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人物的赏析，早在清末的诗词评论中就有了，如焕明的《金陵十二钗咏》，以诗词形式表达对书中主要女子的看法，但这种赏析只是读者的一种直觉，与后来的用某种文艺理论对人物形象加以分析不同。
本章所言形象分析派，是指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在西方某种理论影响下而产生的人物分析方法，其基本认知是小说最终的目的是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换言之对于叙事作品——小说来说能否塑造为世人所认可的人物形象，此种形象影响的广度与时间长度是验定其艺术水平的最重要标尺。故而形象分析便是叙事文学研究的最重要手段。形象分析的着眼点是人物形象的独特性、鲜活性、影响力等。独特性，主要指人物不同于其他人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外在的可见性形象的个性（体形、相貌、气质、衣着等特点）；二是内在的包括习惯个性、情感个性、审美个性、秉性喜好等性格特征；三是包括思维特点、心理向往、价值追求等在内的灵魂个性。研究者在分析发掘人物独特性的同时，更看重这种个性内涵的活动状态及其在接受者心理的印痕，这就是形象的鲜活与感染力度。而感染力度又表现在空间的大小与时间的长短，即影响的深广之力度。
形象分析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文本自身为主要依据，注重细节、场面、片段、情节，特别是人物语言的分析。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不少研究者很看重人物的心理语言和动作化的心理语言，以此探索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揭示人物的灵魂个性。为了突现人物形象的独特性，研究者还普遍采用将不同类人物或相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分辨，以求同中见异的方法，通过对人物关系的分析，概括、抽象出人物群体间的共同性的东西。
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研究中的形象分析，较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显示出哲学的睿智、文学的灵感、美学的感悟和世界的眼光，虽简略却精美。20世纪后半期，形象的分析受时代流行意识的影响，注重由社会经济分析入手，联系人物产生的社会环境分析人物，突出人物的阶级属性，显示出强烈的理论色彩和政治倾向。这一时期的形象分析，主要依据黑格尔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哲学命题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典型的论述，意在揭示时代共性如何统一于人物的个性之中，并借具体化的个性加以表现；分析社会化的生存环境对于个性形成的作用；分析作品怎样塑造反映时代共性的典型个性；分析作品塑造典型人物性格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及其某种手法的独特性及其价值等。
就20世纪前半期而言，有些是随感式的，短少而凝练，如署名“白”的《红楼梦人物》；有的新旧思想杂糅，时而迂腐、功利，时而有新思想的闪光，如王睢的《红楼梦人物小谈》等；有的显示出学问大家的博识与论证之功力，如吴宓的论《红楼梦》中人物之性格；有的深入故事，娓娓道来，如署名蛟兄的《论宝钗》、周华的《林黛玉》等；有的站在人生哲学的高度俯视作品中的人物，剖析人物的灵魂，如李辰冬的《红楼梦重要人物分析》；有的出自作家之手，将文学创作之文笔与闲谈之方式熔铸为散文之形式，时而远距离鸟瞰，时而深入人物内心深处，作种种推测，灵活多样，生动有趣，如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而评论细腻、识见不凡，且语言流畅者要推太愚（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
李辰冬的《红楼梦重要人物分析》，是建立于人物形象塑造得如何是检验一部作品价值的标准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他明确指出：“一位作家之所以不朽，因为他创造了几位不朽的人物，而且他的人物愈能代表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灵魂的，则其作品愈伟大。”他是用哲学的眼光透视人物人性特点、剖析人物的灵魂，发掘其人物的闪光点。如分析宝玉的形象，说“他的人生观就是爱，得到了爱就是幸福，得不到爱就是苦痛，至于人生的贫富贵贱、尊卑际遇，他是毫不在意的”。随即分析宝玉对于女儿的爱的具体表现。李辰冬分析人物形象的另一特点是世界文学的眼光，在与世界文学名著的比较中发现《红楼梦》之伟大。如宝玉形象的光亮及其意义，则是在与赛尔望蒂的董魁绍、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皮尔伯柔可夫与昂都仑勿尔康司基等的比较中阐释的。他说：“如果认为董魁绍之所以不朽，像谭纳说的，因为一方面他象征着西班牙8世纪来十字军过分的梦想所养成的骑士的病态精神，另一方面象征着人类高超的、梦幻的与喜战的理想英雄。但丁与浮士德之所以不朽，因为他们是欧洲历史上两个伟大时代的缩影……那么，我们可以说，贾宝玉之所以不朽，因为一方面他象征了中国国民性的现世主义、沿情感、任直觉、宿命论；另一方面他象征着人类的“情种”，我们相信古今中外没有一位理想的人物再比宝玉多情的。然宝玉的情是纯洁的天真的。”李辰冬《〈红楼梦〉重要人物分析》，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556页。就中国文学而言，李辰冬得出的结论是“从中国整个的文学看来，不论在诗词、小说与戏剧里，描写纯粹爱情的很少，一写到男女的关系，就是性的一方面，《金瓶梅》是这一类的代表作。由艺术上讲，《红楼梦》在爱情方面的描写，实给中国文学开一纪元。”同上书，第556页。
李辰冬在剖析人性的特点与灵魂的闪光的同时，也注意于作者的艺术技巧的独特处。在分析林黛玉形象文字中，一方面指出她的人生观与宝玉一样“只在求一个爱”同上书，第557页。，其不同于宝玉处在于伤感与善妒的性格。另一方面从黛玉形象的塑造中发现作者特有的艺术手法。“每位伟大的作家，都有他创造人物的特别方法。例如巴尔扎克，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内心是藏在自己的外表里，外表是表现内心的，所以他先从人物所住房舍，所用家具，所穿衣服写起，由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习惯和胃口的情形，风雅或粗俗的程度，奢华或节俭的嗜好，愚鲁或细致的心性，然后再写到人物的灵魂。再如托尔斯泰，他每让一位新人物的出现，必先概括地介绍其面貌，服饰与举动等，以后如有机会，不厌重复地再一提此人物外表的特征，务使读者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至于曹雪芹对于人物外表的描写，好像也很注意，然绝不像现代一般写实作家那样；他的目的还在直接的灵魂的表现。”同上书，第558页。并对黛玉善妒性格的描写为例，加以详细地分析。
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选题的角度特别、巧妙而新颖。作者意在说明宝玉出家后会怎样，而要说明这一问题，必须明了宝玉因何出家。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作者的思想与《红楼梦》的思想问题。如果他是因翻过跟头，看透了人生不过是一场梦，最终是四大皆空，甘愿作和尚，对尘世毫无留恋，那么这部小说恰如开头的好了歌所说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不过是“色空”二字。如果宝玉的出家，是由于他为那个家庭乃至社会所不容，所逼迫，使得他在对传统就范或者与传统决裂的选择中，不得不选择后者，不得不选择离弃富贵温柔的生活而出家，那么出家以后的宝玉必然如同妙玉一样，世俗之心不灭。如果他的人生的路是悲剧的，一部《红楼梦》的思想也就有了特殊的非同小可的意义。而张天翼的分析恰恰是着眼于后者，认为宝玉的出家更多的是由于他的人生观，他的理想在现实中碰了壁，遭受到了种种挫折，而后不得不走那条路，那是一条反抗社会，反抗旧传统的路。于是消解了许多人认为《红楼梦》是宣扬“色空”的误解。
作家张天翼更善于把握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之心态与苦衷，理解起来也让人有入木三分的感觉，作家的语言较之评论家的语言一般说来更富于灵性、形象化与感人的力量，这些都使得《宝玉出家》在社会中产生了超乎想象的影响。
太愚（王昆仑）从1943年到1947年，先后发表了19篇论述《红楼梦》人物的文章太愚的这组文章发表于《现代妇女》第2卷第1期—第5卷第5期；《现代文丛》第1卷第8期；又见于史任远编《贾宝玉的出家》，东南出版社1945年5月版。文章包括： 《王熙凤论》、《探春论》、《史湘云论》、《晴雯之死》、《红楼梦中三烈女》、《平儿与小红》、《逃世者妙玉》、《花袭人论》、《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大观园中之遁世者》、《红楼梦中三烈女》、《贾府的太太奶奶们》、《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贾府的奴仆们》、《刘姥姥是丑角吗》等。，后结集为《红楼梦人物论》一书，于1948年1月出版。这是一部对《红楼梦》中人物加以系统研究的论著。其论及的人物有40人之多。人物形象分析虽说是文学的分析，但也需有哲学家的睿智、历史学家的眼光。太愚的人物论正是在这些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太愚在论及王熙凤形象时，鸟瞰全书人物，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她的独特性，显示出卓越的识力与眼光。他认为“《红楼梦》作者在全部故事中，除了主人翁宝玉本人以外，安排了三个主要的人物；在恋爱故事上是林黛玉和薛宝钗；在家庭生活中便是这位美貌多才的管家少妇。宝玉式的恋爱不能离开黛玉而存在；贾府式的家庭不能失去凤姐而维持”。作者能理解在这一高贵而复杂的府第人员结构中，“凤姐是一根从地基直贯到屋顶的支柱。……如果把这一女性抽了出去，《红楼梦》全部故事的结构也就坍塌下来；将只剩下一部庸俗的才子佳人的传奇。”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类型呢？太愚的概括也甚精到：“她正是一个《红楼梦》作者社会中的实际人物，一个18世纪中国贵族大家庭中的精强狠辣的少妇，具有封建社会所赋予一切特质的某一种完整的女性典型。”从“精强狠辣”四字中，可以看得出，太愚是着眼于才——精强、德——狠辣的两个侧面。并由此而联想到与之在两方面相近的曹操。“《三国演义》主观的题材是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但对于客观强有力的存在着的曹操，他非用力抒写不可；没有曹操的存在，三国的故事就根本解了体。有了曹操所形成的环境，才加强了刘、关、张的存在价值；有了凤姐所操纵的那样的贾府家庭，才使宝、黛恋爱这一故事中心更突露更浮雕化。支持汉代残局的是曹操，加速地结束了汉代统治的是曹操；凤姐对贾府的使命也正如此。在个性表现上，读者怕曹操，骂曹操，曹操死了想曹操；同样，怕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可以说，无论将凤姐比拟为曹操，无论说她是贾府故事的核心人物，还是将其性格概括为“精强狠辣”，都是太愚独到之处。在对王熙凤性格的具体分析中，尤见其识见之深刻与语言精练有力。如分析凤姐在家族上上下下复杂的矛盾关系中，“竟能见风使舵，多方应付”时，太愚写到： 她的婆婆邢夫人要她去向贾母为贾赦讨鸳鸯做妾，她很巧妙地摆脱了。王夫人疑惑大观园的绣春囊是她所有，她很委婉地洗刷了。王善保家的怂恿着王夫人搜检大观园，实在丢了她的面子，她却留给探春去发作。探春暂代家务，首先拿她“做法子”，她以忍让态度避过风波。她看出贾母王夫人偏爱宝钗，就加倍铺张地为宝钗过生日；看出王夫人选定了袭人为宝玉的侍妾，便从各方面去优待袭人。李纨带领众姊妹声势浩大地找她加入诗社，她知道这不过是要她出钱，她就立刻答应担任“监察”职务，先出五十两银子。来打秋风的刘姥姥忽然一旦为贾母所欣赏，她发觉了这是老太太最妙的消遣品，便立刻把这乡下老太婆当作宝贝看待了。短短二百多字，大半部书的故事尽收其中，将王熙凤善于应变的机敏圆滑性格囊括殆尽。
《红楼梦人物论》对某些人物的分析还不够到位，或抓住了性格突出的一面，而漏掉了有血肉的另一面；或将性格某一面，因论者的好恶而故意夸张等等。如该书分析王熙凤的形象，强调了她精强狠辣的性格。其实王熙凤的性格也是复杂的，不仅有辣的一面，也有温和的一面；不仅有狠的一面，也有多情的一面；不仅有时显示其假，也时而流露其真。小说写到她与秦可卿死别时的场面与真情，她与黛玉、宝钗、探春等姐妹在一起时的天真、可爱。一旦无功利时，一旦抛开利益是非时，她的性格也就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人性了。精强狠辣只是她性格的主要方面，远非其性格的全部。
20世纪后半期，对《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分析可以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王朝闻的《论凤姐》为代表。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写作的时间是1957年10月，虽然他也从产生《红楼梦》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来把握这部小说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虽然也借用或者说贯穿着当时流行的社会意识，但他更多的是对人的生命意识的把握，更多着眼于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的表现特征，所以总给人一种超越感和生命感。这正是这篇文章不同凡响之所在。何其芳是在总体上把握红楼梦的精神和有层次地展示红楼梦的文化意蕴中分析人物形象的，把分析人物作为阐发全书精神与价值的必要手段，他的分析更多是从读者的角度去揭示人物因何令人喜爱因何感动人的原因。譬如关于晴雯形象的分析，他毫不掩饰地说，在大学时，他最喜欢的人物竟不是黛玉、宝钗而是晴雯，现在依然认为一部书写得最出色的人物是晴雯。他体会到晴雯不仅长得“十分伶俐标致”，招人喜爱，而且出身也“和香菱一样可怜”，更令人可爱处是她真率的“平等的无邪的”性格，一种“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自我精神。她不像林黛玉精神上那样悲苦，“也不像花袭人那样卑屈”，却用一种明朗的、健康的真情与无邪，像“对待亲密的兄弟和友人一样”对待宝玉何其芳《论红楼梦》，见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2页。。正因为她不卑，不屈服于王夫人那样的权威，从而成为大观园中一个最悲惨的牺牲者。“这或许是《红楼梦》中最悲伤最缠绵的场面。这一段描写特别感动我们，这不仅仅由于写出了‘儿女之真情’，而且由于它表现了这样一种悲恸和愤怒：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罪过的少女的含冤而死，这是那种死不瞑目或者怨气冲天的含冤而死。”何其芳《论红楼梦》，见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３页。 “晴雯这个人物特别能够激起我们的同情和喜爱，秘密就在这里。不但因为她美丽、聪明，而且因为她的性格的明朗和富有反抗性，而且因为她的夭折代表了封建社会里的许多无辜者的屈死。” 同上。
何其芳的人物形象分析，不是从理论出发，用理论的框架分析作品的思想，而是从一个个人物的具体分析入手，用艺术的感受力、生命的体验去把握人物，其思想则是在形象的分析中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阶级分析将人的个性抽象到阶级的共性，政治评判将丰富的人生装入狭隘的铁筐里，结果人的鲜活的血肉都被挤干成了干巴巴的骨架子，而那些由灵魂和血肉组成的鲜活的生命正是人的心源情窟。何其芳的分析正是以作家的情感与评论家的眼光去把握人的心灵的躁动，剖析人的心理的丰富世界，故而避免了社会学评论派的种种局限。
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倒是有更稳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文学、典型环境决定典型人物个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阶级观念等时代流行的理论意识。这可从他的人物分析始于《红楼梦》的时代、贾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最终用时代环境来解释人物特性生成之因的结构顺序来说明这一点。然而，这些也仅仅是框架，作为人物分析的灵魂，作为最吸引人、启发人的，则不是这些框架式的东西，而是人作为人最起码的东西，即人性、人情。《红楼梦》这部书独到之处是写人的童心、真心、真性，写男女之真情“意淫”。蒋和森的分析也正是以人性人情的眼光笔触剖析笔下的每一位人物，用饱蘸着浓情的笔，用散文诗般的语言，用细腻的体验、合乎逻辑的思维把握每一位人物的心灵跳动。在所有分析人物形象的作者之中，蒋和森的人物分析，最细腻、最诗性化、最人性化，将人物形象分析提高到了新水平。通过读他的人物形象分析，可以感受到曹雪芹的心声、感受到十年辛苦的深味，可以体会得到作品的魅力与伟大所在。
王朝闻的《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是一部分析凤姐形象的专著，代表着典型文学理论指导下的人物形象分析模式。该书总是从社会环境、贾府的生活环境出发，寻找个性产生的时代必然性，寻找人物所属阶级的必然性，寻找共性的个性表现与个性的共性之因与普遍意义。王朝闻分析人物个性善于运用同类人物的对比手法，可是他对比的分析总抓不住人的灵魂，而只是对现象做流行理论的剖析。今举凤姐与宝黛对比分析的一段以见一斑： 凤姐只能代表没落的贵族地主阶级，却不能代替本阶级的其他成员，例如薛宝钗。宝钗同样是这个阶级的代表，但她俩却不能互相代替。强调共性，不能撇开这一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之间的差别。倘若自家把共性了解为脱离个性的抽象，他会把一般化概念化的造型当做现实主义的产物。宝钗和凤姐同样会说谎，却不应当把她们俩人说谎的本领等同起来，且不比较谁较爱说谎，论本领宝钗不及凤姐高明。接着便举了宝钗关于当票向黛玉、史湘云说谎和凤姐面对夏太监勒索银子而说谎的两个例子，说明“宝钗说谎不及凤姐老练”，不及凤姐“自然、圆滑、逼真”。这样的分析显得比较表面肤浅。
改革开放后，人物形象分析的论著愈来愈多。这一时期《红楼梦》人物评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评红热”中流行观点的反拨，纠正错误、克服片面，恢复人物丰富复杂的面貌；二是用人的哲学观照形象，发掘人的精神世界内涵。《红楼梦》人物研究正是在文学的回归和对人学的探索中，挣脱羁勒，纠正偏误，改变自身面貌的。这一时期的《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除了宝玉、黛玉、宝钗这些焦点人物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外，许多以往不大被提起的人物，如夏金桂、贾兰、小红、贾蔷等也引起了评论者的注意，人物研究的范围扩大了。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探原热，一些论著力求追寻人物形象的本来面貌，有的虽不免牵强，但毕竟能给人们认识这些形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新时期有关《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的论著很多，难以一一列举，现就这一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人物，择其要者加以评述。
贾宝玉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人们对这位小说的主人公争论最多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新人，是不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或“反封建的英雄”。多数人认为，贾宝玉虽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但其思想行为并未超越封建贵族的基本立场和儒学的理论体系，也无任何明确的不同于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纲领，充其量只是对某些事物表现出一定的叛逆精神，因此，不能称其为“封建的叛逆者”或“反封建的英雄”蒋濮《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张毕来《略说贾氏家塾中的师友之道》，《文史哲》1980年第5期；何林天《如何评价贾宝玉》，《山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有人分析了《红楼梦》产生时代的经济政治状况，认为那个时代不具备产生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贾宝玉的基本性格特征和资产阶级新人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蒋濮《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也有人主张贾宝玉是位具有新旧交织的两重性的人物，在交友、恋爱、读书和对少女用情、选择生活道路诸方面，莫不呈现着这种两重性谭景椿《新旧交织的两重性——贾宝玉形象刍议》，《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贾宝玉既有下层市民思想意识，又有地主恶少的劣根性，具有不成熟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李凤仪《略说贾宝玉的市民思想意识》，《克山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第51—53页。；他称不上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至多是个封建阶级的浪子黄景魁《贾宝玉形象意义辩说》，《沈阳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84—85页；蒋濮《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张毕来《略说贾氏家塾中的师友之道》，《文史哲》1980年第5期；何林天《如何评价贾宝玉》，《山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有人把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概念引用到《红楼梦》评论中来，认为贾宝玉是一位中国式“多余人”的典型李湛章、孙鹤峰、何纯基《从贾宝玉的形象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北方论丛》1980年第6期，第28—38页。。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富贵闲人”与“多余人”并非同一概念，他们虽同属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人物，但中国与俄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特点各异，他们扮演的角色以及思想境界亦不相同。在婚爱问题上，贾宝玉还没有摆脱封建社会所尊奉的习俗，还不可能像19世纪前期俄罗斯的贵族青年男女那样行动。不是贾宝玉不愿意那么做，而是时代尚未向他们提供那种条件。因此贾宝玉和“多余人”之间不能画等号陈星鹤《在贾宝玉和“多余人”之间不能划等号》，《南宁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111—116页。。“多余人”的观点是建立在“封建阶级叛逆者”这一认知基础上的，若“叛逆者”论点难以成立，“多余人”之说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基础。李广柏认为贾宝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贵族阶级中感情比较纯真、心地比较善良、性格比较独特而又有异端思想的人物。他不是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改革者，只是一个“小才微善”的纨绔子弟，是一个“移了性情”的不可救药者李广柏《红楼梦的奇与美》，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周汝昌为宝玉下了个“先人后己——有人无己”八个字的考语，认为这是他处世待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他的人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这种“自视甚卑”的特征，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中是找不到的，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是中国人的一种境界极高的人生观周汝昌《红学境界何处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第9—24页。。端本蕻良认为宝玉是“欲”“理”合一的代表人物，宝玉虽代表欲，则又有“葆欲”的含意，这种解释可谓在王国维旧说基础上的翻新。刘敬圻力求弄清楚贾宝玉的文化生存价值，认为在这形象身上凝聚着对多重文化既认同又背离的现象，是一个“对列祖列宗的价值期待既有背离又有认同，但背离略大于认同、积极背离又略大于消极背离的良性不肖子弟”刘敬圻《贾宝玉生存价值的还原批评》，《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 朱淡文力求探索贾宝玉形象的本事之源与精神之源，认为这个形象是个集合型的理想化了的艺术形象，他所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是情，这情应该是人类精神发展中可能达到的至情朱淡文《贾宝玉形象探源》，《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1、2辑。。如果我们思维脱开政治、道德标准的框囿，而着眼于人生，着眼于人的生死、生存价值的思考，可以说，贾宝玉是追求而失落的典型。是对真美如狂似痴地迷恋而最终失落幻灭的悲剧人生的代表。
林黛玉
对林黛玉这一形象历来都是褒奖有加，未见有多少异议，只是对其阐释日趋细致、丰厚了。张锦池从性格的内在双重矛盾结构出发，揭示出其既尊重自我，又尊重别人，既敏感又笃实，既尖刻又宽厚，既孤傲又谦和，既脆弱又坚强的多组矛盾性格结构，展示出了黛玉性格多侧面的丰富内涵张锦池《红楼梦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214页。。林同在研究了黛玉的诗词后指出： 黛玉既有女子的重要性格特征（温柔、缠绵）；又有一般女子所难以具备的品质（敏捷的诗才、目下无尘、孤高自许）林同《林黛玉诗词中的自我形象》，《盐城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第39—44页。。周蕙的《林黛玉别论》一文从纵横对比中把握林黛玉性格的特质，指出： 她是位介于宝玉与宝钗之间的人物，第四十回前她是宝玉的同路人，第四十二回后则为薛宝钗的回归者。如果说贾宝玉表现出具有近代因素的人的觉醒，薛宝钗代表着对现存的制度与秩序及其道德体系的维护，那么林黛玉既表现出对新世界的迷惘向往和朦胧的憧憬，又表现出与旧世界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难割难舍的复杂联系林蕙《林黛玉别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第86—94页。。李广柏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林黛玉，指出： 对林黛玉的形象不能用世俗的贤妻良母的眼光看，因为她是位理想化、艺术化的人物，她身上蕴含着人性解放的新意识和优秀人格，凝聚着人生的美好理想。她的悲剧是人世间美好感情、真挚爱情、高洁品质和卓异才华被毁灭的悲剧，是人性美被毁灭的悲剧李广柏《红楼梦的奇与美》，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刘敬圻认为林黛玉是永恒悲剧美的集大成者，并从其性格缺失之处（以自虐形式表示其自尊，复又以虐人形式表示其痴情的病态性格）分析造成此美的魅力所在刘敬圻《林黛玉永恒价值再探讨》，《求是学刊》1996年第5期。。也有文章分析了林黛玉身上残存的旧时代的观念意识，如林黛玉头脑中的一夫多妻制观念，以及由此所表现出的宝黛爱情与现代的性爱之间鲜明差异等艾春明《一夫多妻制在林黛玉身上的暗影》，《锦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79—82页。。
薛宝钗
这是位性格内涵丰富、历来争议较大难以把握的人物形象。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到90年代末的三十余年间，“尊林贬薛”的“钗黛对立”论一直流行于红学界。这一时期以来，主张“钗黛合一”成为主导的倾向。宝钗的才学与相貌受到评论者普遍肯定，而对于宝钗“德”的评价，人们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认为作者对其德虽有褒扬（如“停机德”的赞誉），但基本态度是贬，以贬为主，贬中有褒；有的认为，作者对宝钗之“德”虽有贬斥（如“人谓装愚”等），但对这位“山中高士晶莹雪”的基本倾向是赞扬、怀悼的，即以褒为主，褒中有贬。1990年前后，评论者不再仅仅局囿于政治、道德批评标准，而将视角伸向美学和人学的领域，认为宝钗、黛玉都是作者认为己所不及的几个“异样女子”，是作者悲悼的核心人物，钗、黛应该是统一的。
李景光认为： 早在清人的笔记里就有“尊林”与“尊薛”的争论，50年代中期又有尊林贬薛的“钗党”与“黛党”。其产生的原因实则是由于高鹗的续书及程伟元、高鹗对曹雪芹原著的删改造成的。高鹗的续书把“洞房花烛夜”和“魂归离恨天”安排在同一时间内，无可否认地使薛宝钗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简单化了。程、高对曹雪芹的前八十回作了一些相应的改动，这些改动虽然很小，影响却不可忽视李景光《关于薛宝钗的评价问题》，《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3期。。裘新红指出： 1954年的“批俞”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钗、黛对立论的文章，是针对俞先生的“钗黛合一”论而发的，认为黛玉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宝钗是“封建卫道士”，其目的仅仅是批判俞平伯，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他认为，宝钗身上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萌芽和时代的新因素《宝钗新论》，《滁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第57—64页。。陈文新认为： 人追求本性自由，憎恶文化规范，摆脱理性传统的压抑，对历代权势人物借文化规定得一己私利的敌意是造成人们长期抑钗扬黛的文化心理原因。关于对宝钗形象的具体评论，有人认为： 薛宝钗的思想性格和王熙凤、贾政、王夫人等人有本质的区别，不承认这一点是错误的。薛宝钗心地善良，性格中具有美好、健康因素的一面，她同林黛玉都是封建道德的牺牲者《论薛宝钗》，《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薛宝钗》，《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张锦池的观点是以贬为主，贬中有褒，他说：“批判中寄于一定的同情，赞赏中给予一定的贬谪，又爱她，又恨她，但基本上是恨而不是爱。”张锦池 《红楼梦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页。吕启祥注意研究薛宝钗的心理世界，认为她的内心世界有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在交战： 理智的冷静与非理智的情感，表现为平时的“寡语”、“藏愚”的常态与偶尔忘情的失态。理与情、冷与热、远与近的种种矛盾并存于这一性格复杂的人物身上。她分明是与“世外仙姝”相对峙的“山中高士”。作者对她固然有贬斥、有讥讽，也有赞赏同情和叹息。李广柏在对贬薛论者的主要依据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后指出：“薛宝钗，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染上了禄囊之气，令人惋惜，而并不可憎，她的行止见识远在那些须眉浊物之上。”李广柏《红楼梦的奇与美》，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王蒙对薛宝钗的处事为人给予了客观评价，认为她在贾府的诸种冲突中起了她所能起的“健康”作用，不能否认宝钗对众人的善意、对自己的节制、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高及其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王蒙《红楼梦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6—177页。。后来认为林黛玉、薛宝钗体现着统一人性的两个方面，林黛玉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薛宝钗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节制的王蒙《〈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中国化的一门学问》，《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辑。。吴戈高度评价了薛宝钗形象的历史文化意义，认为它概括了那种社会中封建士大夫心目中“最好”的美德，有着那个时代的最深的思想修养《评薛宝钗》，《江淮论坛》1980年第4期，第81—87页。。刘梦溪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将宝钗与黛玉看作礼与诗的两个不同文化流脉的艺术典型，一个是艺术精神（黛玉），一个是道德精神（宝钗），共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刘梦溪《红楼梦新论》1982年7月版。。
王熙凤与探春
大概因为这两位女强人形象具有更多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文化意蕴，或者因为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的呼唤，王熙凤与贾探春的形象格外受到评论者的重视。视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理家治世之才干；形象的悲剧内涵及意义；心理分析。这个时期分析熙凤与探春管理术的文章不在少数，她们被称为贾府中“管理人才的女强人”、“封建统治阶级的改革和杰出人才”，并将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施行的“严格的分工责任制”与贾探春在管理大观园“兴利除弊”过程中施行的“承包责任制”与当时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联系起来，并通过对此类情节的评述，揭示出探春敢于与男子较长论短的气概和“立一番事业”的远大志向，以及王熙凤的争强好胜、锋芒毕露，持权重利。一个粗俗，一个儒雅的性格特征，有明显的区别。评论者都认为这是两个悲剧人物，但造成悲剧的原因不尽相同。葛楚英认为，王熙凤的悲剧是封建特权造成的，她在当权、弄权、失权的过程中，既害人又害己，既承受客观上的压力，又从主观上作茧自缚。封建特权培养成她那份矛盾的性格： 攻击别人时，专横跋扈；受到挫折时，心灰意冷；积攒私房时，贪得无厌；拉拢别人时，也表现一点大方；在弱小者面前气焰冲天；在比自己权势高的人面前却又卑躬屈膝……因而王熙凤成为《红楼梦》中性格最为丰富复杂，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葛楚英《王熙凤的悲剧》，《武汉师院孝感分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23—30页。。徐子余在《论王熙凤的悲剧》一文中指出： 王熙凤的悲剧具有双重性，既是旧式英雄自害自祸的悲剧，又是受族权和夫权压迫的妇女的悲剧徐子余《论王熙凤悲剧》，《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第176页。。晏予分析了王熙凤的心理需求结构认为： 这一结构是两层次多维度的需求系统。在第一系统中，权势的需求是核心。春风得意的自我实现需求是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晏予《王熙凤需求特点的心理分析》，《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44—48页。。
那么作者对王熙凤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一些文章主张基本肯定说。认为曹雪芹刻画这一人物的着眼点不在于她是个统治者、压迫者，而在于她是个女人，而且是具有新的特殊意义的女强人，并不是个反面人物《凤姐形象的思想底蕴初探》，《鞍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徐子余说，曹雪芹在创造王熙凤形象时是抱着欣赏、嘲弄和惋惜的复杂心情的徐子余《论王熙凤悲剧》，《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第176页。。
至于造成探春悲剧的原因，一般论者都认为与王熙凤并非同源同力所致。王熙凤的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而探春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张海鸥分析了探春的心理机制，指出自卑情绪和超越意识，正是探春形象的深层心理机制的核心。自卑情绪来源于她的出身、女性和元春身份的无形压力三个方面。超越意识主要由归属意识和自尊自强意识构成张海欧《探春形象的心理机制》，《文科月刊》1988年第6期。。
其他人物形象
这个时期，《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上至贾母下至小厮，几乎都被评论者论述到了，并且还出现了人物系列研究，如伶人系列，管家婆系列等，不过，这些新论的“小人物”一般未能引起多大争论，争论较多的还是庸俗社会学泛滥于红学界时期，被划分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道者或卫道士两大类型的人物。而这类文章的大体趋向是对旧说的平反和纠偏正误。因此，纠偏正误的平反文章和填补缺漏的新人物论文章构成了这一时期“其他人物”评论的两大内容。
一是翻旧更新的平反文章。
被评论者重新审视的人物主要有贾母、贾政、王夫人、薛姨妈、袭人、平儿等。贾府中辈分最高的贾母以往被划入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封建制度维护者一类，而且是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基本被视为“反面”人物。文革后，一些文章从文本的实际描写和作者的创作动机出发，认为这是一个性格复杂又并不那么坏的老太太的典型。冯子礼说这是一个专制威严的贵族“老太太”；一个疼爱儿孙，温情脉脉的“老祖宗”，一个仁慈和蔼、恤老怜贫的“老菩萨”冯子礼《丰满的性格，丰厚的意蕴——论贾母》，《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3辑，第100页。。
贾政既是位严父、又是位慈父，既是一位正直严肃、理学味较浓的官吏，又是位可望多得些天伦之乐的男子，是位外冷内热的人。以往的评论者把贾政视为宝玉的对立面，斥之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只看到其“严”、“冷”、“残忍”的一面，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人们看到这一形象的另一侧面，认为这是曹雪芹笔下“真”的人物，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入反面人物中，那样不符合作者创作之本意张雷详《说贾政》，《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关于薛姨妈，严望在《论薛姨妈形象的典型意义》一文中认为：“薛姨妈不是‘老奸巨猾’的典型，而是一个纯粹的纵子宠女的典型，一个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具有一定应付世俗能力的女人形象。”严望《论薛姨妈形象的典型意义》，《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第97—105页。
对袭人的评价分歧很大，有人认为，袭人既有奴性的一面，又有反抗性的一面，对于这样一个封建思想中毒较深，但不失劳动人民善良贤惠本质的奴隶形象，我们当然引为同情，而决不能投以憎恶张德学《奴性虽多，还是奴隶》，《济宁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第46—50页。。也有人认为，袭人所走的正是一条从奴隶到奴才的道路，最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吴颖《红楼梦人物新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1页。。这的确是位让人憎恶多而同情少的形象。
“平儿”曾被一些论者归入与袭人同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的一类。有人则持相反的态度，认为平儿与袭人并非同一类性质的人。田海平在《也谈平儿》一文中指出： 平儿不是袭人。袭人是作者嘲讽、鞭挞的对象，平儿是作者讴歌的理想化身田海平《也谈平儿》，《鞍山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第81—85页。。与袭人相比，人们更同情、体谅，乃至喜爱平儿。
二是填缺补漏的新人物论。
聂绀弩的《小红论》，充分肯定了丫环“小红”大胆的人生追求，特别是爱情方面，认为她是《红楼梦》里唯一表现了正常爱情的丫头聂绀弩《小红论》，《读书》1984年第8期，第90—96页。。
书中的夏金桂，虽然着墨不多，却是一个独特怪异给人印象很深的形象。尤敏、成立称其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和商人的自私性、贪婪性、投机性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异端典型尤敏、成立《红楼梦异端夏金桂》，《山西师大》1986年第4期，第51—55页。。
女伶的形象系列一般不为人们所注意，黄怡舜从桀骜不驯、追求理想的龄官；明艳任性、棱角毕现的芳官；风采各异、抢成一团的“群”官三个方面，对女伶由点及面地加以论述。认为曹雪芹象描绘宝玉、黛玉等一样对这十二个唱戏的小伶人倾注同情、哀叹以至惋惜之情黄怡舜《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论红楼女伶》，《广西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59—64页。。金实称将管家婆子的形象概括为： 可憎的二层主子，可恶的帮凶，可怜的顽固派，可鄙的乖滑人金实称《比男人更可杀——〈红楼梦〉中管家子形象初探》，《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3辑。。
形象分析历来是小说研究的重要主题。一部小说的思想意蕴是隐含在作者已表现的情感、美感之中的，而情感美感又隐含于作品的人物形象之内，借人物形象表现的。所以小说的文学分析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分析，或者说更重要地表现为人物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的益处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情节中拎出人物形象，不仅使人物的故事再得集中，从而突出了人物形象的特征，使作者的情感与美感得以突现出来。其二，分析者在分析人物形象时，往往掺入了分析者的艺术体验、心理体验与人生体验，从而使得分析本身变成了分析者的艺术再创造。这种再创造，让文本与读者又拉近了一步，具有导读与指导意义，有益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
文学形象的分析，渗透着多种研究方法。运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理论来分析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必然要使用社会学的方法揭示人物生存和活动的社会环境，以及环境对性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方法的长处在于将社会问题落实于产生的典型环境并进一步落实到人物形象之中，而对于形象的分析自然涉及塑造形象的艺术手法和与之相关的表现形式，从而进入到了文学的自身，使之走向文学分析一路；其缺陷则是对于艺术手法的分析过多依赖于文学语言修辞的常见手法，诸如对比、比喻、夸张、映衬、烘托、皱染等等，从而显得话语单调乃至苍白无力。在分析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时，往往会运用考证的方法，将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和现实的社会现象相比附。一些研究者在分析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探春等形象时，指出他们性格的多重组合和内在的矛盾，以及他们的心理机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精神分析法。这样的方法，对形象的剖析往往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于细微处探寻到人物形象所隐含的象征意义。人物形象的分析当然脱离不了文本，需要从人物描写的字里行间里解读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形象意蕴，故也可以算作文本分析。
成功的艺术形象，其内涵都是丰富复杂的，读者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因此，在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出现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也是正常的，不可能强求统一。但对人物的分析，不能脱离文学的普遍规律，不能脱离文本所提供的实际形象。那些脱离作品的人物形象，随心所欲地胡乱诠释和批评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