纷纭的问题，具体的说法有很多，大多认为《红楼梦》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为立论基础的，力图说明《红楼梦》是怎样围绕着主线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也有的从书之开头“甄士隐去”“贾雨村言”云云的分析入手，阐释“真”“假”的含义及以这种“隐真存假”的叙事原则相适应的叙述层次。前者立论基础不够牢固，后者不免于拘狭。周汝昌的“大对称法”和李广柏的“诗化小说结构”与众不同，抓住了《红楼梦》作者的思维特征和美学情趣，值得令人注目。
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在整部书中采用的是“大对称”之结构法。《红楼梦》的对称首先是内容本身的对称。这个内容便是贾府的盛与衰，其在情节上的体现是“三春”与“三秋”的大关目。其次是布局的对称。以全书看，石头自青埂峰下世，而后最终又归于青埂峰下，中间以第五十四回与五十五回之间为“折缝”，前后形成大对称的两部分。再者还有“真”与“假”的对称，以及全书乃至个别章回的两扇合成、底盖配合的对比手法。总之，大对称的内容生出了大对称的构思，大对称的构思生发了大对称的布局和笔法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7页。。
李广柏抓住《红楼梦》抒情写意的特点，提出了“诗化小说结构”的概念。指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有三个层次： 贾府外面的充满矛盾与危机的社会；贾府内的骄奢淫逸和腐朽没落的景象；地灵人杰的大观园。每个层次都有核心人物的行动贯穿的结构线，第一个层次是以贾雨村的活动为主要线索，第二个层次以王熙凤的活动贯穿，第三个层次以贾宝玉的活动为中心展开。此外，又以刘姥姥为横向的观察点和前后对照的标柱，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李广柏《红楼梦的奇与美》，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9页。。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手法涉及： 叙述视角，组织人物情节的方法，情节场面转换等。有人指出，《红楼梦》的叙事方式，既是对传统方式的综合，又有自身独特的创造，他在以“作者参与”的叙事法为基本方法的同时，间插石头讲述故事形式，后者将作者和故事的叙述者分开，采用内视点又不用第一人称。这在小说创作上是个创举同上。。周五纯用“借一月照万川”形象地描绘出《红楼梦》组织人物、结构情节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把许多人物放到一件事中一起映照着写的方法，借一个人物的眼睛展现周围环境的方法，用谈天议论的方式集中反映许多有关人物的性格的某一侧面的方法等周五纯《借一月照万川——〈红楼梦〉结构研究之一》，《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期，第29—46页。。有的研究者指出《红楼梦》整体结构表现为主要人物故事的“回环遥应”，次要人物于主线、主干间的“穿插映带”，人物与交待话语如何在每回每段之间“连缀群珠”等艺术手法洪克夷《〈红楼梦〉的结构艺术》，《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1期，第77—100页。。
二、 人物塑造艺术
在这一时期中，随着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汇，不仅研究的视角方法大大丰富了，而且研究注重从文本出发，抓住《红楼梦》民族文化的特点，既兼顾东西方的理论，又兼顾《红楼梦》中的写实与写意，史笔与诗意的双重笔法的探讨，从而极大地充实丰富了传统的典型论和鲁迅的评论观点。鲁德才《传统文化与〈红楼梦〉典型概念》一文认为： 《红楼梦》突破了儒家实用理论性格的规范，但接受了易、老、庄的三玄和禅宗影响，塑造了具有诗化性格的人物典型，从“这一个”具像升腾到空灵的意境，追求形象之外更深潜的意义鲁德才《传统文化与〈红楼梦〉典型概念》，《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4辑，1989年10月。。刘梦溪也认为： 《红楼梦》在创作主张上更突出意境和意象，这和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对艺术的理解，则崇尚妙悟，提倡心领神会。
李广柏指出： 曹雪芹的时代，小说家们不再把小说仅仅看成是通俗的有趣故事，而是致力于追求作品的诗意、韵味和文学性了。《红楼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除了在故事情节之中得到揭示外，更多的是通过人物在各种场合的言行，通过他们在各种场合的心理感受，通过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诗词曲赋作品，通过旁人在各种场合的议论，通过环境景物的烘托与象征，逐步地显现出来李广柏《红楼梦的奇与美》，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草夫的《〈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新贡献》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红楼梦》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做的五项贡献： 从粗犷到细腻；从平面到立体；从显露到含蓄；从浅淡到浓重；从独出到星聚。使“传统写法打破了”的观点得以具体化、丰富化草夫《〈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新贡献》，《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14—24页。。邢治平在《红楼梦十讲》中《创造人物的艺术》一章列述了“环境描写”、“外貌描写”、“细节描写”、“性格化语言的运用”、“心理刻画”、“诗词创作”、“对比手法”、“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性格的间接描写”、“性格的多层次描写”等十种创造人物的艺术。这些内容大体上涵盖了这一时期以来对《红楼梦》人物塑造艺术研究的主要方面。
《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为何复杂真实，为何外观气韵生动，内涵气质丰厚？邸瑞平认为，这是曹雪芹的正邪两赋说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形象塑造的结果。王启忠认为，曹雪芹在人物的描写上继承了写意的艺术传统，运用了画笔绘意和诗笔写意的艺术手法，以写意描形，用意境传神之故王启忠《博采众长，转益多师——〈红楼梦〉人物描写上诗法与画笔的艺术》，《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2辑。。
三、 语言艺术
比起古代的另外几部长篇小说典范来，《红楼梦》确有兼收并蓄又自成一派的特异之处。它那五光十色、声态并逸、意味浓厚的语言，诱人痴迷，百读不厌，也令研究者们留连忘返，究根探底。这一时期，人们对《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研究，超越了诸如词语丰富，富于动作性、形象生动性等一般泛泛之论，而在语言的个性美领域拓宽，在诗意化含蓄美、哲理美的美学领域挖掘，更注重探寻《红楼梦》语言与诗词、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的关系。
周中明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是这一时期全面系统研究《红楼梦》语言艺术美的扛鼎之作，它论述了《红楼梦》语言的“整体美”、“风格美”、“哲理美”、“寓意美”、“含蓄有味”、“简洁美”、“绘画美”、“境界美”、“俗语的运用”、“比喻的运用”、“生动性”、“准确性”、“性格化”等极重要的方面。准确细腻地分析了这部小说独特的美学意味，并由此出发，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和创作经验作了有价值的探讨。
《红楼梦》语言的“诗意”美、含蓄美，是其不同于《金瓶梅》之俗、《水浒传》之实的地方，故而治语言艺术者对此格外倾注笔力情感，文章之多自不用说，艺术论的著作也多列有相关的章节。如傅憎享的《红楼梦艺术技巧论》专列《省笔艺术》、《悬念非悬念》上下篇。林兴仁的《〈红楼梦〉的修辞艺术》一书中专列《读〈红楼梦〉的双关》一节，何士龙的《红楼梦语言美鉴赏》在第二辑的随笔式的条目中举了些诸如“从瞧呆雁说起”“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之类语意双关的例子。
对《红楼梦》语言的个性化做具体细致分析的是何士龙《红楼梦语言美鉴赏》一书，该书第一编由十六篇论文组合而成，详细分析了书中十八个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写得最好，最令人倾倒。对此，蒋和森将其归结为：“一言当百”、“笔无虚设”的“简洁”传神和“绚烂之极与归于平淡”的朴素。同时，不少研究者对《红楼梦》的人物语言的声音效果极感兴趣，傅憎享在《红楼梦艺术技巧论》一书中专列《绘声艺术》一节，孙逊在《〈红楼梦〉艺术谈》一文中，从“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世人原有万般笑”，对声音的效果及其与人物的心理性格关系分析得有声有色，鞭辟入里孙逊《〈红楼梦〉艺术谈》，《文艺丛刊》第4辑，1978年10月。。王蒙说得更精彩： 《红楼梦》不但要用眼睛看，用心想，而且要竖起两只耳朵来听的。而所以有此听觉效果，那是因为人物的语言是绝对生活口语，是响当当的活人活语，虽并不合文学，有的也不合语法，然而行云流水，全系天成王蒙《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
这一时期以来，用修辞学的理论知识研究《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林兴仁的《红楼梦修辞艺术》一书是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中的修辞学的专著，全书共分： 《红楼梦》对语言修辞手段的运用，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对句式的选择和运用，对修辞方式的运用四章。第四章有更高的文学修辞学价值。傅憎享的《红楼梦艺术技巧论》第二辑炼字，炼话，虽然说的也是修辞学，因能站在文学角度讲修辞，故更形象生动。
《红楼梦》采用何地方言写成，也是这个时期语言学者注目的问题。毫无疑问，《红楼梦》中有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两大类，然而以何种语言为主，则颇有些争论。金正谦等人的《〈红楼梦〉南京方言考辨》一文认为，《红楼梦》是以南京方言为基础，同时吸收了一些北京方言，吴方言和其他方言写成的。但就其列举的语例观之，其中大部分是北方方言。正如王蒙所言，《红楼梦》人物语言能活到今天的北京话中的较少，“活”到天津话或天津以南的河北省农村里的很多王蒙《红楼梦启示录》，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这的确是个明摆着的事实。
形式研究以文本研究为基础，涉及多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如用叙事学的方法研究小说的艺术结构、用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小说的语言，用社会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方法研究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的形式研究，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综合性知识，有些学者知识准备不足，在他们的研究中就出现了公式化、简单化的弊病，只是一大堆文学术语的搬运和累积，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和深刻的见解。即以研究《红楼梦》的文学语言而言，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往往缺少语言学方面的理论基础，他们的文章，反而不如某些语言学研究者客串的文章实在和深刻。此外，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形式研究不是纯技巧性的外在形式研究，而是和文学内容紧密相连的内外渗透的研究，这在人物形象的研究中表现得更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